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轶事

m马达

先发一个校庆通知，慢慢讲讲七中轶事。  m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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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七中学校庆80周年公告

亲爱的校友：      

您好！

2011年，在举国共庆建党90周年之际，您的母校——北京市第七中学也将迎来80周岁的华诞。八十年风雨历程，美丽的校园曾留下您的身影，今天，如画的校园会唤起您曾经绵长的记忆！为了感谢广大校友多年来对学校发展的关怀与支持，学校将于2011年10月16日（周日）隆重举行建校80周年庆典活动，与广大校友同贺母校生日，携手共创学校美好未来。无论您远在天涯还是近在咫尺，无论您两鬓斑白还是风华正茂，我们相信，您的心与母校依然相牵，您的情与师长同窗依然相连。真诚的邀请您在母校80周年校庆之际回家看看！请您积极与我们联系，并填写《北京市第七中学校友登记表》，通过电子信箱发回或者通过邮寄地址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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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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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信箱：xiaoqing@bj7z.com 
2.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69号校庆办公室
                        邮编：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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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联系电话： 010-62022080   联系人：马老师、刘老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12 9:14:51编辑过]

m马达

   １９６８年工宣队进校，搞斗批改，要找反面教员，在领导干部、老师、学生中已批了一轮，意犹未尽，有一个姜姓工友（江？），50多岁，天主教徒，文化不高，经常和学生们开开玩笑，讲讲摔跤，有时也会说上帝如何如何等等，因为知道他信教，常常有同学和他辩论有神无神，他没有文化，一个大老粗，口无遮拦，留下不少话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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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次，工宣队开斗批改大会时，主持人突然宣布姜工友是坏人，几个早有准备的学生把坐在台下目瞪口呆的姜工友拉上台批斗，这位姜大爷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凌辱，批斗会结束后到厕所就上吊自杀了。当年学习辩证法，讲究坏事变好事，工宣队下午接着又开姜的批斗会，说他是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事情过去４０年，每想到这里，总是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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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七中读书的时候正好经历了文革，校长董冀野、副校长支慧民、书记张兆元、教导主任陈素子，文革中那段时候也是最惨淡的岁月。少年不知愁滋味，只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记得1966年6月9日，校园里一片混乱，校领导和一些老师被簇拥着到了操场，有的人用墨汁泼到老师身上，一片混乱，陈素子主任也被人扣上纸篓，当时我有一个华山135照相机，还照了一张她挨批斗的照片（当年洗过几张，现在已无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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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当年，只能用荒唐二字形容。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若见到校长董冀野、书记张兆元、教导主任陈素子，仅仅鞠躬恐怕无法令人释怀。

近闻支慧民校长身体健康，已是百岁寿星，真是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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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影响学生健康。国家要求学校注意劳逸结合，因此课业负担不重，课外活动较多，我喜欢体育，对体育老师印象很深。

金恒铨老师，她在我初一的时候就推荐我去足球队，所以我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校队成员，刘琦老师，是足球队的指导，50年代曾获北京亚军，我们当年经常在官园体育场比赛，在西城区一直是前四名的队伍（排前面有110、35中等）。张平铭老师，是体育组组长；钟兆玷老师是我的田径指导老师，我的手榴弹投掷超过60米，在西城区中学生运动会得过名次，也为后来的部队生涯打下基础；蔡宝桐老师专长篮球；曹德维老师是舢板、航海高手，60年代七中的航海是全市第一，奖杯极多，在后海划舢板与在北海公园“荡起双桨（歌词）”的感觉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12 9:44:56编辑过]

m马达

 岁月留痕——北京七中工作琐忆 / {0 y9 p, }- C `2 F. @4 H

吴霓（教育部中央教科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那天，偶然路过安德路，路过北京七中，不由得回忆起我曾在那里工作过的短暂时光。

     那是在将近20年前的1990年，当时，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教科所工作，按照规定，应届毕业工作者必须到基层挂职锻炼1年。于是，当年9月，在单位的安排下，我来到北京七中挂职校长助理，开始了我学生生涯结束后的第一段人生职业生涯。   

