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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1）政治学习 常规学习。刚到兵团时的早请示，晚汇报，还有规定的学习时间，每人必须发言，班干部带头，团员带头，谈理想，谈如何扎根边疆。印象最深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面对大家难以承受的劳动量，别说是干活偷懒，就连想一想都是不对的，在班务会上做深记得检查。虽说是本人不说，别人也不知道，但每人都必须要找出自己的缺点，曾经一闪而过的念头，进行自我批评。 雨雪天的学习。因为雨雪天不能干活而组织的临时性学习，也是读书或读报，讨论、记录、汇报等，夏天还不能错，屋里凉快些，体力也得到恢复。冬天干活苦，不干活冷。坐在冰凉的土炕上，手插在棉衣的袖子里，脚上穿着棉鞋依然是冷。脚趾冻僵了，干脆将狗皮帽子套在鞋外面，每个人都蜷缩在自己的被子旁。有一阵子，连里一个老职工被分配跟我们班学习，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林业治沙研究所的职工，四十来岁的男士，他的到来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他会主动找来一个大沙枣树根（曾经挖出又扔在一边没有人要的，因为它很难点着火），再找些小树枝当柴，点火烧炕，他知道我们冷，知道女孩子不应该受凉。大大的树根很不能容易才能点着火，但它特别顶时候，能烧很长时间，热热的炕，让我们感觉暖暖的，享受。我们自己烧炕的时候并不多，一是不会烧，二是没有柴，一般都是到老职工家门口的柴垛去偷，每次少偷一点，够一次用就行了。老职工很少，每家都被我们偷了若干次，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但也从没有怪罪于我们。 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学习，下乡之前，每当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我们都要敲锣打鼓地游行庆祝，那时是到学校集合，走到天安门再走回家。刚到兵团时，还保留了这一习惯，从收音机听到最新指示的广播后，全连排队，到附近的沙漠中，围着连队转一圈，鼓声、锣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后来大概是毛主席不发表最新指示了，游行自然就没有了。对于最新指示还要进行学习和讨论，人民日报的社论一般是学习和领会精神的依据，结合实际的讨论还是要人人发言。 林彪事件之后学习，北京的同学最早从家信中得知林彪出事的消息，一般只在小范围内传播，除了很要好的人，是不能让人知道的，都很害怕犯政治错误。很多人得知这一消息时都不敢相信，有人就说，在正式文件下达之前，我还是要称他为林副主席的。当上级正式传达相关文件时，还是有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这以后，学习很频繁，拉练也很多，风声很紧，大家都谨言慎行，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自学，学习毛主席语录外，买了共产宣言、反杜林论等理论性书籍，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通读，思考，自觉性有，时间也用了不少，能读的书尽可能地看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没有学懂多少，但也体现了自觉学习的精神吧。 六连的第一任指导员，能够将毛主席语录270页全部背诵下来，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本事。每当他带领全连学习毛主席语录时，总是不给大家留出翻书的时间。只要说出第几页的第几段，他就会喊开始，只有他一人在背，大家还不知道哪段，自然就跟不上。所以大家也有些烦他。不久，他就调走了。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2）入团 团员必须是在各个方面能够起来带头作用的，家庭出身也很重要。我们二排六班十余人中，没有一名团员。班长是北京68届知青，当年分了工厂都没去，主动要求下乡。