本帖最后由 了然客 于 2013-8-16 11:26 编辑 6 B- U% N- c' {& f2 M7 G)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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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一个文革死于非命的教师
+ T5 ?$ N& D9 d& F" g对于文革，明里暗里为它翻案者不少，一度大有沉渣泛起的势头。一位已经爬上高位的大贪官在西南已经为文革复辟做了尝试并企图推向全国。如果不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这个人有可能再度用文革方式祸害中国。所以一切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有责任在晚年为民族的历史做真实的记载。 今天是8月5日，查了一下有关文革受难者的名单，发现47年前的今天有过一个轰动京城的惨案——发生在1966年8月的恐怖岁月里。 所谓“红八月” 起源于1966年8月1号，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开始的。毛泽东在信里边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而且是热烈支持，并且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煽动造反的大字报都作为文件附在这封信下。一时间青少年学生除去出身不好的都成了红卫兵。他们带起红卫兵袖章打砸抢杀，堪称无恶不作。70年代末三中全会后对于文革罪恶并不讳莫如深，全社会都有限度地清算文革罪恶（没想到过了几十年反而不许提文革了），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做了粗略统计，从红八月到九月底被活活打死的北京市民有名有姓的有1772人。这还不包括北京市郊区农村像大兴一个村杀掉几十人的事件。 红八月的重灾区是中学，因为中学生红卫兵容易被煽动而且打人凶狠，北京有多名校长和教师死于红卫兵的乱棒之下。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北京北师大实验中学，改为男女合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就经历了一生中最残酷与最后的苦难。恐怖的批斗是8月5日下午两点开始的。当年女附中学生王友琴回忆，卞仲耘等5位学校负责人跪在大操场的台子上，一个红卫兵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穿着草绿军装，戴红地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的红卫兵暴徒个个手持民兵训练用的木棍或木枪一顿暴打。 红卫兵不仅暴打还逼迫他们侮辱自己，强迫她喊： “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复复来回来去喊。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棍，看到奄奄一息的老师禁不住哈哈狂笑。当晚，卞仲耘从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年女性变为一具女尸，她头发凌乱，面庞浮肿，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双腿和两足浮肿。1966年8月5日离开时年仅50岁。几十年过去，王家长女王学回忆那可怕的一幕：“母亲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回家后，父亲看到从医院拿回来的母亲内裤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几十年以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不停地为妻子伸冤，直到四人帮倒台，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依然难以立案。原因很简单，这场臭名昭著的文革属于“家丑”必须捂起来，尤其凶手中有高层人物的女儿，所以本来就属于掩盖的罪恶就更要加密。而其中一名主犯早已移居美国，去他们当年声言要埋葬的美国享受，把几十年无尽的痛苦留给无辜的一家。中国是一个经常讲究不要忘记历史的国度，但本民族作恶的历史难道就可以忘记吗？由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特殊，很快这种以打死人取乐的风气传遍北京各校甚至全国。 几十年以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不停地为妻子伸冤，直到四人帮倒台，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依然难以立案。原因很简单，这场臭名昭著的文革属于“家丑”必须捂起来，尤其凶手中有高层人物的女儿，所以本来就属于掩盖的罪恶就更要加密。而其中一名主犯早已移居美国，去他们当年声言要埋葬的美国享受，把几十年无尽的痛苦留给无辜的一家。 中国是一个经常讲究不要忘记历史的国度，但本民族作恶的历史难道就可以忘记吗？ 由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特殊，很快这种以打死人取乐的风气传遍北京各校甚至全国。1966年8月18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子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问起宋彬彬的名字后毛泽东说“要武嘛！”武斗的风起更是火上浇油。 据当时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回忆：“‘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且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从而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灾难性事件。”毛泽东找吴德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吴德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希望刹一刹这股风。吴德汇报说北京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而毛泽东却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再次支持这种做法，倒是旁边的林彪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倒是林彪还有不让打死人的底线。 写于卞仲耘遇难47周年 2013年8月5日 | 
发表于 2013-8-16 1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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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16 14:3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