     北京七中是一所有着70年悠悠历史的学校，始建于1931年。原名为北平市私立镜湖中学,由律师李镜湖先生创办，后改名为北京市第七中学。解放后仍沿用此名，但已成为公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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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北京七中，我就向当时的学校领导叶校长报到。叶校长高大壮实，脸黑黑的，不苟言笑，很威严。据说学校教职员工都很怕他。我第一次见他时，也有同感。叶校长毕业于北师大，当他得知我也是北师大出身后，明显温和起来，也许是校友的身份，冲淡了上下级之间的等级界限，这让我这个助理心中稍宽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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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办公条件不太好，叶校长也就是一间比较局促的房间，不可能给我单独安排办公室。而且，可能他认为我这个校长助理应该到一线中去，而不是成天跟着他，才能做一些有价值的事。于是，我就被安排到高中年级组办公。工作定位也明确下来，除了参加校班子、支部会议等所有会议，协助叶校长进行会议的组织协调、会议精神的落实之外，平时主要在高中年级组工作。

    高中年级组组长叫韩康年，个子高高的，人非常帅气，尽管将近60岁了，仍风度翩翩。他是教数学的，课上得特别好，而且又威严，学生们是又喜欢他又怕他。我们就在一个办公室，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家住得很远，在天安门那边，平时就骑车上下班，常常是天不亮就出发，下班后天也黑了，两头见星星，但从不迟到早退。他的行为，给高中年级组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大家都是按时到校和离校，迟到一次都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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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老师中还有一位叫傅敏的英语老师，教课也教的很好，同学们也很喜欢他的课。他是钢琴家傅聪的弟弟，那时的大学生们，很多都读过他父亲的《傅雷家书》，因此对他很好奇，也很崇敬。印象中他除了上课外，社会活动也很多，衣着很整齐，头也梳得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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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高中年级组，大多数工作是协助韩老师进行管理，同时也下班做副班主任。

     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办，全市都进入了为亚运做贡献的紧张气氛中，北京七中也不例外。于是，我的工作与亚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亚运会期间，我带领学生们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带领1990年入学的高一年级学生，到德胜门附近的380路公交车站擦洗公交车，前后持续有一周多的时间，使得这趟主要路过亚运村的公交车以崭新的面貌行驶在北京的大街上，得到了公交车司乘人员的好评；另外一件是在比赛期间，为了使看台上能有观众，我带着学生转战一些场馆做观众，免费看了不少比赛。这使得我拥有一种主人翁的责任感。遗憾的是，2008年奥运会，我没有得到服务的机会，倒是当了几回观众。 不过，我很为这时的志愿者服务的质量和热情叹服，远远超越我们当时的水平和能力了。

     最值得回忆的是带1990级的学生军训。军训地点在大兴的一个部队营地，当时道路不像现在这样通畅，我们乘车走了小半天才到。那次军训搞了一个月，住营房，吃大锅饭，上操，等等，紧张而又新鲜。最刺激的是实弹射击。学生们每人打五发子弹，我们这些老师则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部队教官们说，许多子弹必须消耗掉，如我们有兴趣，想打多少打多少。于是，我们几个年轻人，一个是首师大当年刚分来的毕业生方立，另一个是学校的司机张信之，我们三人一人一支半自动、一大铁皮盒子弹，在教官带领下来到靶场，乒乒乓乓打了个够。我则是卧势、跪势、立势全使尽，直打得手脚酸疼，两耳轰鸣，才下场地，过足了枪瘾。

    也是这段军训经历，与七中的90级同学结下了很好的友谊。后来据说许多同学都考上了大学，不知道现在他们的情况如何了，真是想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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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中期间，我为学生和老师开过讲座，也监过考，上过课，经历了中学工作的方方面面，虽然没有正儿八经地系统上一门课，但确实是实实在在得到了锻炼。我爱上了这所质朴、亲切的学校。说真的，当时七中虽然不是什么重点学校，但老师们的干劲、热情、工作态度和精神都是发自内心的；学生们也很淡定、不浮躁；学校硬件不奢华也不高大气派，但师生们却享受着教与学的乐趣。我真是喜欢那时的学校气氛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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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单位把我抽调回去，从事另外的行政工作，以作为锻炼的继续。于是，我离开了北京七中，算起来正好半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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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时间过去快20年了，北京七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一段经历，永远留在我人生岁月的旅痕中，印记很深，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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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校长、韩老师、傅老师、方立、张信之，以及高90级的同学们，你们都好吗？一个在七中历史中偶然路过的人，在默默想念你们，并为你们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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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搜狐作者博客，特此致谢。 】  

