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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的活佛，法师，大喇嘛在驻寺庙内都有自己修炼的“法堂”，这个法堂是依据自己的保护神而建的“立体坛城”，根据信奉者的地位和经济实力确定自己的“曼荼罗”的繁简。 最简单的“曼荼罗”是一幅“唐卡”，符合迁徙生活的信者。 高级一点的有供桌，佛龛。 再高级一点的是佛堂。包括住房内一个独立间，一般富裕的百姓采用这种方式，今天在藏区很容易见到。独立一座方形房子，这种房子无自己的围墙，这种佛堂多设在寺庙内级别较低的“活佛”或“法师”。 最高级的是高级活佛或“大法师”不仅在自己的驻寺有独立的院落，在外出去属下寺庙传教时有专设的“行宫”“佛堂”，这些“行宫”和“佛堂”被使用后会被所属寺院当作“佛迹”供奉，其他人是不能使用的。如果大活佛转世，原住宅和佛堂要变成大寺庙内的“扎仓院”。一些传承历史较长的大寺院会把本寺第一寺主的佛殿改成经堂，并随着时间的变化，经堂也会逐步扩大。 外蒙的庆宁寺是雍正皇帝为一世哲布尊丹巴·罗布藏旺布扎勒三（1635 - 1723年）呼图克图圆寂后依照其父“尝言”“当赏银十万两，修建一寺，以为寝陵”而建。从而可知庆宁寺一开始是按供奉一世哲布尊丹巴“圣体”而建，而原应为“哲布尊丹巴”在世时的“寝宫佛堂”就要改为“经堂”。正因如此，庆宁寺的大经堂（方殿）一开始就是今天所见的那样，经堂内无隔断，为通体大敞厅，平顶中间设凸形天窗。而雍正帝在多伦建善因寺是为 二世哲布尊丹巴·罗布丹彬多密（1724年－1758年）驻寺，建善因寺时一世哲布尊丹巴已圆寂，其转世“二世哲布尊丹巴”仍驻“汇宗寺”，雍正五年（1727年）始建善因寺，九年（1731年）建成，二世哲布尊丹巴才“移住善因寺”。由此可知这座和庆宁寺同年同月同日同“样式”而建的两座寺庙都是给“哲布尊丹巴”的：一座为“在世活佛”，一座为“圆寂活佛”。 作为在世活佛的驻寺，其寺必依藏传密宗“曼荼罗”仪轨建“坛城”式住所。这种立体式的曼荼罗要体现起码的“法”（代表“大日如来”，即六字真言中的“嘛呢”）和“智”（代表“佛母”，即六字真言中的“叭咪”）象征组合形式，这种形式在平面上表现为“凸”和“凹”的嵌接，“凸”朝东或南。在立体中为“山”形，“U”代表“佛母”，为“口”字形建筑，中间为“I”为堂主的佛堂。只要“活佛“在世，其修炼地的“坛城”一定不会是的封顶的。 黄寺的“汇宗梵宇”院，为班禅五世而建，达赖五世圆寂后，“都纲殿”并未改成“大经堂”。 究其原因，可能是“传承系统不一”。 黄寺是清驻京“八大活佛”敏珠尔呼图克图的驻地，敏珠尔呼图克图的地位略低，不过，是独立的传承系统，我认为敏珠尔呼图克图无权也不敢把“班禅五世的行宫”作为自己的“经堂”。 为班禅五世而建的“行宫”，其级别很高，在“方楼”的角檐的脊兽为“九”。连“雍亲王府”改成“寺庙”后，也未享受如此高的待遇。 既然“汇宗梵宇”院是班禅五世住锡之地，须有其相配套的门。这个门就是乾隆题写“汇宗梵宇”那个“山门”。《钦定日下旧闻考》载“西黄寺与东黄寺接连，雍正元年建。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四十五年御题山门，额曰：彚宗梵宇。”乾隆四十五年（1750年）正是班禅五世来京时期。“四十五御题”（为什么三十六年时未题字？）。可能说明这一年增建了一座门：在“都纲殿”院内碑亭南部的增加一道象征级别的“三门垂花门”完全有可能。 今天的“三门垂花门”在“清静化成塔”的中轴线上，从规制上是说不通的。唯一解释：废物利用，因地制宜。在“十三世达赖”1908年来京时为其修建“驻地”时，把三门垂花门向西移动到化城塔的中轴线上，在“垂花门”和“化城塔之间有一座“奉香献供的佛殿”。在“佛殿”和垂花门之间的西边有通道通往原“资福院”内的某个独立院落 ---“达赖院”。 + d% Q' [; d'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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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9 05:05:20
楼主
发表于 2013-8-9 20:4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