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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北京贫儿院董事会的名单： 9 A0 g% X0 W4 O
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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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王景春资料不详。第一任董事长即臧守义，他于癸丑（1913年） “创办二载，就隐避乡野”，第二任董事长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但办事未久，因出任驻美公使后即辞去董事长，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没有找到相关记录。第三任董事长即曾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周诒春（字寄梅）。三名名誉董事中，吴炳湘为京师警察厅总监，江朝宗为步军统领署统领，叶恭绰则时任交通总长。前两人的聘任，意图很明显，意在与警方协调配合，在地方上倚恃声威。叶恭绰的加入则给董事会带来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中交通界人物占有很大比重，如关赓麟、孙多钰、任传榜和华南圭等，他们不仅多金，而且是当时的实力人物。同时，正如甘博所言，内中多人毕业于美国名校，如钱方轼（隽逵）毕业于哈佛，周诒春耶鲁，孙多钰康奈尔大学等。另外，两名美国人步济时、格林赫然名列其中，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和总干事。名单的下半部分为女董事名单，就是甘博说的 woman's auxiliary board （妇女分会），其中包括了前内阁总理、时任慈幼局局长、慈善家熊希龄先生的夫人朱其慧，以及一些董事的夫人。 . c \6 O {! E t/ L. ~
0 v) N" D8 j' ]. k. J" @有关步济时，在杜克大学图书馆公开的甘博的照片中，输入关键字”Burgess”,可以搜到4张照片，分别是：
7 a4 W6 M4 T% @4 X. GJohn Stewart Burgess Kidding Populace（步济时与百姓说笑）2张，两张的画面雷同，摄于山东泰山 (Taishan) : J( A9 P/ k+ Q( b& t4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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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ess & Young (步济时和杨) ，摄于山东曲阜（Chufoo），居中白帽者为步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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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 j! z4 |# i" V& ?根据甘博年表，以上三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是1919年的3月。第四张Burgess in Beggars Home（步济时在乞丐栖身所），地点是北京，时间在1917~1919年，具体时间不详。画面很有意思，估计是行程中他们看到了一处乞丐栖身的墙洞，美国人童心未泯，非要做一下亲身体验不可。 " o R2 d( g. q/ ]+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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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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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 c" f" z0 k7 P, f" s在谈到北京贫儿院的发展历史和管理状况时，甘博写道：
Q( P" L6 v: v9 W0 l4 L/ J) P“在经过董事会对事实调查后认可的前提下，任何一个其家庭无力照管的孩子将被这所孤儿院所接纳。通常孩子由一些私人介绍给董事会，但警方也提交给董事会他们觉得特别典型的任何案例。因为这所孤儿院的最大容量是100人，目前只批准了几个孩子。大批的孩子在三个不同的时期被接收进孤儿院，首先是1912年的创办时期，其次是北京兵变后的1913年，第三次是1917年的天津洪灾之后。 " a; ^' ?3 f8 z/ n6 h/ @2 [
# f7 i$ E: d7 u5 z6 _2 |孤儿院的具体管理由一名院长和他的两名助手负责，他们由董事会指派。院长的工资为每月50美元，两名助手每人每月25美元。通常一名助手为女性，负责女童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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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_ X! W+ k9 r1 @* R在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北京贫儿院募捐启并简章》中有：“本院创立辛亥秋间，……收养汉口火燹后之贫儿，继而京师兵变，直隶水灾……”与甘博所记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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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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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八年三月的《北京贫儿院职员一览表》，比照这张表，下面这张照片的人名我们都能叫出来了，照片的标题是：Orphanage, Chang & Assistants （孤儿院，张和助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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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6 q1 m8 S$ J: S9 i# A照片中人物身着冬衣，时间应是1918年底或1919年初，居中的是院长张文斗（字星垣）先生，左边是女监院（监院相当于副院长）刘王瑞瑛女士，男监院李文铎（字振轩）先生居右。张文斗先生担任院长时间较长，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四月，因自办如意成织毯工厂，无暇兼顾院务，方向董事会辞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张先生宅心仁厚和尽职尽责。其一，孤儿院曾收养一名走失的孩子，孩子失去双亲，由邻居带来北京，只能说明自己是山里人，其它则茫然不知。张先生闲时向这名男童询问，孩子隐约记得来北京时经过三家店（门头沟地名），于是张先生携男童直奔三家店，遍走方圆各处，使男孩目睹周围景物，以访其家，驴夫从他们的交谈中听出原委，提供线索，终于使男童找到了他的叔叔。另一件事则是，他为两名入院新生课余辅导算学、字母功课，谆谆教诲，很晚仍不休息。刘女士主管女院（女童部），民国九年以后兼任国文教员。照片中她的发型很像男士的背头，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由于她是天足，错认了其性别，但仔细看她着的是裙装，手指细长，不禁哑然失笑。刘女士尚秉承男女授受不亲的古风，有意与张先生离开一段距离，使画面人物布局不是很对称。 r z) m6 }8 k ^# `
& I5 _7 C- d3 N& a# d" a这是民国八年三月贫儿院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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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w+ h x5 c6 n; {2 s; }+ I7 D继续引用甘博书中的描述：
