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笑暇《姜存瑞的说书艺术》（转）

掏黄牌

初听姜存瑞

    天津解放初期，有机会去天津河东地道外听评书前辈蒋坪芳先生说《水浒》，他上早儿，中午十二点以后就开书了，一直说到近三点，这时不仅演员要换将，听众更需交替出入，立时一片繁忙，熙熙攘攘。多数听早儿的不听正地（下午三时至六时演出），而听正地的听众也都得掐着钟点来，有时甚至在门外逡巡，等待《水浒》终场，才匆忙挤进去找座。评书听众这种欣赏习惯的形成，除了要连续听他们喜爱的演员接连不断演述一部书外，与个人时间、经济开支的安排也有关系。那时，在这里上正地的是姜存瑞先生，当时他正演述《善恶图》。他一说书立即就有人满之患，据说这种盛况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当时，我对姜存瑞其人其艺虽不甚了然，耳里却灌满了听众的赞美：“姜先生在河东火了这么多年，座没掉过，他说什么书我们都爱听。”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人们除了要连续听他正书的人物情节发展，更喜爱听他的评论讲解，旁征博引，恰似主干上绽开花朵，娇艳动人，异香扑鼻，紧紧吸引住听众。“听他的评书长知识，受教育。”这话道出他书座中多数劳动群众的共同心声。说书讲古论今，原是要补教育之不足，而姜存瑞说书在讲上却又有着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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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U9 H3 a% G    目前，评书的表演大致可分演述与讲述两种，这是从书目内容与演员风格决定的，可以并茂。姜老属于后一种，他把讲、评、贯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暴脆、热烈、起伏连绵的说书特点。这除了与本人对书目中的人物、情节理解有关外，在艺术上也在探索着自己的路子，注意扬优补拙。可以说他的表现能力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巩固下来的。如他自己所说；“我说的每一段书，每次演出前都要做充分准备，一场书使三个贯儿。”这三个贯口分布得也那么合理，适应欣赏者的习惯和要求。我初听姜老时只觉得他口齿伶俐，气力充沛，叙述起来滔滔不绝。对于他合理地调动语言，恰当地处理节奏、力度，使讲述抑扬有致，疾徐得当；至于他恰当地运用赞赋揭示思想，塑造人物，用书外书前后疏通，贯串情节，给人以知识、力量和美感享受……那就是“再听”的事了。

# c5 M' ^" u1 p- W3 T1 ^4 Q# W    姜老说书能吸引我再听，这是值得提出的。说书家的艺术特点，往往是要在多次再听中才能发现并省悟的。听书应当连续，而要做到连续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说书应当有“常座”或“回头座”，不能是听过一遍之后就洞悉演员的优长，而做到这一点，同样是很难很难的。演述者要声情并茂，条理清晰，言之有据，谐趣横生，既不脱离生活拼凑离奇怪诞，以广招徕，又能丝丝入扣，悬念不断，使人不得不献出耳音。姜老曾朴素地说：“说书要做到让听众克服一切困难，挤出自己的业余时间惦记着来听，甚至在听到某个关键情节，欲罢不能时，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不顾爱人的埋怨、劝阻……”听书就犹如一日三餐，这是前人艺术实践的例证，也有待于今人去努力探索。如何做到书路正，技艺高，台风新，给人以丰富健康的思想养分为建设四化的人们提供美好的精神食粮，而不是只能“揪耳朵”让听众献时间，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内容和故布疑阵，炫耀渲染，结果却是内容空泛不值得铺述，不必要为它花费时间精力，那样听众在被捉弄之后总会感到后悔。原因是这样的，书不能说明什么，听过之后不能得到什么，它的手法技巧也就成为一个空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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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听姜存瑞

