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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大栅栏地区，有一条著名的胡同——铁树斜街，它是老北京一条非常繁华的胡同，现在更是作为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出生地，而家喻户晓。而就在梅兰芳故居的北边不远处。有一座不怎么起眼的随墙小门楼。路过这里的人也许很少人知道，紧闭的小门儿里面，在20年代末期，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制版厂—华昌制版局 现在，当年华昌制版厂的创办人之一方寿山的儿媳妇，75岁的刘振儒老人依然居住在这里。老人身体很好，只是腿长了骨刺，走路不很方便。曾经作过教师的她，很详细的为我们介绍起了“华昌”的创业历史。 刘奶奶回忆，由于当时制版作相片的技术十分有限。木制的版成本太高，因为它耗损很快，不能多次反复使用。如果制成铜板，自然经济实用的多。因此，当时还是个学徒的“华昌”创业人之一方寿山先生，与梅大师的表弟，住在旁边的秦叔忍先生等一两位文化人一起研究。 秦先生当时还是个大学生，懂得外文，能够阅览一些进口的书籍，因此吸纳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他们三两个人组成了研究小组之后，便开始了华昌艰难的创业阶段。创办之初，在后孙公园，万元夹道一带开设一家极小的作坊，后由于资金等问题，几经搬家，最终落脚在了铁树斜街99号。 
铁树斜街99号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儿，曾经只是作为工厂所在地，并不住人。一座随墙门楼，是老北京院子的普遍形式。当时门口挂有写着“华昌制版局”的匾。前后院子的面积和格局大体无异，后院儿工人进行制版工作，前院儿曾经有一座玻璃棚子，利用阳光，进行照相工作。前院儿的倒座房，曾经是制版局的柜台。这里是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对外没有门脸儿。洽谈生意等活动，均要进院儿后，在倒座房里进行。而客户基本上都是报馆的人。 当时创业阶段的条件十分艰苦，资金也是极为紧缺，据刘奶奶回忆“当时的制版局的徒弟所跟她讲，那会儿白天做活儿，晚上洗了衣服，第二天再穿，根本没有换洗的衣服。”可想而知，其工作生活环境的恶劣。在那样简陋的条件，华昌有了一些最初的发展，后来又不断有一些学徒加入，终于慢慢有所成就，成为长江以北的第一家民间制版厂。 很多老印刷出版物，比如解放前一些老的报纸，大学毕业的年刊，报馆的一些相片的制版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报馆必须先从这里取版，拿回去才能进行排版以及开机印刷。还有杂志的一些照片，也要在这里做铜板，后来发展出现了锌版，再后来发展出三色版，可以印出彩色的图片。所以在一批老印刷品的底页上也常会印有“华昌制版局”的字样。 
解放前，报馆之类的单位，自己并没有制版的技术与车间。基本上所有报馆、杂志社都在华昌制版。在解放后公私合营的时候，华昌的技术工人分配到了各个报馆以及大学，给予了他们大量的技术支持与指导。 解放后五十年代，当时20多岁的刘奶奶也十分想学习制版技术，认为这是一门绝活。但是由于当时车间的工人全是男工，加进一个女工干起活儿来很不方便，几经努力，却一直未能如愿。甚至根本不被允许进如制版车间。现在说起来，老人依然眼神中依然充满了遗憾。 后来工厂进来一名女会计，是当时长安大戏院经理的女儿。但她只是在柜台算账。也不能进入车间。后来，刘奶奶和她的丈夫都没能学到制版的技术。他的丈夫便参加了工作。到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教育系的教师。而刘奶奶却因此更加想学制版技术。 刘奶奶的公公逝世的比较早，据说是工作劳累加上缺医少药，得了肺病，吐血而终。那个年代，得了肺病，只有盘尼西林一种药，而且药源相当紧缺。由于秦先生当时为华昌跑业务，思想前卫且懂外文。所以能够找到药。但是等药出现，却也为时已晚，最终也没能救活方先生。 刘奶奶现在想来，当时制版需要用化学制剂腐蚀锌版材，被加工过的锌版又被戏称为“烂锌版”。