食烟火斋

江海在哪里？

m马达

七中的老师中有一些名人之后，除了校史常常提到的傅雷之子傅敏外，还有一位谭老师，教高三，她是谭平山的女儿，在学校并不显眼，谭平山是中共早期党员，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被党中央追究责任，开除党籍，同时被处分的有张国焘，我们一般知道南昌起义有周恩来、朱德、贺龙，忘记还有谭。下面有一份简历，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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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平山(1886—1956)，号鸣谦，广东高明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进行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回广东参与组织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1923年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在中共四大、五大上继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农民部长。大革命时期，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支持者和执行者，曾作为共产党人代表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和二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27年3月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兼农民部部长，并试图通过武汉国民政府来进行土地改革。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参加南昌起义，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南昌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1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不适当地开除党籍。1930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进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0月正式成立时，任主要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同年9月进入解放区。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3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4月逝世。

m马达

     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七中的住校生可不止外交部的子女，还有一批孤儿院的孩子。

     朋友的电话让我想起那些从孤儿院来的同学，因为七中可以住校，他们（她们）便考到这里。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小学升初中，刚来学校的时候还常常穿着孤儿院的服装，女生冬天穿红底碎花小棉袄，颜色、样式都一样，若几个女生走在一起很显眼。他们学习努力认真，团结、友爱，很懂事，有不少都是班干部，我班就有一位来自孤儿院的女同学初一就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国家给这些学生发生活费，每月十几块钱，交了伙食费（六零年代14元左右）还有三两块钱零用，所以生活很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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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毕竟是孤儿，没有更多的生活来源，初中毕业基本上都考中专或技校，希望自己能够早日经济上自理自立，过早的懂事（甚至有些早熟），让他们做出上述选择。记得文革开始以后，初三的同学暂停分配，一些在校孤儿很无奈。1967年初，学校军训，开始有一点走上正轨，学校为他们解决了招工问题，有几个就提前分配走了。

m马达

七中一度是外交部安排子女的定点学校，缘于七中文革前有一部分是寄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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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外交有一大发展，与一大批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急需一批外交干部，这样，全国调一批干部到北京，父母出国了，这些干部的孩子要有人照顾，于是外交部在北京选了三所有住宿条件的中学，有人大附中、七中，还有一个学校，名字忘了（15中？）。于是七中在64、65年招收了一批外交部的子女，大部都是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的同学。外交部为此还派了一名辅导员，姓周，负责照顾学生。记得初一有个住校班，大约半个班的学生是外交部的子女。文革后期，停顿的外交再次发展，大使参赞纷纷赴任，时常在报上看到同学父亲的名字。

梧桐树乙

楼主说的刘杰的确很有代表性，是健在的开国元老，中顾委委员，要是这回校庆能够回到学校该多好啊，70周年的时候曾经参加学校的校庆活动。

m马达

七中的帖子一直比较冷清，老朽只好自拉自唱。

      七中的前身镜湖中学历史上有过一名人----刘杰，参加129运动时是在镜湖中学读书，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共和国的部长，不是一般的部长，是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部长，如果大家还记得原子弹、氢弹的话，那就是他领导研制生产的，只是人们习惯将科研人员功劳摆在第一，其实，搞过管理的都知道，那是一复杂的系统工程，部长就是把握全局的系统工程专家，尤其是在各方面都很困难的1960年代，如果不困难，陈毅元帅为何会说“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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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杰授业于镜湖，毁也在镜湖，文革中，不知哪家小报登出一则消息，刘杰被捕后曾带特务到镜湖中学抓人，于是成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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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不实之词统统推翻，刘杰出任河南省委书记，直至离休，目前已90多岁，身体虽不如前，但依然健康。真心祝愿刘老身体健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29 22:44:48编辑过]

m马达

高三有一语文老师，叫阎树林，当时看，就很老，一头白发，甚至还佝偻者腰。文革一开始，就有学校的老师爆料，阎树林老师是国民党留用人员，他是国民党少将，阎锡山的侄子。在一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可是轰动的大新闻，开始有学生找阎老师，要他交代是否有血债。阎老师自然吓得两股颤颤，连忙解释，自己抗战期间去找阎锡山，要求打日本，无奈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乃挂了一文职少将，再三声明，绝无血债，而且都已向组织交代过，云云。学生看没有什么油水，就一哄而散。后来学校就不见阎老师，不知是否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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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中因为可以住校，华侨学生特多。1956-1960年，印尼排华，大量华侨和子女回国，北京还设有华侨补校，为他们补习功课，然后进入普通学校读书。据说能回国读书的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这些人良莠不齐，有一些调皮捣蛋，不读书，还有个别人干一些下三烂的事。例如，这些华侨学生都是集中住宿，有一个高中华侨男生，在宿舍诱奸了一初中女孩，然后介绍给其他人玩弄。女孩以退学处理，事情就不了了之。文革中，这事被写成大字报，成了党支部包庇坏人的罪状。

