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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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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9 21:49: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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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北京贫儿院董事会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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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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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王景春资料不详。第一任董事长即臧守义,他于癸丑(1913年) “创办二载,就隐避乡野”,第二任董事长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但办事未久,因出任驻美公使后即辞去董事长,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没有找到相关记录。第三任董事长即曾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周诒春(字寄梅)。三名名誉董事中,吴炳湘为京师警察厅总监,江朝宗为步军统领署统领,叶恭绰则时任交通总长。前两人的聘任,意图很明显,意在与警方协调配合,在地方上倚恃声威。叶恭绰的加入则给董事会带来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中交通界人物占有很大比重,如关赓麟、孙多钰、任传榜和华南圭等,他们不仅多金,而且是当时的实力人物。同时,正如甘博所言,内中多人毕业于美国名校,如钱方轼(隽逵)毕业于哈佛,周诒春耶鲁,孙多钰康奈尔大学等。另外,两名美国人步济时、格林赫然名列其中,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和总干事。名单的下半部分为女董事名单,就是甘博说的 woman's auxiliary board (妇女分会),其中包括了前内阁总理、时任慈幼局局长、慈善家熊希龄先生的夫人朱其慧,以及一些董事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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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步济时,在杜克大学图书馆公开的甘博的照片中,输入关键字”Burgess”,可以搜到4张照片,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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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Stewart Burgess Kidding Populace(步济时与百姓说笑)2张,两张的画面雷同,摄于山东泰山 (Tai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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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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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ess & Young (步济时和杨) ,摄于山东曲阜(Chufoo),居中白帽者为步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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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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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甘博年表,以上三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是1919年的3月。第四张Burgess in Beggars Home(步济时在乞丐栖身所),地点是北京,时间在1917~1919年,具体时间不详。画面很有意思,估计是行程中他们看到了一处乞丐栖身的墙洞,美国人童心未泯,非要做一下亲身体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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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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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北京贫儿院的发展历史和管理状况时,甘博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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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董事会对事实调查后认可的前提下,任何一个其家庭无力照管的孩子将被这所孤儿院所接纳。通常孩子由一些私人介绍给董事会,但警方也提交给董事会他们觉得特别典型的任何案例。因为这所孤儿院的最大容量是100人,目前只批准了几个孩子。大批的孩子在三个不同的时期被接收进孤儿院,首先是1912年的创办时期,其次是北京兵变后的1913年,第三次是1917年的天津洪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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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院的具体管理由一名院长和他的两名助手负责,他们由董事会指派。院长的工资为每月50美元,两名助手每人每月25美元。通常一名助手为女性,负责女童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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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A Social Survey, p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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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北京贫儿院募捐启并简章》中有:“本院创立辛亥秋间,……收养汉口火燹后之贫儿,继而京师兵变,直隶水灾……”与甘博所记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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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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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八年三月的《北京贫儿院职员一览表》,比照这张表,下面这张照片的人名我们都能叫出来了,照片的标题是:Orphanage, Chang & Assistants (孤儿院,张和助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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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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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人物身着冬衣,时间应是1918年底或1919年初,居中的是院长张文斗(字星垣)先生,左边是女监院(监院相当于副院长)刘王瑞瑛女士,男监院李文铎(字振轩)先生居右。张文斗先生担任院长时间较长,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四月,因自办如意成织毯工厂,无暇兼顾院务,方向董事会辞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张先生宅心仁厚和尽职尽责。其一,孤儿院曾收养一名走失的孩子,孩子失去双亲,由邻居带来北京,只能说明自己是山里人,其它则茫然不知。张先生闲时向这名男童询问,孩子隐约记得来北京时经过三家店(门头沟地名),于是张先生携男童直奔三家店,遍走方圆各处,使男孩目睹周围景物,以访其家,驴夫从他们的交谈中听出原委,提供线索,终于使男童找到了他的叔叔。另一件事则是,他为两名入院新生课余辅导算学、字母功课,谆谆教诲,很晚仍不休息。刘女士主管女院(女童部),民国九年以后兼任国文教员。照片中她的发型很像男士的背头,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由于她是天足,错认了其性别,但仔细看她着的是裙装,手指细长,不禁哑然失笑。刘女士尚秉承男女授受不亲的古风,有意与张先生离开一段距离,使画面人物布局不是很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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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八年三月贫儿院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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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引用甘博书中的描述:
“这里的建筑是通常的中式风格,目前由于经费的缺乏,急需大的修缮。尽管如此,这里的环境卫生极好,每件东西都是清洁的,并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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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星期日,每天在五个小时的工作训练之外,孤儿院给予每个孩子至少两个小时的文化课教育。教授男孩木工和编织地毯,女孩则是缝纫、编织花边和烹饪。负责文化课和工艺的老师一个月收入12和15美元,而编织花边是由女孩中的一位负责传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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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们能够具备日常家务的经验,孤儿院的大部分工作由学生们自己完成。对于特殊的工作,他们分组轮流担任。打扫卫生、帮厨、洗碗,甚至如果他们达到一定的年龄还要自己洗衣服。冬天每周给他们洗澡一次,夏天则每天洗澡。生病后送到附近的教会医院,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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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A Social Survey, 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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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贫儿院的孩子们工作的照片共有4张,都应拍摄于1919年3月以前:
