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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琼林中西饭庄 《京华百二竹枝词》里面说:“菜罗中外酒随心,洋式高楼近百寻。门外电灯明似昼,陕西深巷醉琼林。”就是说,醉琼林开设了在前门外陕西巷,很多楼阁,不管你是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都有。竹枝词这里说的就是醉琼林中西饭庄饭庄里面有番菜馆和粤菜馆,由广东人冯玉珊所开设。据说醉琼林番菜馆是中国人在北京开设的第一家番菜馆。醉琼林至少在1903年(光绪29年)12月就已经经营西餐,早于1907年万牲园来远堂的燕春园番菜馆。 粤菜馆北上晋京,之所以选择西餐先行,这与西餐源起广州,粤人早擅其技有关,更与粤宦在京,早以西餐待客有关;“西餐先行”,即以西餐或曰番菜为招徕。西餐厨师往往是广东籍官员的家厨或者是清政府外交部门的官厨。 西餐馆之所以开在八大胡同的陕西巷,是当时官场宴饮离不开相公妓女,无倡优不宴,无倡优不欢。当时正是陕西巷倡优制度转换时期,“相公堂子”的房舍、设备、规矩逐步由“清吟小班”和“茶室”传承接手,倡优同在胡同之中,想要“开盘”非常容易。“开盘”通常是叫妓女来陪酒吃饭唱小曲的意思。现在借用“开盘”一词,在楼市,开盘指的是房地产项目首次大卖;在股市,指的则是每天股市开始交易。 醉琼林中西各菜,可任意点取,一时士大夫皆颇为赞赏,座客常满,非先期预定不可。开业不久,天津《大公报》就追踪报道。《行乐及时》,1903年12月10日第2版《行乐及时》的报道,称某大员在醉琼林宴客,左抱名优,右拥名妓,的确先声夺人,显其高档:“十八日晚间有某大员在醉琼林宴客,飞纸招花,侑觞娱宾,一时名优名妓交错一堂,某大员左抱右拥,顾盼自豪以,为行乐及时云。” 《大公报》天津版1903年12月27日第2版)通过一则《不谙世故》轶闻的报道,进一步彰显了醉琼林的档次:“某尚书于日前在醉琼林宴客,早晚两席,备极丰腆。有客于席间询及东三省事,尚书顾左右而言他,同座者咸嗤是客之不谙世故云。” 醉琼林还举办某省在京官员的团拜会,比如1905年8月7日,新蒙委任的广西府县官员,就是团拜于此:“新拣广西差遗委用之知府以下、知县以上各员,于本月初七日在醉琼林番菜馆举行团拜欢会,一时冠盖纵横,联合寅谊,亦官场一团体也。”(《拣发官员团体》,《大公报》天津版1905年8月12日第2版)。 许宝蘅(1875—1961),书法家。清末举人。曾任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当年频频赴宴醉琼林,《许宝蘅日记》所附《夬庐居士年谱》,多记席上风流: 1906年5月7日:六钟十分赴醉琼林,履平、锡侯所约,同坐为李□□、张彦云、王蕙庭、章乙山、吴震修、周荃孙、陆春方,召伶侑酒,有名小梧桐者,能琵琶,略能弄弦却不精,歌喉甚粗,在今日已为难得者。尝与仁先谈近世人才,不独政治、文学风流稍歇,即僧侣、倡优亦迥不如昔,可叹。那位叫小梧桐的名伶艺术水准虽不高,都已经不好找了。 1907年,《顺天时报》对醉琼林店面扩张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其中一篇写道:“陕西巷醉琼林中西饭庄,新近在后院,又添盖一层西式大楼房,六月被便动工,到本月方才造成。是三楼三成,一律用红砖砌成的。屋门都是洋式,用五色玻璃嵌配。内容间料,特别宽大,可以容下大圆桌四桌酒。”醉琼林中西餐可以分开,其中“楼下三间都是中国菜”。 民国成立之后,1913年3月2日,北京八大胡同的花界首次举办新式选秀活动,组织者为北京《民主报》。依前清旧例,仍设才、情、色、艺四科,胜出者不再称状元、榜眼、探花,改称为博士、学士,每科评出博士一名,学士若干。颁奖大会在醉琼林举办。才科博士金秀卿、艺科学士鲍飞云做为代表在颁奖大会上作了发言,胜选名单中有一位陕西巷云吉班的,是色科学士洪红宝,可见小凤仙此时还只是云吉班中的一般风尘女子,没能在颁奖大会时吃番菜。 1917年初,醉琼林就关张倒闭了:“启者:兹有北京陕西巷醉琼林饭庄舗底家具等件,现由该舗主张茂林倒与华丰楼开设饭庄,所有原开醉琼林存欠账目酒席等票,以及公款私债纠葛不清等事,均有旧主张茂林铺自行清理,不与新业主相干,恐未周知,特此声明。北京华丰楼新业主启。”(《紧要声明》,《申报》1917年3月18日第4版)从这则声明中,醉琼林的主人,不知何时,已经由冯玉珊变更成张茂林了。而之所以变更,肯定是由于经营不善,当然味道也不可维持旧有品质;新接手的人,又不能较好地加以改进,以致关张。 华丰楼后来也经营不善倒闭了。30年代陕西巷的鑫华番菜馆是否在醉琼林中西饭庄故址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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