    听书贵在坚持，要坐下来塌住心，演员要让听众能听进去，听众要细心品评，帮助分析，共同创造，那种拿着镊子专门“摘毛”的常客，说书人不是要奉为师友吗？姜存瑞久占河东地道外，听众中也有不少“书篓子”，他们听过姜的前辈、侪辈不少书，而乐于坐住了听姜“一转”（即一节，天津书场是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五月初六、八月十六换演员），这自然要有充裕的时间，特别是上“正地”（日场三至六时）吸引一部分对自己所说的书目和技艺都感兴趣的人们。姜存瑞听众中劳动群众占多数，有不少铁路职工，他们经常在风尘仆仆跑车后，出了车站就赶来听书的，由于离着车站近，他的听众中也有不少外地人。我的“再听”也花费了相当一段时间，并不是听过一两次后就有感受的，比如他擅于用赞，不论是人物赞、风景赞，特定环境赞都搁得很是地方，有时他登场后侃侃长谈，追溯往事，剖情入理，一下就抓住了观众。这就是“赞”吗？当然不是，这是说书用语与贯口技巧的融合，所以一开口就那么引人入胜。可以断言，姜老说书是有着一气贯通，贯串首尾的特点，他的以“赞”取胜与以“贯”悦人是一致的。他的叙述在音韵、节奏、力度上都有结合内容的处理，表达手段都是一个“贯”字。这个贯字包括着快，却又不同于快，不限于快，他的节奏变化又蕴含在快速连贯之中。于是暴脆刚健，流畅悦耳，于字清口净中叙事抒情，听众不由得随着进入了书情。

0 z1 N3 b( y! c5 R    自然，当时我还不能洞悉他在贯口上的合理安排，那就是开头，必须有一贯，于抓住听众中稳定听众，让他概括地重温一下昨日的书情书理，扼要地展示一下今日要叙述的主要内容。这些，如果叙述得平谈无奇，听众将会感到味如嚼蜡，于是“一贯”稳住战局。中间还要有“二贯”提神，把本日书中紧张炽热部分一气呵成，倾泻而出，使听众既有所得，又急于捕捉新的矛盾、思索新的情理，渴望更大地、更鲜明地展现场景及更细致深刻的人物分析。这样中间不走座，不松扣，不散神，保证了当日书场的演出效果。将近结尾时还有“三贯”，这是关键的一贯。不仅要把书情推向高潮，还要为听众留下回味，留下悬念，吸引听众明日再来聆听。这三贯来源于故事情节的安排。从中可以看出姜存瑞不仅在贯口上有功夫，在安排层次、合理布局上同样有功夫。这“三贯”保证了演出效果，给了听众艺术欣赏上的满足。那“热闹节目明天接演”时都很满意。既思索着当日书中的人、事、情、理，也思索着明日将要发生发展什么……众多的听众在听书中和他共同创造，在开书前、散书后和他攀谈，随时把自己心里体会告诉他，把生活实践中的感受告诉他，也把其他说书艺人的优长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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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存瑞就是在这样的艺术实践中磨砺着自己的知识技艺，在思考着如何适应听众，征服听众，如何从书内容和其他名家的演述艺术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要像蜜蜂那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而在广闻博采中，姜存瑞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稳用自己的“三贯”，中间铺以“串口”、“小趟子”，这样，他擅使“贯口”、“赞”的特点使我总是浮溢脑际，当新听众问起姜的说书特点时，我就能说出此感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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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者疏也

    姜存瑞的评书《三国》是在师承前辈顾桐峻和师兄魏存发的基础上结合个人说书特点重新整理，刻意求精，经过三十多年来的磨砺，自成一家，博得了听众的信任和赞扬。

! F1 W, o9 g" Q* Z    姜说三国文白相间，雅俗共赏，以原著为本，以讲述为主，在情节上有着丰富生发，在说理上有着独到之处，尤其在揭示人物内心活动上不仅有说服力，也有感染力。他说三国最大特点是文而不瘟，火而不野，稳而不滞，贯而不散。为什么他说三国也是那么吸引听众呢?原来他是把说短打书的某些技巧适当地用于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使它不陷入“袍带书”的窠臼。姜老常说评书表演分“端、豪、迈、怪、默、帅”六派，称赞擅演《聊斋》的名家陈士和糅合了前三字，在演述上别具一格。姜老说《三国》则是在端正、刚豪之中兼有帅脆特点，他虽然从年轻时就压得住场，给人以苍迈沉雄之感，却不显得低沉衰颓，老年仍能保持自己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点，这是很难得的。

