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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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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1 t& U# \& W$ R* m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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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如果我们要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怕首先就应举出这样的风格,作为我们记者的圭臬。“为人民喉舌”,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所用以自负的。——《新华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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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新华日报》时评194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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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t# J) r1 c/ O4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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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等”,一则武断的权力绝对不允许存在,二则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无论以私人资格或执行公务之资格,苟有违法越权的行为,将一律与人民受同样的普通法律所制裁。——《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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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来影响你。一种不良的政治,它到处会排挤你,压迫你;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用武之地,不仅报效谈不上,甚至连生活都发生问题。这种残酷的现实,迫使我觉悟到:无论学什么的,都必须关心政治,进而争取改良政治。——《新华日报》194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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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自由出版就是近代文明的一条道路。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反射镜。我们能希望一个出版法站在近代文明之外不保障其发展吗?——《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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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6 l# L+ Y" f新闻记者是站在时代的前面,报纸是指导社会的,这不是对于记者的恭维,而是加重了记者的责任。……新闻记者要执行他的任务,便需要充分的言论自由。——《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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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正是因为他重视言论自由,同时也热烈的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新华日报》1944年9月1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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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守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希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体。——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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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本位,为最大多数谋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后者是训练奴隶。——《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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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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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民主。我们现在连政治民主的起码条件如人身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都还没有,距离“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更是遥远得很。中国青年应做的两件反省工作:肃清自己的奴才性和为新中国的需要而努力。周谷城——《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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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山先生不曾和鲁迅谋面,但是从真实的意义上说,鲁迅才真是中山先生最忠实的协力者,最有力的发言人。用鲁迅的战斗精神来彻底的肃清“中国地大物博”、“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式的阿Q性格,我们在今天更应该迎头赶上,更响亮地提出:中国要的是科学与民主!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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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骗子,不过是骗术中的小焉者而已。一切骗子中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统治包办之下!把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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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少数人,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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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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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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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无论如何,选举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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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喉舌”,本质上就有两种:一是人民的喉舌,一是统治者的喉舌。作人民的喉舌,没有自由可言,随时可以被打,或“失踪”!有的只是精神上的自由。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原题《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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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政治?改良政治—— 一位工程师的话:“我过去以为切实学点技术,就可以报效国家,用不着关心政治。但现在我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来影响你。一种不良的政治,它到处会排挤你,压迫你。” 没有良好的政治,学什么技术,也还是没有保障。 ——《新华日报》194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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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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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校,不受党化,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现在的西南联大,就是经过教授会议来处理校务,这与其说是理想倒不如说是教育上优良制度的确立。——《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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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苏等民主国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选举等自由权利,中国不必“开风气之先”。可是,曾否追随“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之后了呢?举美国为例,罢工不仅在发展,政府还根据康纳利法案,承认罢工是合法的。游行示威不但不被禁止,还可以请政府派警察保护。——《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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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专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绝对不是民主政治。“爱民如子”是过去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众看成儿子,那还有什么民主的气味!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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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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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所要的是民主的强大,和那不民主的强大是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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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开会时大家说了一大套,却不全是心里所想的,会后各人仍旧各各做自己的一套,那么民主的世界岂不成欺骗的世界了吗?要发扬民主精神就得建立诚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并不是舶来品,而是民族的固有道德。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说一是一,这原是民间向来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3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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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里,诚实总是被看成一种美德;而在民主社会里,尤其是非看重诚实的态度不可。想什么,做什么,决不瞒人,老老实实说出来,与天下人共见,不另外说一套,以图掩蔽天下人耳目,诚实更是非如此不可。——《新华日报》1943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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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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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主”也者,岂不就是“官主”!所谓“世界第一”也者,岂不就是党治“世界第一”!说漂亮话的人,倒是应该提防,不要拿出货色来,见不得人!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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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 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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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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