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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北京城，总是没有睡懒觉得机会，晨练的人们总是习惯赶在日出之前，跑到城里或城外各个公园里，一边舒活着筋骨，一边等待着迎接阳光的眷顾。 王庆平老先生便是这京城晨练大军里的其中一位。他的一天，通常是在北京南城的陶然亭公园里开始的。 认识王老先生，还是因为经常在陶然亭爬山。每次看他的面相、说话和爬山的步伐，猜测最多有六十多岁了。那天刚想夸老爷子身板儿硬朗，攀谈了两句，才知道老先生竟已有85岁高龄。 到了山顶的万象亭，借座下来休息的机会，和老人聊了起来。老爷子很有兴致的给我讲起了他的年轻时代，也说起来那时候的北京。 王老先生于民国九年出生在房山区，当时房山还是隶属河北省的一个县，老人清楚地记得，他住在房山县仓房胡同5号。 现在这儿已经是高楼林立了。而说起当年住的那个院子，老人露出非常自豪的神情。 当年那个院子，虽不是套比较正规的四合院儿，但也是一套规模不小的三进院子。坐北朝南，街门旁边五间倒座房。进门一道影壁，旁边是二门，再进去便是正房和东西厢。正房面扩五间，中间可以开启。 每逢年节，中门大开，直通后面的院子。整个院子看上去十分的气派，当地的居民尊称其为“相府王”，并将这个名号流传开来。据说当时县城里一提起“相府王”，可以说家喻户晓。当然，“相府”只是民间的戏称或者传说罢了，从来没有人去考证过。 后来分家后，三进院子被分割开来。虽然门还在，但都被打门闩锁死。王老先生和他的祖母住在一起，他的祖母王老太太当时多多少少还算是一位知名人物，人们习惯尊称她为“王三奶奶”。 王老先生8岁上了家附近的一家私塾，教书先生姓李，名“继三”。后来，这位李先生从私塾，到了高小（房山县立高等小学校）教书，也将跟他上课的王老先生一并带入了高小的课堂。 当时的高小，无论是从学生管理，还是教学内容上，都已经是一种比较正规的学校，每天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早上起来要做早操。除了固定的课程外，学校还组织了音乐队。在开会、游行等活动中进行表演，而王老先生就是音乐队中的一名笛子手。 说到乐队，我问是否也奏国歌，老先生说，当时是没有周一升旗、奏国歌的活动的。不过他为我唱了句当时中华民国的“国歌儿”。“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注：这首是1930年，国民政府以《国民党党歌》作为国歌。歌词则是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为黄埔军校定的校训。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三代国歌。） 就这样，私塾变成了学校，李先生变成了李老师，戒尺变成了教鞭，教学内容，也从“三、百、千”变成了数学、英语、语文等科目。这一系列的变化，恐怕也就成为了王老先生对其记忆深刻的原因。 8年的寒窗苦读之后，16岁的王老先生到了周口店一家“兴宝”煤矿公司当账房先生。“兴宝”隶属于西郊民巷21号的北洋宝商银行。 王老先生说：“那当儿，公司已经比较开化，所以当时的“职称”叫‘练习生’，而不是‘学徒’。也没有师父，一切全靠自学。” 虽说不是学徒，但工作却与学徒无太大区别，一年只能过年可以回家，其余时间，都住在公司。工作之余，要伺候掌柜的的日常起居生活。 不过每月有两块大洋的工资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个年代，两块大洋可以买一袋儿白面。由于平时吃住都在公司里，实在没有什么可花钱的地方，所以一年下来，也可以攒下一笔不小的数目。也难怪过年回家时候，王老太爷看着他带回去30多块大洋，一时不知所措。 1937年，随着日本军的入侵，兴宝煤矿公司被日本接受，王老先生随公司一起迁进了北京城里，位于前门外观音寺街的连升店继续工作。 虽说城外战事吃紧，京城内的生活似乎尚未受太大的影响。王老先生每日依然正常的工作，晚上，公司还隔三差五的，组织大家去六部口儿的“新新电影院”或者到大栅栏的“大观楼” ，看看电影。 说起当时的北京城，王老先生还记得，那当儿的城门和城墙还非常完好，从前门大街上，一直可以看到永定门，非常的壮观。遗憾的是，除了到前门箭楼上看电影外，他从来没有到城楼上去过。