吃苦能干，人缘也不错，但因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入团就要推后，我出身好又能干，还会主动帮助和关心别人，70年1月就成了班里第一个团员。随后，还发展过几名团员，虽然大多数人都很能干，也都要求上进，但发展速度很慢，三四年中，每个班也就发展了三四名团员。排长总是说，团组织的大门永远敞开的。大家就会开玩笑说，就是我们的腿短，总是迈不进去。直到返城，许多人仍然没有入团。当然，也有个别人入党，对于我，是根本就不想。 团组织活动并不多，与一般政治学习没有太多区别，强调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艰苦时刻冲在前。那时入团很难，大家的眼睛也盯着团员，其实我是真正遇事冲地前面，能干也肯干且从不觉得冤。我最不喜欢任任劳不任怨的人，不干吧，怕人说，干了吧，又觉得吃了亏。 那时抚恤金的标准很低，参照部队，如若有人牺牲，一个战士仅150元，班长是180元，排长230元。有时遇到危险些的时刻，大家时常会开玩笑，排长上，230呢。当然仅是玩笑，大家还会主动抢着上的。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3）业余生活 看电影。到县城看过几次电影，由连队组织，大家排队到县城唯一的电影院，当地老乡很少看电影，竟然不知道对号入座，只强调自己是先来的，抢占座位。没有电视的年代，大家的业余生活太匮乏，团部的放映队也很少下到连队放映，于是，连长让大家讨论，只够买当时最小也最便宜的放映机（16毫米）的一点钱，是买放映机还是买农耕机器。干活能省些力，还是看电影。大家都选择了看电影，于是，买回了放映机，有了放映员。虽然是老三战：地道、地雷战、南征北战，放映前还会有大量的新闻简报，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后来的电影就丰富了，用当时的话讲，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是搂搂抱抱，越南是飞机大炮，中国是新闻简报。印象深刻的是，看了“宁死不屈”后，第二天排里有一女生说她梦到“宁屈不死”。回北京看电影，73年夏天我第二次探亲时，正赶上流行电影“卖花姑娘”，据说是很多人边看边哭，不知是感动还是难过，我也不能错过机会，见识了一次，没有那么伤心。 拔河比赛。连里组织了一次拔河比赛。分男生组和女生组。二排向来是最能干的，也就是说，事事都要走在前面，凡事都要争个高低。对于拔河来讲，二排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输，也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不料事与愿违，输了。这下，排长脸上大概是挂不住了，全排女生都很紧张，开始了一系列的学习与自我批评，反对骄傲自满，口头的还不行，文字性的东西一篇接一篇，连队的广播中每天也大多是我们排的稿件。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输的不是成绩而丢不起的面子。最后，还是连长的一句话才算是结束了此事：“不就是一次拔河嘛”。 每天的自由活动时间非常之少，就是饭前饭后以及晚上关灯前的少许时间，说笑几句也就过去了，周末若是能够外出，可以到巴市下饭馆。若是不能外出，就是洗衣服、聊天，还有人对着沙漠想家。没有电视，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外国歌曲不让唱，中国歌曲也没有什么可唱的，因此少有人唱歌，单调的生活，也就是大家常开些玩笑，时常也会相互之间开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说是扎根边疆，因为年龄小，没有认真地想过其中含义，也就少一些愁闷，虽说各项工作积极主动，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成分。 两三年后，开始打牌，一般是玩升级或争上游，有些人就用扑克算命，我不信也不让别人给我算命，命是算不出来的，因为它与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4）看病 按照部队编制，连里有医务室，团里有卫生队，师里有医院。我忘记六连的军医姓什么了，人很和善，态度也好，医术不错。后来，一名女生当了卫生员。我们从没有去过团部卫生所，因为距离太远。