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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貌，通过大街是可以窥见一二的。街道当是为市民的真实生活而设，而非为国家与城市的某个虚妄形象而设
6 j( d3 s9 @9 A' V视觉带动思维。道理多半简单，用不着长篇大论。比如，前一阵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漫画“脱吧，该你了”，寥寥数笔便道出了国民的心声；而近日在网上疯传的《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同样戏谑之中听惊雷，揭开时代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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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12世纪北宋首都汴京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不同的是，PS版《清明上河图》（局部）见证的则是权力清场社会所带来的一片萧瑟：原图街上的大小人物和商贩均已逃之夭夭，徒留孤零零的几排房屋和满地的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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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真应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据说有城管在看了这幅PS版名画后颇有触动。想必是透过这幅“名画”，城管们能以旁观者的姿态进入现场，借此反观自己的立场与行为——自己平时驱逐的小商小贩，不但能够创造历史，而且能够上传世名画，尽管从表面上看都是些无名无姓的小人物。
}8 ^3 x6 s' m0 X$ t' g3 ?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貌，通过大街是可以窥见一二的。街道当是为市民的真实生活而设，而非为国家与城市的某个虚妄形象而设。如果只是为了城市光鲜的外表，为了国家一日千里的气象而将所有小摊贩“一网打尽”，恐怕最后不但建不成“美丽新世界”，反倒会深受这一“政治洁癖”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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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来了》更像是则图说版的政治寓言，它涉及权力与社会的边界以及政治与生活孰高孰低的问题。尽管城管合法性备受质疑，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城管”在某种意义上仍不失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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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人们之所以成立国家、需要政府，在于这些人造之物能够为生活提供秩序。而最根本的秩序，显然不是街道表面上的清洁，而是在于生活本身的秩序之美，在于民生与民权能够得到保障，这首先是一种权利的秩序。城管或许有能力将街道扫荡得像白纸一样清洁，但在一张白纸上我们是看不到秩序的。而当一个国家各级权力像城管管制小摊小贩一样管理经济与社会，最后得到的注定是百业萧条、百废难兴，秩序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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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讲座我提了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最美好？”在座学生各具理由，如先秦与民国之思想繁荣，汉唐之强盛，有人甚至说到李后主之南唐。让我倍感惊讶的是，直到最后几乎无朝代可举时才有学生不情愿地提到宋朝，想必与他们受到的历史教育与平素的耳濡目染有关。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多是帝王家谱，对社会石破天惊的发展则只作细枝末节、若有若无之陈述。革命史观下，宋室因为签了些和平条约亦被矮化为苟且偷安、积贫积弱之病懦王权。
1 ~) V2 y8 l1 M) J然而，为什么历史学家汤因比会深情表白，如果能够跨越时空，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为什么钱穆与雷海宗在西南联大讲中国通史时都只讲到了宋朝，余下的历史由学生自己去看？在我印象中，中国许多了解宋朝历史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某种“梦里回到宋朝”的情结。
! Z1 G' ~& `' a! `7 J8 _究其原因，不外乎宋时政治相对开明民主，不再是清洁社会之利器，朝廷有不杀士的传统；经济与社会全面成长，得以自由拓展秩序等等。正因为此，才有了《清明上河图》里的万般繁华。宋朝不愧为中华文明的巅峰时刻，如李约瑟所说，此时中国科技之发展，在许多方面已超过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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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中国学生“不知宋时繁华”不同的是，国外大凡有成就的学者基本都认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宋朝中国已经告别农业社会走向了工商业社会。北宋时期的工商税一度占70%（其中一半来自海上贸易），而农业税只占30%。宋时中国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及发明创造等方面远超世界各地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甚至主张“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法国汉学家白乐日同样注意到“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无遗憾的是，许多人研究历史只注意“改朝换代”，却对经济与社会领域中堪称革命性的成长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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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学者通过《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些细节，如有人卖西瓜、戴斗笠等，认定此“清明”并非时令，而是对政治清明的期许。是不是时令，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当权力真正恪守自己的边界，当社会能够不断自由自我地拓展，当人能够充分组织、自救或者自谋生路，这个国家离政治清明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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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9 2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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