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北京的食品供应

嘉平

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北京的食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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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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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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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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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等，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 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鲜白薯等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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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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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当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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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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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 (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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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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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 (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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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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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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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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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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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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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 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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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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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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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国庆，城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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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

 

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华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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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过困难。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党中央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为主、自做自吃。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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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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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 34号，对外通称34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早在中共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此后，随着政权稳固，特需供应工作越来越完善，不断充实。到1956年，这项长期“政治任务”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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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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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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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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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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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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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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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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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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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一，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与外国不一样，我们是“举国体制”，体育经费皆由国家拨)，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26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2两半。

 

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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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1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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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供应”：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充实国库，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的外币，折合成人民币超过100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6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1/3)、食油1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选一)、白糖2斤、鲜肉2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此外还有棉布10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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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辛的时尚

 

大饥荒引发出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 (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实际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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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娃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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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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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京郊大地的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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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把省下的点滴口粮和小土特产与城市居民进行调剂、私下交换，换一点生存必须物品。针对这种现象，中央发指示：任何人不得私下进行物品交换、买卖、贩运。1961年10月9日，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门全面出击,，仅一天之内就取缔、查获私下交换物品案件13977起(罪名黑市交易)，抓获69913人。公检法机关“从重从速”审查处理1万余名，“依法”逮捕100余名，管制34名，“劳动教养”100余名，拘留700余名，“劳动教育审查”1000余名，其余的强制遣送原籍或由所在单位领回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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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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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钩鱼在2011-1-14 22:41:00的发言：

那个年代啊，终生难忘。忘了是1960年还是1961年，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到我们幼儿园来关心我们，给我们每人发了块“提浆娃娃”月饼，吃了一个礼拜都没吃完，舍不得大口吃每天啃一点（也是忒硬）。

那会儿动员党员干部主动减粮食，父母都在不够吃的情况下再主动减2、3斤。有时还吃“代食品”，就是玉米“壶”磨得面儿蒸成窝头，拿吸铁石一吸就骨碌轱轳转，不让小孩吃 说是好吃不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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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董瑞征在2011-1-14 23:45: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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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的转帖文章让我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刚好十岁，饥饿和穷困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以至后来生活好了我仍然没有浪费过粮食,习惯成自然了。那时候没听说谁得过高血脂、肥胖症，也甭减肥,人人都挺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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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哭着来的在2011-1-14 23:14:00的发言：
那些年还有邪的：东直门外的燕京造纸厂用纸浆做出人造肉，楞敢让人吃。我回老家，村里吃大锅饭，是老玉米的核碾碎了吃，我这城里人和小孩老人照顾，吃白薯叶的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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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董瑞征在2011-1-15 13:53:00的发言：
   看此文的时候，我的老泪未断。原因有二：1、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时期，并且是在少年成长时期，感触很深。2、我在想，那时的人太质朴了。食不果腹，人们也没有多少怨言，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当时我们听了一个事儿：一个人砸了商店玻璃，进去吃了很多糕点，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抓到。他说想喝水，抱着茶缸子喝了很多水。不多时就满地打滚，胃胀破而死。请大家想想，如果1961年的情况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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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安德路在2011-1-15 9:33: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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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不过是为自己的罪孽弄块遮羞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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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一天到晚说得煞有其事，天花乱坠，当历史尘埃落定，谎言揭穿，遮羞布抖开，人们就会看到是里面究竟是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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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几位过来人的珍贵回忆！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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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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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再引一位老者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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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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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董瑞征在2011-1-15 13:53:00的发言：
   看此文的时候，我的老泪未断。原因有二：1、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时期，并且是在少年成长时期，感触很深。2、我在想，那时的人太质朴了。食不果腹，人们也没有多少怨言，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当时我们听了一个事儿：一个人砸了商店玻璃，进去吃了很多糕点，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抓到。他说想喝水，抱着茶缸子喝了很多水。不多时就满地打滚，胃胀破而死。请大家想想，如果1961年的情况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

1、新闻管制。2、截访。3、召开新闻发布会：一无业人员在商店吃东西时因店员发现躲猫猫后喝水致死。4、新闻反复报道：我国粮食主产区喜获丰收，市场物价稳定，百姓安居乐业。5、大力宣传如果你高喊“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一次，其摄入营养成分可抵吃汉堡包一次。

董瑞征

   看此文的时候，我的老泪未断。原因有二：1、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时期，并且是在少年成长时期，感触很深。2、我在想，那时的人太质朴了。食不果腹，人们也没有多少怨言，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当时我们听了一个事儿：一个人砸了商店玻璃，进去吃了很多糕点，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抓到。他说想喝水，抱着茶缸子喝了很多水。不多时就满地打滚，胃胀破而死。请大家想想，如果1961年的情况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

唐风

中国的事，多数都是人祸！

钩鱼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林彪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

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毛主席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彭真成了文革中最先打倒的高级领导人，刘少奇也成了最大走资派。

大-贝-勒NO20

毛泽东的三面红旗 害死了无数人 如今都装聋作哑 只当这段惨痛历史不存在

六块五的花茶

这种情况如果重演怎么办~~~

安德路

QUOTE:

以下是引用六块五的花茶在2011-1-16 14:08:00的发言：
这种情况如果重演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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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还是洋车走马路——没辙！

怀仁小吏

“松二爷　　[口庶]，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
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

纯引，这话老舍说的，要跨省去找他

chi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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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

5 E. u) l, w% S6 T

老百姓如之奈何

树人treeman

   这个话题很有趣，

    如果农产品危机到来（以现在这种工业化发展局势，事发生也不算是危言耸听）我们老北京人最要紧的副食产品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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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说看，我先起个开头，我认为是芝麻酱其他地方可能都没有老北京用的多，涮肉调料，做茄合，伴着馒头吃...