小病在连队解决，大病直接去师部医院。师部医院曾有一名据说医术很不错的外科大夫，在给一名知青做扁桃体手术时，发生大出血而死了人，一时间，知青都有点紧张。连里常有人住院，七零年下半年，炊事班里一人得了肝炎，传染了不少人，先后都进了师部医院的传染科，我是七一年五一住的院，是六连的第十九名肝炎。住了一个月，排里的好友及同学也常去看我，连吃带喝，但她们都没有被传染。 得肝炎的症状类似感冒，五一前就不舒服，五一那天，早饭是炸油饼，吃了几口就更难受了，军医看了看我的眼睛，肯定地说，急性黄胆性肝炎，明天带着东西住院吧。第二天，赶着小驴车上了师部医院，果真，就住了进去。其实，师部医院也有知青，打杂、护理等。 印象中，连队是没有汽车的，一般都是步行，乘坐小驴车就很幸福了，那一般是病号才能享受的待遇。还有就是探亲假时，火车是夜里近十二点才路过我们这，小驴车将大家送去。连里有两三辆大马车，拉粮等大事就排满了，兵团也有个别男生因为赶马车时，马惊了而牺牲的。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5）堵口子 根本不清楚是哪条河决了口，一个夏天的半夜，紧急集合号响了起来，大家迅速排好队，向五连方向赶了过去。我们五、六、七连是依次排列的，远离团部，在巴市附近。五连距六连大概是十里地吧，我们一路急行军，处于跑步状态，天黑并且没有月亮。只能是一个挨一个地跑，跑不动或体力弱的就拉着，先是土路，略宽一点，接着就是沿河堤跑，窄窄的堤，即要有速度还要防止掉下去，只有脚步声，气喘吁吁声。大约半个小时，终于到了五连。站在决了堤了河边。 河的一面很宽，好像是湖水一般，一面较窄，决的口子大概也有二三十米宽。大家站在一边，等候命令。等到的命令是全体下到水中，组成人墙。其实很多人都不会游泳，但没有人犹豫，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地走进水中，二三道人墙就形成了，水齐胸深，流速尚可，但想尽办法，口子始终堵不上，虽然水没有将人墙冲断，也没有人被水卷走， 但很多人的鞋子都掉进了水中，不能松手更不能捞鞋，到听命令上岸时，大多数人都光着脚。 太阳出来了，总算是不冷了，口子还是堵不上。部队官兵也来了，他们打算先将长长的树干放到水中，再用沙袋堵。我们一字站在河边，会游泳的站在边上，不会游泳的站在里面，看着事态发展。几名战士拥着树干下了水，从宽的一面向口子运动过去，越接近决口处，水流越急，水也越深，几个人一下子就没有影，我们的心都提了上来，战士们大喊着：班长，班长。片刻之后，班长终于露出了水面，战士们的心放了下来，知青却都大笑，战士游的狗刨。 口子还没有堵上，领导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离去，大家都站在河边，大概是受到狗刨的启发，水性好的男生干脆下水游泳，表演一般，蛙泳、侧泳、自由泳、蝶泳，各种漂亮的泳姿，岸上看的人非常多，水中的人更来劲，我们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中午时分，部队官兵干脆撤了。从半夜到中午，十多个小时了。太阳晒着，沙子滚烫，光脚不敢站在地上，没有鞋的人都站在水里。口渴还好些，干脆喝河水，肚子饿了，只能忍着，大家都蔫头耷脑，没了精神。 口子是堵不上了，终于，接到了撤回的命令，没有人站队，抄近路从沙漠中朝着六连的方向，撒丫子就跑，没有鞋的人跑得飞快，因为脚心只要落在沙子上就是滚烫，赶快抬起，还得落下，循环反复，速度当然快了。也有人不敢光脚跑，五连的人也不含糊，让人们到宿舍，不是谁的鞋子，随便穿。 口子虽然没有堵上，有了一次难忘的经历。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6）挑坯 刚到兵团的第一个劳动，就是挑坯。基建需要大量的坯和砖。砖是用坯烧制而成，每块砖的重量大概是四斤。相对来讲，成本高但重轻一点。每块坯的重量大概是五斤，由于便宜所以用量很大。女生排的任务是将坯运到所建的房子边。 一根绳子放地上，两横、两竖，交错地码上土坯，十二层就是二十四块土坯，一百多斤重的分量。再将绳子套在扁担中间。所谓扁担，其实就是杠子，一根近两米长的杨树杆，手掌粗细，即没有去掉皮，更没有去掉疤痕。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地挑起杠子，从土坯存放处到正建的房屋，一天往返若干次，只要不休息就必须不停地重复劳动，粗糙的杠子压在细嫩的肩膀上，痛，肿，接着压，日复一日，直到不痛。