到现在，对于城门最清楚地记忆，就是箭楼上放的电影、前门底下买的一套刮脸刀，还有前门楼子里，燕子李三的传说。 说到这里，老先生望着永定门的方向，感叹了一句，“如果当时没有拆掉城门，多好啊！” 城门虽然在老先生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要说前门外，老北京热闹的商业区，老先生可谓是耳渎目染。 最有名儿的大栅栏、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流。廊坊头条“买俩卖俩”的金店、银店，门框胡同的小吃一条街，鲜鱼口儿的鞋帽铺，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后来，逢年过节，他还经常去“大蒋家胡同（大江胡同）”的一个煤站打牌，经理李谷华是他的好朋友。 在观音寺干了三年左右，公司因为房租太高，不得不搬到了位于西长安街北的“太付寺街”的几间平房。 在那儿工作了不到一年，便回到了房山的“陀里”高线。工作了两年的时间后，车站的工作几乎处于了停业的状态，车站的经理让他们几个人守摊儿。而正值年轻，风华正茂的他却不愿在这里浪费大好的时光。便和几位同事一起去一家被日本接受的车站，考上车手见习。但由于王老先生的眼睛，被铁路医院诊断为“红绿色盲”。幸好，车站有位叫张文林的朋友，把他介绍到了客运车站，成为了一名售票员。 初来火车站，工作比较稳定，王老先生心情也是非常的兴奋，但干了两年的时间，看到同去考车手见习的朋友们，已经从车站打旗、挂钩等杂物不断升职。感觉到如此下去，没有什么前途，脑子开始活泛。经过考虑，王老先生毅然辞掉了车站的售票工作，回到了北京。 回来北京后，经一位从前的经理介绍，到了西斜街红庙胡同5号的“共和洋行”，从事会计工作。 再次回到北京城的王老先生，明显的感觉到，此时的北京城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三户分一点儿粮食，混合面儿得人们苦不堪言，街头的乞丐也多了很多，四九城的上空笼罩着一层浓浓的灰雾。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老先生又经一位曾经的同事介绍，辗转到了德胜门内大街的一家被国民党接收的广播器材厂（麻花电台）当会计。 解放前夕，广播器材厂被共产党接受，所有的学徒都被留在了厂子里，而职员们则被分配到了华北革命人民大学（后与前中国政法大学合并为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改造。至今，老人还保存着当年的文凭。 1949年，毕业后的王老先生被发放到了河南工作，开始一段往返京豫两地的生活。因为在河南不到两年，就又再次调回北京，到了一机部当出纳，并结了婚。两年之后，又被调到河南省经委训练。正好省经委一位梁主任，是当时在平原省的一位旧相识。在他的帮助下，便再次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市同仁医院工作。而这次，算是终于安顿了下来。此时已经是1954年左。 在同仁医院，可不似以往的两年一变，这一干就是将近40年。一直中央下来文件，王老先生第一批光荣离休。 而此时本该在家安度晚年的他，却耐不住赋闲在家的寂寞，正好同仁医院为了照顾这些离休职工，拿出了一些设备，组织医院里的几位老专家，在八王坟开设了一个门诊部，继续从事着他的会计生涯。虽然门诊部不大，设备也相对落后，但由于坐诊的全是退下来的名医，所以生意还算不错。 三年后，王老先生正式退居二线，同时也正式成为了，京城晨练大军中的一员。说道此，回眸了自己80多年来走过的路，每当转折的时候，总有朋友出来相助。老人非常感叹，也非常知足。 老人说：“我这辈子没有受过什么罪，现在安享晚年，我挺知足！”。此时，他的手，摸了摸口袋，他在摸那张让他座公交车四处云游的“高龄老年人优待证”。 & c4 h/ z. Y+ M6 S2 t9 s# h9 E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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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4 03: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