      当然，华侨学生也有很优秀的，如高三的洪梅华，共青团员，一直是先进。

      七中老师华侨也不少，都很优秀，林慧卿（历史）、欧阳东方（数学，编过教材）、李访鸿（英语、俄语）等等。

m马达

文革中，北京很多大学都发生过武斗，还有开枪打死人，如清华大学，北京的中学很少有武斗情况，七中发生过一次。

      那是1967年夏天，课早就不上了，学生一般也不来。七中有一组织叫东方红红卫兵，领导者是初三学生张某（姑隐其名）。军宣队进校搞大联合，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引起不满，东方红是少数派，占据了教室楼教研组的一部分作为大本营，用桌椅板凳堵在楼道如同军事工事，不许别人进入，一些组织和人为了争地盘就打了起来，棍棍棒棒全上了，规模挺大，好像还有外校的援兵。结果东方红的人势单力薄，很多人都挨了打，学校里也一片狼藉。挨打者要求公道，男男女女一帮人，头缠绷带，身着血衣，打着严惩凶手的标语便去了北京卫戍区请愿，当时管军训的卫戍区副司令李忠奇少将要到学校视察现场。军宣队都是卫戍区派的，头头听说司令要来，急得上蹿下跳，军宣队全体紧急出动，打扫战场，清理楼道打坏的破桌椅，粉刷墙壁上“打到东方红”、“横扫东方红”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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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司令到校后，看到整洁如初的楼道，指着湿乎乎的墙壁，说，“凭我多年作战的经验，这是刚刚打扫的战场”，说得军宣队头头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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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武斗也如同过家家，说起来用的是“冷兵器”（不同于清华武斗开枪打死人），打完也就完了，几十年过去，可能也没有人记得这件惊动卫戍区司令的事，我特写下，以备查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27 10:19:41编辑过]

m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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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m马达在2011-9-25 15:56:00的发言：
高三有一语文老师，叫阎树林，当时看，就很老，一头白发，甚至还佝偻者腰。文革一开始，就有学校的老师爆料，阎树林老师是国民党留用人员，他是国民党少将，阎锡山的侄子。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可是轰动的大新闻，开始有学生找阎老师，要他交代是否有血债。阎老师自然吓得两股颤颤，连忙解释，自己抗战期间去找阎锡山，要求打日本，无奈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乃挂了一文职少将，再三声明，绝无血债，而且都已向组织交代过，云云。学生看没有什么油水，就一哄而散。后来学校就不见阎老师，不知是否善终。

学校还有一女音乐教师，叫陈家璧，四川人，早年嫁给一国民党军官，再婚时嫁给一右派，这也成为一宗罪，文革开始就有大字报，追问这段历史，工宣队进校后就不知去向了。1980年代，我问过学校老师，竟然不知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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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27 9:25:50编辑过]

m马达

      1965年国庆游行，七中的方队是800男生和女生，扮演越南南方游击队，男生每人披斗篷，穿越南军服，拿一支卡宾枪，女游击队员戴斗笠，每人一支1米多长的竹签，连歌带舞通过天安门，广场奏起主题曲的名字是：《解放南方》，第二天北京日报上有我们的照片。

      后来，《解放南方》这支歌基本上是七中的专利，每有各校在一起的集会，总是祭出这一法宝，往往能够震慑一时。最近偶然看到这支歌，又钩起多年前的回忆。虽然世事多变，今非昔比，毕竟是一段历史，希望老同学们还能记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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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南方歌曲《解 放 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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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南方，
坚决向前进，
打倒美帝，
消灭卖国贼
骨肉离散，
仇恨冲天，
江山分割到哪年？ 5 I, k+ `, ]9 M6 y0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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汹涌的九龙
光荣的长山
激励着我们去冲锋——杀敌，
肩并肩一直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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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英雄南方的人民
起来
快冲向暴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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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为我祖国
战斗到最后，
紧握刀枪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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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要实现
曙光照四方
愿江山灿烂万年

m马达

   １９５６年7月北京市教育局根据教育部"关于充实办好重点中学"的指示，决定办好重点中学18所”，其中有七中。那时，七中德外新校舍刚刚建好，开始招女生，是男女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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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时候，有一次教育革命，其中一项措施是“普及初中”，七中是新校舍，园区大，首先考虑扩招，这样七中的初中班由4个扩展到6个、８个，后来是１０个，变成普通中学。教室不够，除了东边的平房改教室外，还占用了宿舍楼，初中一年级是二部制，两个班一个教室，主课集中半天在教室上，音乐、美术、体育、劳动等副科放在另外的半天，到了初二才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教室。

m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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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老鸵鸟在2011-10-10 6:38: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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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三公子”中的老大老二？