一个多月的挑坯，让我们这些刚从北京来的知青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劳动，什么是艰苦。以至于后来每当挑水时都不觉得累。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7）探亲 兵团规定三年才有探亲假，对于十六七岁的知青来讲，想家是肯定的，干活太累、吃不饱饭、节假日、遇到不顺心时都可能是最想家之时。父母长辈更想我们，于是就有了提前探亲，但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批准。电报开始多了起来，父母有病、爷爷奶奶病危等，老人去世一般能够批假，但病重就要酌情处理了。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排里有一个女生收到老人病重的电报，哭了起来。有人说，出身不好，应该划清界线。记不清她是否被批了假。 七一年春节前夕，我的奶奶病重（父母唯一的老人，在北京随我们一同生活），连队批了假（12于探亲假，3天路程，共15天），我踏上回家的火车，过路的火车，车厢里人满为患，站了很久，回到北京。爸爸还在华北局五七干校，大年初一早晨，我又坐上火车，车厢依旧很拥挤，三毛钱的盒饭换成了饺子，我买了一份。2个小时后，天津站到了，人下了大半，车厢里空荡荡的，躺在长椅上干脆睡觉。再醒来后，芦台站快到了。父亲早在站台等候，骑自行车带我走了七八里路，回到干校（注：前几年弟弟曾去过一次干校，2010年的十一，我们兄弟姐妹想去看看，到处修路，路况很差，最终车子还是没有开到，遗憾）。食堂买回的馅和面，父女俩一起包饺子，在取暖的煤炉上煮。我和父亲相聚了两天，初三早晨就踏上返京的火车。家人都见到了，假期也到了，回到连队不久，奶奶就离世了。 由于肝炎过后身体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恢复，父母希望我回京治病。七二年的五一后，我申请提前探亲（有团部卫生队、师部医院的证明），得到批准。回家后，父亲领我到各大医院，就诊于一些知名大夫，还托人联系到广安门中医院的老中医，坚持服用中药。听说服用酸奶对身体有好处，父亲陪我每天到白塔寺副食商店买酸奶喝（小商店没有）。为了我，父亲忙前跑后，让我感动。 当时老干部陆续被解放了，虽说不一定分配了工作，但自由多了。很多军队干部将下乡子女送去当兵，地方干部也让子女先回京再说。父亲从别人嘴里得知兵团情况，就不想让我再回内蒙，于是我一直在北京治病。七二年的秋天，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名额非常少，单位推荐，但让人看到希望，父亲决定让我返回兵团，那年，我在北京住了五个月。 大拨的探亲，都是一批人一起走，十几天后一起回，易于管理，驴车接送也方便些，每批二三十人或十几人。十六岁下乡，一晃就是近三年时间，每人都对回家充满渴望。人们站在站台边上，伸着脖子向火车来的方向张望，火车的灯光就是希望。有一次，火车终于来了，远处的灯光越来越亮，人们也开始向前拥挤，突然，一个女生掉下了站台，动静也不算小，但人们都关注着火车，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时，连里一名男生毫不犹豫地跳下站台，将那女生抱了起来，又迅速地蹿上站台，火车从他的身后过去了，想着都后怕。我不在现场，听连里知青讲的。也许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惊险，这名男生好像也没有受到奖励，我还是很佩服他，毕竟在那关键时刻，只有他一个人跳了下去，并且抱着一个人再上那半米高的站台也是有相当难度的。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8）调动 七二年的十一后，我回到了兵团。由于我确实有病，在北京治病期间一直续假，回连队后没有受到不公的待遇。恢复了以往的生活，虽然很苦，我觉得很踏实，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重要的是要做好当前的事，为自己今后的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父亲联系到解放前在内蒙工作时的老战友，通过他们再联系到内蒙兵团的人，最后落实到六团当时的赵团长。决定将我调到六团，有个照应，也方便今后对我的安排。