    听姜存瑞说三国总感到前挂后，后挂前，有时预示结局，有时追本溯源，有时旁征博引，有时将古比今……有时他说一场不是平趟直跑，而是摆开场景，从容叙述矛盾双方的势力范围和心理状态，这是书文戏理，社会常识、历史知识、艺海沧桑等俯拾即是，为人们展示了浩瀚的生活画面，给了人们一些知识享受。书中的关键所在他了如指掌，有的引而不发，有的秘而不宣，以情，以事，以理，以技，从不同方面吸引你听下去。有时我也感到听一日书情节进展不大，常是以“舌战群儒”始，以实战一儒终；以“关云长过五关”始，以过一关终，尽管如此还是爱听，原因是得到的东西远远超过当日书目内容，却又众星捧月地围绕着当日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他高明之处，使人满意而不满足。只以大鱼大肉充塞肠胃是难以消化的，总要辅之以蔬菜、水果和各种调料，使之营养丰富五味调和。即使那带有偏食性质的“赞”却也因人因事而异，不仅文词不同，韵诵的口锋、感情、力度也不相同，因而培养了听众这方面的喜好，也是姜说三国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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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向姜老请教这种演述艺术时，他谦虚而有信心地说：“评书是说给听众的，和单供人看的小说不一样，我说书不是以情节曲折取胜，这又与故事不同。听书得听个来龙去脉，首尾贯串，书者疏也，前后左右都得疏通开了。”这确是经验之谈。结合听书的体会能使人悟到不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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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机会向姜老学习后，开始了解到评书“道活”与“垛活”的不同，这直接牵扯到说书“梁子”的传授与编纂问题。不少传统书目“梁子”是有师承的，这里包括着故事梗概、人名绰号、地名物名……都写在一个底册上，师傅向授业弟子传授这个“册子”只能解决一部评书的基本内容，并不包括说书技巧方法，怎么掐段落、按拨口、系扣子、重视发挥坨子的作用……这就是靠本人的艺术修养与讲述水平了。姜老的《三国》除了听过前辈演述（这是最好的学艺方法）外，曾较长期与师兄魏存发切磋改编，并写成较细的梁子，在演述技巧与说书用语上，则是姜在实践中充实丰富并落实成文学脚本的。姜老几十年来日日撰写书目从未间断，虽然在文革中化成灰烬，这却不能埋没姜老的苦心孤诣，原来书路子和贯口实词甚至一些精彩穿插都在他脑子里呢。近年来他重返书坛，又分回进行编写，天津市文化局戏研室又记录整理了他的大部分三国节目，使人从中领悟出“道活”之所以易说易记，晓畅上口，具有吸引听众的力量，是因为有道可循，包括着姜老说书艺术中的“五性两化双七要”（将另文阐述），是思想、艺术性的结合，是立得起来的舞台说书本。而“垛活”则是照本宣科，不仅说起来如同背书，在内容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样说起来死气沉沉，听者味如嚼蜡，人和事不能在书坛上立住，也就是不能在听众脑海中活起来。往昔三国的演述者有过咬言咂字之嫌，甚至坐谈古今，稳而且瘟，不禁使人昏昏欲睡。而姜三国在书路、口锋、神态重新加工后，立即面貌—新，驰誉书坛。这是他把本上的内容作依据，把书口戏架、书情戏理融会到一起的成效。姜同样谈今论古，他说书总是面向观众，却很少坐下，又能把短打的说法巧妙融合，这就不显得僵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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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笑暇，又名陈啸峡。资深曲艺理论家和作家，天津市艺研所的研究员、天津作协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相声大全编委、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喜剧研究会理事。

( ?+ P: \. ~. V. Y$ h1 v  k陈笑暇对戏剧、曲艺均有研究，尤其对天津曲苑的历史和掌故了如指掌，相关著作颇丰。退休之后，亦奔走于茶楼、社区、剧团之间，积极热情支持曲艺事业，赢得广泛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