老二是我校初一的学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0-10 8:56:41编辑过]

玫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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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m马达在2011-9-12 9:38:00的发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影响学生健康。国家要求学校注意劳逸结合，因此课业负担不重，课外活动较多，我喜欢体育，对体育老师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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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恒铨老师，她在我初一的时候就推荐我去足球队，所以我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校队成员，刘琦老师，是足球队的指导，50年代曾获北京亚军，我们当年经常在官园体育场比赛，在西城区一直是前四名的队伍（排前面有110、35中等）。张平铭老师，是体育组组长；钟兆玷老师是我的田径指导老师，我的手榴弹投掷超过60米，在西城区中学生运动会得过名次，也为后来的部队生涯打下基础；蔡宝桐老师专长篮球；曹德维老师是舢板、航海高手，60年代七中的航海是全市第一，奖杯极多，在后海划舢板与在北海公园“荡起双桨（歌词）”的感觉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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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12 9:44:56编辑过]

    我是学校篮球队队长，在读书无用论那个年代，学习无负担，没作业，下学后经常和钟老师、刘琦老师、曹老师、蔡老师、付敏老师一起打篮球。女队最辉煌、在区里最有名气时还是在我前两届的时候呢。

老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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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m马达在2011-10-2 10:17: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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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一度是外交部安排子女的定点学校，缘于七中文革前有一部分是寄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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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外交有一大发展，与一大批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急需一批外交干部，这样，全国调一批干部到北京，父母出国了，这些干部的孩子要有人照顾，于是外交部在北京选了三所有住宿条件的中学，有人大附中、七中，还有一个学校，名字忘了（15中？）。于是七中在64、65年招收了一批外交部的子女，大部都是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的同学。外交部为此还派了一名辅导员，姓周，负责照顾学生。记得初一有个住校班，大约半个班的学生是外交部的子女。文革后期，停顿的外交再次发展，大使参赞纷纷赴任，时常在报上看到同学父亲的名字。

 

“何家三公子”中的老大老二？

m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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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hddjzj在2011-11-8 15:11:00的发言：

我在北京四十七中学住宿，六十年代初每月伙食费是十二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8 15:11: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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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人不同，他们这些孤儿周末也在学校吃饭，所以每月30天的伙食费要在14-15元。

m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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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hddjzj在2011-11-8 15:11: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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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四十七中学住宿，六十年代初每月伙食费是十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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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8 15:11: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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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国家每月给孤儿发18元，还发衣服等等。

m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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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m马达在2011-10-12 15:49:00的发言：

   １９５６年7月北京市教育局根据教育部"关于充实办好重点中学"的指示，决定办好重点中学18所”，其中有七中。那时，七中德外新校舍刚刚建好，开始招女生，是男女分班。

   到了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时候，有一次教育革命，其中一项措施是“普及初中”，七中是新校舍，园区大，首先考虑扩招，这样七中的初中班由4个扩展到6个、８个，后来是１０个，变成普通中学。教室不够，除了东边的平房改教室外，还占用了宿舍楼，初中一年级是二部制，两个班一个教室，主课集中半天在教室上，音乐、美术、体育、劳动等副科放在另外的半天，到了初二才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教室。

到七中一看，变化太大，沧海桑田。

hddj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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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m马达在2011-10-4 21:53:00的发言：
     国家给这些学生发生活费，每月十几块钱，交了伙食费（六零年代14元左右）还有三两块钱零用，所以生活很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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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四十七中学住宿，六十年代初每月伙食费是十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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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马达

hddjzj 发表于 2011-11-8 15:11
QUOTE:以下是引用m马达在2011-10-4 21:53:00的发言：     国家给这些学生发生活费，每 ...

2 E, t$ e5 W' y7 x) q5 h这些同学每月30天都在学校吃饭，贵一点，大概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