七三年十二月，我收到调令，从距离巴市12里地的六连，到180里地外的六团。在师部的转运站，我找到六团的卡车。十多人坐着拉满粮食的卡车上面，箱子和行李也放在边沿上，卡车向沙漠深处开去。刀割一样的西北风，高低不平的路，车颠簸得很厉害，人和行李仿佛随时会掉下去，我没有办法，举目无亲，三四个小时后，终于到了六团的团部。没有人帮助我拿行李，况且也不知道行李搬哪里，我找到团长家，团长外出开会了，别人不知情，我只有先住到团部招待所。几天后，团长回来了，我被安排在工副业连，从粮站取回来行李，到一条马路之隔的连队报到，只有一个男生排和一个女生排的连队，记不清分到几班，一切从头开始。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29）装窑出窑 所谓的工副业，其实就是烧砖。当时兵团各个单位的基建任务较多，对砖的需求量很大。砖有两种，一种是红砖，一种是青砖，青砖比红砖的质量好，工艺也复杂（砖烧到一定程度时，在极热的温度下让砖过水，再继续烧，砖冷却后就能变成青色），价钱相对也贵。当时的砖是几分钱或一毛多钱一块，青砖比红砖贵几分钱。 第一道程序是脱坯，几乎都是男生负责，晒干的土坯每块大约是五斤重，烧出的砖大概是四斤。湿的土坯就更重了。模具是三个为一联，即每次脱土坯是一次三块，至少二十来斤，一天下来，女生根本干不动。选择粘度合适的土运回来，或者就近脱坯。和成软硬适中的泥，再用铁锨将泥铲到模具内，填满填实，再刮去多余的泥，搬起带泥的模具走到相应的位置，快速将模具翻过来，泥块就整齐地排列在地上。晒干后就是成品坯，地上大片的坯很占地方，还要将土坯高高地堆起来，码放整齐。下雨时还要盖上，否则就会淋湿。 第二道工序是装窑，这也是重体力劳动，但也只能由女生完成了。砖窑可大可小，我们用的一般为圆形，直径就有近十米，高三四米，想象一下，多少块土坯才能填满它，可是它一次就能烧出很多砖。 存放土坯的地方距离砖窑也不一定很近，若是较远，就用小车将土坯直接运进窑内，这样就需要先将砖码放在小车上，再运进窑内，卸下来，这项工作一般是两三人一组。窑内还有人顺窑边向上码放，码砖也是有一定规律的，从地下开始，由下向上，每排的排列多米诺骨牌似的，以保证每块砖之间有一定的空间，上一排必须与下面的有一定角度，保证砖的稳定性。土坯越码越高，要有人向上递，再高时就向上扔。 土坯存放处若是距离窑口较近，或者是窑内土坯码放的较满，小车不能进入砖窑时每，就必须是用人来背土坯。每层两块坯，横竖交叉放，十至十二层，双手背后并且在最低处抓牢，土坯也一直到来脖子，五六十斤重，背着走进去，两三个小时休息一次，不停地背砖，比民工还辛苦。从窑口进去来码土坯，至少是两米多高，全部码放满了，就封住窑口。我们还要背土坯上到窑顶，从上面继续码，总共三四米高，接近窑顶时，砖窑算是全部装完了。用土封顶，不能漏水漏烟。装窑的人不能太多，女生排二三十人，每天老鼠搬家似的，不停地干，大概也要持续一个多星期。 第三道工序是烧窑。技术活，雇人来干，红砖大约一个星期，煤窑结束，停火，降温。青砖还要上水，大概多烧两三天。 最后一道工序是出窑。先是上到窑顶，铲去顶上所盖的土，余温还在，半热的砖，一块块地取出，背到砖场，堆放整齐。随着窑内砖的减少，在适当时候，打开窑门，开始从窑门处取砖，接着便可进入窑内，取砖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当清理出较大的地方后，就可以用小推车向外推砖了，背砖的日子就暂时结束了。 记不清连里有一个，还是两个砖窑了，只记得那超重的体力劳动，一身的汗水，满是砖末的衣服，夏天还好，太阳晒热的水可以擦洗身上，春秋或者是冬天就很难受了，这样的劳动比种田累，比挖大渠还脏，确实很不易。 如今都是机器制砖，装窑和出窑的程序不知如何变化，机械化程度提高了很多，估计不会再背砖了吧。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30）吃水 机井。我调到六团时，团部已经打好了一口机井，我们水可以用桶挑、用水车拉。下属各个连队每天都来水车拉水，所谓水车，就是小驴车上固定一个大水箱。机井旁水管总是开的，不停地放水，每个水车若是灌满也是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机井旁总是排着很长的队伍。机井的水谈不上甘甜，绝没有异味，喝起来就算是可口。一旦机井出现问题，全团职工及家属的喝水就成了大问题。 泥汤般井水。团部旁有一个小村庄，村里有一口井，平日只有村民用水，当机井坏了时，这口井就成了团部人员的救命之水。团部人员较多，还有几排家属宿舍，住着团领导及参谋干事等的家属。