这张的标题是:orphanage tatting (孤儿院,梭织花边),是女童们的手工成绩展览,据说她们的作品很受当时名媛淑女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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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指导老师是一位毕业后留院工作的孤儿,就是职员表中的那位“吕孝奉女士”,谈到她时,甘博写道:“只有几个孩子达到了18岁的年龄限并且离开了孤儿院,但他们已经证明给予他们的训练适合于他们自立。女孩中的一个现在教授编织花边,每月挣得20美元,对于女性而言,一份很高的薪水。”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她又被新成立的熊希龄先生创办的香山慈幼院聘为教员,成为孩子们自强自立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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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标题是:Tailor Work (缝纫),主要是做手工练习,意在培养女童今后家庭生活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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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的标题是:Rug Making (织毯),毯工科和木工科是男院的工艺训练项目。1920年5月以后,为了生产自救,经董事会决议扩充工厂,改半工半读为“年幼贫儿专事求学,以年长贫儿完全做工,其成绩佳者,比照外面给以工资”,改组之后“每月出活甚多,已与灯市口仁立号约定代为销售。”工厂的收入自行解决了一部分办院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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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enter Shop(木工坊),主要生产桌椅,当时以质美价廉、坚固耐久等优点已向盐务署、华北银行、高等师范学校、京汉铁路局、扶轮学校等机关学校提供产品。以上各单位借此亦扶助慈善事业,实为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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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是一所依靠私人捐赠维持的慈善机构,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经费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贫儿院。甘博书中记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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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年的年度预算金额约为7,500美元,为这所机构筹集资金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董事会屡次被劝说将孤儿院移交给警察厅,但每次都成功地筹集到需要的款项。1919年期间,继续开展特别募捐活动,筹集到来源于中国人的超过12,000美元的善款。目前这所孤儿院被给予来源于官方的一些帮助。京奉、京绥、京汉和津浦铁路购买了由孤儿院出版的一份小报上的广告空间,广告费每月4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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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A Social Survey, 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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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博所说的专项募捐活动,是指贫儿院1919年2月28日假外交部大楼,为酬常年经费邀请中外使节参加跳舞大会。包括外交总长曹汝霖(润田)、次长陈箓(任先)、各国公使参赞以及各部司长、科长局长、各校校长参加了大会,募得善款4000余元。同年3月15日,又假青年会开电影跳舞会,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安立德先生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盛赞北京贫儿院及中国慈善家:“我在华十六七年,游历各处,未见有如此的贫儿院,于此可知,北京慈善家不让西国慈善家于前了。”两次活动院长张文斗先生都亲率贫儿代表参加大会,孩子们衣装整洁,举止大方,表现了良好的教养。他们还为中外人士表演节目,赢得一致好评。这支鼓号队也参加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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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春天的募捐活动,上至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等政府官员,下至普通市民,均踊跃捐款。梅兰芳先生因在日本演出错过会期,回国后仍慷慨捐出现洋300元。据贫儿院统计,1918年7月1日至1919年6月30日,全年合计得到善款现洋八千余元,京钞五千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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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最后,我仍引用甘博的记录作结:“ 依靠清洁卫生、教育和工作训练,即使利用小的预算和简单的原料设备,在孤儿的关怀上可以做什么,这所孤儿院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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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30 21:32:00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您的指点,很高兴能和您一起探讨慈幼院的历史。我对慈幼院也是一直半解,因为看了一些慈幼院的相关记载、回忆录后,能够感受到对那些人来说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回忆,他们怀着对慈幼院感恩之情,一个个成为社会有用之人,并热情地传递着香山慈幼精神。这段历史跨度大,涉及众多社会名流,培养学生有两万之多。由此就更想多了解一些那段历史,同时也希望引起更多关注,更好的保护相关遗迹。

发表于 2010-2-1 14: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又详细的看了一遍,希望看到接下来的考证。
发表于 2010-1-30 08: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终于明白了这一段历史,整理这些片子破费脑筋,太液池将人物具体到姓名,找到了这么多资料,认真学习。
发表于 2010-1-30 08:51:0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来香山慈幼院之前还有这么一个慈善机构,香山慈幼院的很多管理制度、机构设置、教育方法看来也有很多参照于此。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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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30 02:08:00 | 显示全部楼层

很好的资料啊!!!!支持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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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像知道天坛里的那个医院是怎么回事。而且那个H的下方没有加数字,其他的都加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发表于 2010-1-30 18:45:00 | 显示全部楼层
QUOTE:
以下是引用kuma在2010-1-30 8:51: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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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香山慈幼院之前还有这么一个慈善机构,香山慈幼院的很多管理制度、机构设置、教育方法看来也有很多参照于此。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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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关注。您提的很好,通过这一段的爬梳资料,我推断北京贫儿院有可能在1920年代并入了香山慈幼院。理由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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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能看到的有关贫儿院的资料最晚只到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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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书于日伪时期的《北京市志稿》对龙泉孤儿院和香山慈幼院都有专文记载,而对贫儿院除只言片语外,其它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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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书在香山慈幼院的记载中,提到“第五校系职工学校,一在宣外上斜街西,一在安定门内千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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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接下来关注的问题。您如有兴趣,我们可以多多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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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1-30 18:25:00 | 显示全部楼层
QUOTE:
以下是引用飞哥在2010-1-30 8:20:00的发言:
终于明白了这一段历史,整理这些片子破费脑筋,太液池将人物具体到姓名,找到了这么多资料,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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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哥过奖了。是您在论坛里的帖子和在《爱历史》中的博文为我树立榜样,给我以启迪,应该向您学习。希望今后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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