   也算是给看帖的好友们留个心眼吧

哭着来的

那些年还有邪的：东直门外的燕京造纸厂用纸浆做出人造肉，楞敢让人吃。我回老家，村里吃大锅饭，是老玉米的核碾碎了吃，我这城里人和小孩老人照顾，吃白薯叶的窝头。

钩鱼

那个年代啊，终生难忘。忘了是1960年还是1961年，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到我们幼儿园来关心我们，给我们每人发了块“提浆娃娃”月饼，吃了一个礼拜都没吃完，舍不得大口吃每天啃一点（也是忒硬）。

那会儿动员党员干部主动减粮食，父母都在不够吃的情况下再主动减2、3斤。有时还吃“代食品”，就是玉米“壶”磨得面儿蒸成窝头，拿吸铁石一吸就骨碌轱轳转，不让小孩吃 说是好吃不好拉。

嘉平

呵呵，到那时候，芝麻酱也是战略物资……

老盘子

苏联解体后，苏联的秘密档案解密，其中有不少中国的历史真相。中国政府欠苏联朝鲜战争军火钱这是事实。不过在60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产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1958年的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再就是毛急于还苏联的帐，以便造成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局面。而解密档案表明，苏联催债之说不存在。

安德路

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不过是为自己的罪孽弄块遮羞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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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一天到晚说得煞有其事，天花乱坠，当历史尘埃落定，谎言揭穿，遮羞布抖开，人们就会看到是里面究竟是什么货色！

董瑞征

    楼主的转帖文章让我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刚好十岁，饥饿和穷困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以至后来生活好了我仍然没有浪费过粮食,习惯成自然了。那时候没听说谁得过高血脂、肥胖症，也甭减肥,人人都挺骨感。

chi

QUOTE:

以下是引用哭着来的在2011-1-14 23:14:00的发言：
那些年还有邪的：东直门外的燕京造纸厂用纸浆做出人造肉，楞敢让人吃。我回老家，村里吃大锅饭，是老玉米的核碾碎了吃，我这城里人和小孩老人照顾，吃白薯叶的窝头。

- _$ }$ H7 ]. T) a' D2 W: L

看您的帖子明白了，原来纸质的包子是早就有的

树人treeman

和二战苏联前线的黑面包有一拼，

好友们如果和俄国朋友说125克黑面包，他们会立刻知道你们表达粮食危机严重度

( ^ S. T( y' l- R3 r. }

掺锯末面包。
如果好友对二战中各国军队饮食感兴趣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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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tiexue.net/post2_3007938_1.html
http://tieba.baidu.com/f?kz=293541074
http://bbs.tiexue.net/post_1850027_1.html

由此可见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啥观点都有可能提出并实施，创造性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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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不管是哪国的只要是人唉。好恐怖呀.....

嘉平

这里补充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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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原文这样说并没有错，当时北京的食品供应远好于许多省份是实情，北京城里也基本上无“非正常死亡”，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北京老百姓也仍在挨饿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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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没有提到，中央为了减少食品供应，决定减少城市人口，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疏散了数以百万计所谓“吃闲饭的非农业人口”，让他们下乡自谋生路。这些人，有的就此一去不返。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有待于档案的陆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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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大饥荒中的北京人并非仅仅接受全国人民的支援，也曾经把口粮的一部分拿出支援给更困难的外地同胞。1961年北京就向鞍山调运过粮食，为鞍钢工人兄弟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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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中央国家机关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物资分配最不平均的地方。目睹着有人吃肉、有人糖豆、多数人吃不饱饭的状况，北京人发挥了天性中的幽默，创作出民谣来讥讽。我还记得小时候听过这样的儿歌：

 

             高级点心高级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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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老头上茅房

             茅房里面没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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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一擦一手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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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分配的不公，物资的匮乏，溢于言表。

掌柜

1945年有首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我的研究表明，造成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重要因素是人祸，而祸首就是所谓伟大领袖金日成。中国入朝参战向苏联赊购了大量军火用于扶持独裁政府，结果苏联要还账，没钱怎么还，从老百姓牙缝里挤呗。当时的几年从粮食产量上是正常的，都抵债了。

曲艺迷

人祸猛于天灾

牛老者

现在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去中华门膜拜呢。

六块五的花茶

以下是引用安德路在2011-1-16 14:09: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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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还是洋车走马路——没辙！

- r$ U/ ^7 b8 G* K) d祁老太爷存粮食有道理啊~

longerbuku

记得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江米条。现在看到买回来却吃不出那个味道了

七旬老叟

我是亲身经历的人，当年我十九岁，纠正一点：应该是1960年8月16号开始饭馆就餐收粮票，因为我的小弟是这天出生的我记得最清楚。我们总拿他的生日说他出生在灾难之中。

三联儿

分明就是人祸，草，嫁祸于天，必遭天谴。

嘉平

七旬老叟 发表于 2013-2-18 00:02
$ H1 Z1 U. k/ e5 |# v- m' E我是亲身经历的人，当年我十九岁，纠正一点：应该是1960年8月16号开始饭馆就餐收粮票，因为我的小弟是这天 ...

! T( _) P+ @+ O0 `4 ]: k  W) f: j谢谢您珍贵的回忆！
( o, ?& B2 O0 w- w* l# w, q1 l) f.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