加之工副业连、团卫生所、粮库等单位，对水的需要量很大。村里的井就会被打干了。想喝那水，必须早晨天即将大亮便早早地去，打上的是泥汤，沉淀后喝着有点土味。若是到的晚了，想要这泥汤，明天早上再说了。 盐碱井水，团部有一口井，水又咸又苦，若是做汤，不必再放盐，若是做粥，还是那苦咸味，无论什么样，都只能是勉强喝几口。这是大家最难以接受的水。 河水，也就是大渠的水，夏日会有人在上面较宽处游泳，我也游过几次。河从连里不远处流过，我们在河边洗衣服、刷鞋子。机井坏了之后，没有人愿意喝盐碱味道的水，炊事班就到河边挑水，做饭、洗菜、淘米，一切都解决了，虽然也脏，终究是没有怪味，退而求其次，能喝下去。 沙漠里是不常下雨的，有水喝就不错了，四十年后，从网上得知，六团的机井早已闲置，人们喝上了泉水。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31）工副业连生活 打牌。近四年的兵团生活，早已没有了早请求、晚汇报，也没有了狠斗私字一闪念，没有从前那么极左，也没有那么激情了，日子平淡了许多，不知是连队没有活了，还是大家干脆不想干活了，73年秋天，我们进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打牌，就成了每天的必修课。除了吃饭，就是打牌，六人一组，一日复一日，直到十月份我离开兵团。以至于我后来极少打牌，浪费时间。 偷菜。闲得难受，找点刺激。每连都有菜地，自给但不能自足。丢菜的情况时常有，大多是男生，因此一般都是男生看菜地，若是抓住男生，可能会挨打。不知谁出的主意，我们女生也打算偷菜。偷本连的不合适，就去偷外连的，白天不合适，夜里再去。几个人背着书包，走进沙漠，抄小路至少也是近十里地。其实菜地也真没有什么，韭菜有几垄，偷了也没有用；香菜少得可怜，也不能多吃；圆白菜或菜花是季节性的，不一定有；西红柿和黄瓜种得不多但吃得多，晚上去了也很少能偷到，好偷的就是瞥了（这两个字我不会写，与圆白菜、菜花是同种类似的菜，若是种得太近，就会窜秧，一般是去了皮，切成丝或片，拌着吃）。在北京，这种东西长得很小，比拳头大些，但在内蒙，这东西长得小西瓜那么大，偷一个就够。背着它再走回连队，很有满足感。其实不在乎偷什么，只是出去走走，有个目标，完成任务，寻求的是刺激。 交朋友。近四年了，大多都二十岁左右了，有人开始交朋友。有男朋友的好处很多，比如，干活时有人帮助，可以睡床板（男生偷的木板），平日有人给买好吃的。班里有一名女生，每当天黑后若有手电照在后窗上，她就出去约会。还有一名男知青找了一个女家属，两人偷跑到北京玩了几天，胆小怕事的男生又回了兵团。比较麻烦的是，不想交朋友又被别人看上了，连里一个内蒙女知青，看上一个北京男生，这男生每天想的都是如何躲避她，我们开玩笑说，她想到天安门前留个影（歌名）。更麻烦的是让现役军人看上了，团里有一名女知青，据说是参谋长看上后从连队调到电话班的，这女生多次拒绝，最后闹得其母亲也来了，大概是领走了女儿。 连长和指导员内讧。连长和指导员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兵，但指导员是解放兵（国民党兵俘虏后留在部队），文革初期支左时，又娶了一位二十多岁的知青，所以威信不高，站在他那边的知青人数也不多。连长威信尚可，大多数人都听他的，但连长家属参与到其中，就热闹了许多。例如，半夜有人向指导员窗户里扔砖头。连长和团部的几个参谋、干事是老战友，有的女知青也趁机套近乎，甚至搞得他们家庭不和。当然，知青探亲回来后一般都要给连长家属带些东西。 我在六团正好进入到兵团后第四个年头，也是改成工资制的前后，兵团管理比较混乱，人心惶惶，幸好那时有了上学的希望。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32）上学 备考复习。我们统一的名字是知青，其实充其量也就是小学文化水平，68年1月才进入初中的我们，由于老师还在搞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运动，班主任形同虚设，日常管理我们的先是高三学生辅导员，当他们分配工作以后由高一学生接替辅导员，高一学生分配之后，就轮到我们下乡了。辅导员教会我们的英文有26个字母及毛主席万岁，对于数学，我们仅学了正负数，还没有学过一元一次方程。已经是73年的五一之后，考学的信念支持着我。底子薄，没有书，困难重重，有的只是离开兵团的决心。家里寄来能够借到的几本初中数学和几何，每天晚上钻在蚊帐中看书（蚊子太多，但蚊帐中太热），一页页地看，一个题、一个题的抠，没有人可以问，持之以恒。 