“这里的建筑是通常的中式风格，目前由于经费的缺乏，急需大的修缮。尽管如此，这里的环境卫生极好，每件东西都是清洁的，并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 |3 m8 y9 d- V; 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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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星期日，每天在五个小时的工作训练之外，孤儿院给予每个孩子至少两个小时的文化课教育。教授男孩木工和编织地毯，女孩则是缝纫、编织花边和烹饪。负责文化课和工艺的老师一个月收入12和15美元，而编织花边是由女孩中的一位负责传授的。 0 ^; V# Q& x5 I. @) }$ O
6 Z& c i! n) T2 ?$ T" F5 k9 D6 ?为了孩子们能够具备日常家务的经验，孤儿院的大部分工作由学生们自己完成。对于特殊的工作，他们分组轮流担任。打扫卫生、帮厨、洗碗，甚至如果他们达到一定的年龄还要自己洗衣服。冬天每周给他们洗澡一次，夏天则每天洗澡。生病后送到附近的教会医院，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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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4 A) ]7 b9 U. O: R7 ^—Peking: A Social Survey, p288 4 Y7 C& m, `, R* T, ~: r
. i- c( c$ j" q" j& j5 L8 A有关贫儿院的孩子们工作的照片共有4张，都应拍摄于1919年3月以前：
这张的标题是：orphanage tatting (孤儿院，梭织花边)，是女童们的手工成绩展览，据说她们的作品很受当时名媛淑女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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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u" N, b0 J2 K她们的指导老师是一位毕业后留院工作的孤儿，就是职员表中的那位“吕孝奉女士”，谈到她时，甘博写道：“只有几个孩子达到了18岁的年龄限并且离开了孤儿院，但他们已经证明给予他们的训练适合于他们自立。女孩中的一个现在教授编织花边，每月挣得20美元，对于女性而言，一份很高的薪水。”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她又被新成立的熊希龄先生创办的香山慈幼院聘为教员，成为孩子们自强自立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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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标题是：Tailor Work (缝纫)，主要是做手工练习，意在培养女童今后家庭生活的基本技能。 : x, w" q, Z, H4 a, 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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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P+ i C$ k这张的标题是：Rug Making (织毯)，毯工科和木工科是男院的工艺训练项目。1920年5月以后，为了生产自救，经董事会决议扩充工厂，改半工半读为“年幼贫儿专事求学，以年长贫儿完全做工，其成绩佳者，比照外面给以工资”，改组之后“每月出活甚多，已与灯市口仁立号约定代为销售。”工厂的收入自行解决了一部分办院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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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B$ G$ l* v* XCarpenter Shop（木工坊），主要生产桌椅，当时以质美价廉、坚固耐久等优点已向盐务署、华北银行、高等师范学校、京汉铁路局、扶轮学校等机关学校提供产品。以上各单位借此亦扶助慈善事业，实为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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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是一所依靠私人捐赠维持的慈善机构，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经费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贫儿院。甘博书中记录道： ! D3 Z: @7 K4 \, P9 Y- l) } _ U
“由于一年的年度预算金额约为7,500美元，为这所机构筹集资金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董事会屡次被劝说将孤儿院移交给警察厅，但每次都成功地筹集到需要的款项。1919年期间，继续开展特别募捐活动，筹集到来源于中国人的超过12,000美元的善款。目前这所孤儿院被给予来源于官方的一些帮助。京奉、京绥、京汉和津浦铁路购买了由孤儿院出版的一份小报上的广告空间，广告费每月400美元。” 0 Y% Z0 ?& f8 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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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A Social Survey, p289 8 D F! _+ T5 t) z1 E0 m4 u3 k- C$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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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博所说的专项募捐活动，是指贫儿院1919年2月28日假外交部大楼，为酬常年经费邀请中外使节参加跳舞大会。包括外交总长曹汝霖（润田）、次长陈箓（任先）、各国公使参赞以及各部司长、科长局长、各校校长参加了大会，募得善款4000余元。同年3月15日，又假青年会开电影跳舞会，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安立德先生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盛赞北京贫儿院及中国慈善家：“我在华十六七年，游历各处，未见有如此的贫儿院，于此可知，北京慈善家不让西国慈善家于前了。”两次活动院长张文斗先生都亲率贫儿代表参加大会，孩子们衣装整洁，举止大方，表现了良好的教养。他们还为中外人士表演节目，赢得一致好评。这支鼓号队也参加了表演。 : N5 N) ?; [& n' 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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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 ?; i( i/ I" `4 _, f! y1919年春天的募捐活动，上至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等政府官员，下至普通市民，均踊跃捐款。梅兰芳先生因在日本演出错过会期，回国后仍慷慨捐出现洋300元。据贫儿院统计，1918年7月1日至1919年6月30日，全年合计得到善款现洋八千余元，京钞五千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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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最后，我仍引用甘博的记录作结：“ 依靠清洁卫生、教育和工作训练，即使利用小的预算和简单的原料设备，在孤儿的关怀上可以做什么，这所孤儿院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 4 T# |* l( Y8 j- A; }7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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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9 21:49:00
发表于 2010-2-1 1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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