所以创业人所得的肺病很可能与制版车间里的化学污染有一定的关系。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方先生执意不让她进车间，学制版技术的原因了。 之后，创业阶段的另外三个人，经理邓瑞伍先生，秦书忍先生，都相继去世。，还有一个大徒弟张文焕先生，现在也已经离开人世。 公私合营的时候，由于华昌的字号响，规模大，上海一个制版厂迁京，与华昌合并。58年从铁树斜街迁出，由于当时技术工人，大部分被分配，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所以先搬到了西河沿，后来到最顶峰时期，搬到了童麟阁路，新华社宿舍东门的对面。到文革时期，华昌制版局改称“兴无灭资制版厂”，后更名为“联合制版厂”。 刘奶奶说：当年的几位创业人白手起家，发展到远近驰名华昌制版局，魏染胡同的京报馆，还有虎坊桥儿路口的京华引书局，均是在这里取版。生意兴隆，收入自然也不少，收购了附近几处房产。比起初期租房的时候，条件强了百倍。 在事业苦尽甘来的时候，几位创业人之间依然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刘奶奶说她保留有一张老照片，是创业人方先生逝世的时候，在虎坊桥路口的京华印书局门口，给棺木换罩的时候拍的。在文革前被一位同事拿走，所以幸运的保存了下来。当时刘奶奶的丈夫年仅三岁，由华昌的经理邓先生穿着孝袍抱着，打着帆儿。真实的体现了老哥儿几个过命的交情。
而方寿山先生对待学徒的工人也是关爱有嘉。工人平时的待遇都比较高，过年过节更是对有困难工人们，给予额外的关照。不过刘奶奶并不避讳的说，这也是一种资本家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的方法。不管怎么说，当时工人们都敢于说实话，干活儿也卖力。而且在方先生逝世之后，仍然会跟刘奶奶讲述华昌艰苦创业的故事，让她们一定要守住家业。
刘奶奶虽然没能学到华昌的制版技术，更没有进入华昌。但是解放后的生活和思想却都受到了影响。文革的时期，被定为了地主资本家。她的丈夫，更是从三岁就被定为了地主。。当年一颗向党的红心，因为成分的关系，不能加入党，其他方面也是时时受到排挤，一生都被这件事情所压抑。在刘奶奶的心里，一直有一种回报和还债的心理，她一直认为自己是用原来剥削工人的钱上了学，有了文化，现在要用各种方式来回报给他们。正好有一个机会，她成为了一名夜校的教师，直到退休。 刘奶奶回想第一次上课的情景，底下座着的什么人都有，年龄还大都比她大，紧张的不得了。拿着粉笔的手直颤，一扶黑板都是汗手印儿。而上完课，同学都说她讲的好，并纷纷向她表示感谢。刘奶奶倍感欣慰。这时有朋友因为她从事夜校的工作而疏远了她，她却并不予理会，反而觉得自己更加有责任，把知识教给这些小时候错过受教育机会的普通人。而学生对她亦是十分尊敬，甚至在她要调走的时候，集体上书要留住她。刘奶奶说：“我能够上课堂，还真是学生培养出来的。” 如今，刘奶奶的小院儿已经没有了当年制版局的影子。彻底的变成了一座简单安宁的小四合院儿。院儿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养着花草树木，还有一口大缸，里面养着几条金鱼。还有一条小狗每日与主人做伴。屋里的布置，也是简洁明快，没有多余的装饰。看的出刘奶奶在这里过着比小院儿更加简单安宁的生活。 她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虽然在家不常出门，却一直关心门外发生的一切。用刘奶奶的话说，她一辈子都很听话。只是对带着资本家的身份一直有些压抑，但仍然对未来也抱有很大的希望。她希望国家以后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她对我们说：“一切都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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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31 23:13:00
发表于 2006-9-11 12: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