连队选拔。名额太少，男生有两人想考，水平都比较高，女生想考学的人有好几个，我是团长的关系，排长是政委的外甥女，不好办，连长就让我们考试，选其中一个。排长是天津70届知青，底子更薄，她知难而退，其实我俩关系不错，正好包头电厂有几个名额，她就走了，团长让我也去，我坚持上学，成绩是女生当中的第一，选拔通过。 冲刺。团部一名老职工，文革前的大学生，连里的文书就是他教了十个月，他主动提出教我，每天晚上无论多忙他都会先给我讲课，我回来再慢慢消化。距考试一周多时间，初中数学算是粗粗地讲了一遍。 考试。73年夏的一天，全团近百名各部门或连队推荐的知青走入考场，不记得考了几门和考了几天。紧张是因为关系到命运，不因为自己的底子确实太薄。认真对待每一道题，只记得有一道几何道，大概是证明一个角度，不太会，苦思冥想，最后用一个比较笨的方法，终于证明出来了，不知给分否。 等待。这是一段最难熬的日子，于是加入天天打牌的队伍中，得过且过地打发日子。 录取。很多人都以为，张铁生交白卷的那年，分数是没有用的，在六团其实不然，很多学校都是愿意要成绩好的。我们连文书是北京四中68届的，系统学了十个月，考了团里第一名，上了清华。连里别一名男生，考了团里第三名，本来前途光明，但眼睛有点问题，只去了内蒙农牧学院。我的分数肯定不高，难办。能上学的人走了不少，我还是天天打牌。快十一了，团部通知我上学，但不知是什么学校。 告别六团。在六团只呆了十个月，凡是对我有过帮助的老职工和现役军人，，买了东西送到家中。记忆深刻的是，教了我一周的老职工，诚肯地对我说，今年不要走了，我都你一年，保证你明天考一所理想的大学。遗憾的是当时我不懂，根本不明白大学、大专、中专的区别，更不知自己上的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只知道今年若是不走，明天不知会是什么样，所以，义无反顾地走了。 办手续。团里办了相应的手续，中午坐上了每天一班开往师部的班车，四个小时后，到达巴市。第二天到师部询问，也不知道什么学校，只能是办了相关手续，到兵团司令部再说。 告别六连。干脆回到六连，那是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大家十分羡慕我能离开兵团，晚上，两辆小驴车，坐了十来个人，到火车站送我，相互都是依依不舍。十一点多的火车，她们还要再回到十五里地外的连队。 踏上火车。没有座位，站了很久，终于也坐了一会儿。到了呼市，找到父亲的老战友，再找到兵团所熟识的领导，得知是吉林冶金电气化学校，当时也不知是中专，高兴地办了手续，可以回北京过十一了，行李是从巴市托运到呼市的，再托运到吉林。分别时，兵团的人说了一句当时我不理解但印象极深的话：本来应该去西安医专的，他们考虑到学医没有意思，还是学电好，就让我去了吉林。后来我明白了，原本我应该是大专，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上了中专。现在想起来，也很平淡，命运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有学上总比那些大返城才回来的人强的多，知足吧。 回北京过的十一，结束了我四年的内蒙兵团生活，到学校报到，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所经历的内蒙兵团生活（33）后记 2012年7月7日开始动笔，8月4日结束，近一个月时间，三万多字，回忆了许多往事。写出的只是其中一些片断。当年的激情早已化为平淡，当时做梦都想离开的沙漠，竟然变成了魂牵梦绕的地方。9 9年即下乡30年，有人回去，我母亲住院。04年即下乡35年，又有人回去，我已经订好的火车票，但公公住院了，只能放弃。09年是下乡40年，没有人通知我，错过了。11年夏天，我们开车打算去格尔木，回来时走内蒙到兵团故地重游，但车坏在了石家庄，罢了。我总在盘算，哪一年的秋天，我要去额济纳看胡杨林，路过兵团时，一定到一团六连和六团看一看，圆了自己这个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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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2-9-16 14:3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