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集贤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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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集贤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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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贤承韵”是北京的八角鼓票房，因其过排时间之长而著名，票房主人钱亚东自1979年创始，至2004年宣布停排，前后25年，打破历史纪录。“集贤承韵”在这一特定时期的活动，推动了北京民间鼓曲从濒危走向复苏，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情地怀念和永久地纪念。

在八角鼓艺术的160年历史中，曾经出现三个标志性的票房：

 

第一个是1874-1884年间，由清载澂兴办的“赏心悦目”票房。载澂，道光帝孙，恭亲王长子。爵位是贝勒、辅国公、郡王（在亲王之下，相当皇子）；职务是蒙古都统（从一品，辅佐皇帝管理蒙古八旗事务）。他办的八角鼓票房设在恭王府内，以王权的实力和影响网罗人才，置办设备。他擅长拆唱八角鼓，且本人参与承应外局，因此其演出水平、走局能力均称“九城第一”，达到“子弟”票房历史的高峰。在它的影响下，名利显赫的高规格堂会演出成风，推动了以岔曲为领率的八角鼓艺术（包括很多品种）走向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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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具有皇权色彩、为宫廷府邸服务的票房逐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西外朝阳庵（节令性）票房 “胜国遗音”。它由名士桂润斋、名票赵俊亭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说1932年）合办，能随时代变化而革新。首先是打破旧有门槛，不重门第出身，无论是否“在旗”，是否信（洋）教，是否曾走入生意门，都能团结容纳；他们不张扬“正宗”、“第一”而是重视艺术创造，词曲出新；在日常过排中，注重培养年轻后进，方便票友交流授艺；他们还邀请吸引了社会名流学者，曲艺名家参加活动，评点演唱，著文评介，开展学术交流。“胜国遗音”为八角鼓艺术（拆唱和说的部分已分离出去）服务平民社会，做出了贡献,但它时运不济，在北京沦陷时期，因岁月艰辛一度中断活动。抗战胜利后也是好景不长，于1947年停排。建国后五十至六十年代间，该票房曾在庆平轩复排，由赵静岩主持，但当年盛况不再。

 

第三个标志性票房，是1979年钱亚东老人创办、何剑锋置场的“集贤承韵”。当时鼓曲同其他艺术一样，经历“文革”动乱，横遭摧残，票房寥落，曲目濒危，人才凋零。正当拨乱反正，人们要求恢复发展民间鼓曲艺术之时，“集贤承韵” 得风气之先，引起了北京文化界的关注。钱老的苇坑胡同36号小院条件优越，待客殷勤有礼，京味风情浓郁，随着资深票友、后起之秀的相继到来，各界知名艺术家也接踵而至，“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每周一晚的过排照例从岔曲开始，随后容纳各种声腔的大鼓，票友、艺人、演员、初学者、和客串的来宾，尽兴演唱、欣赏传统精品和建国后的佳作，包括早期因遭受左的压制而多年未能演唱的好作品。老舍夫人胡洁青题写了横幅，文化名人苏叔阳、王铁成等发表讲话；来京城寻根的海外华人，音乐院校的师生，以及各方媒体记者，云集在这个品味高尚，聚集精华的鼓曲票房里，或兴奋抒怀，或交流心得。某境外电视台甚至向主人提出收购小院改建鼓曲基地的意向，一时间，“集贤承韵”成了酝酿鼓曲振兴的中心。有力地展示了这一历史机遇的，是1995年拍摄的、由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授予奖杯的电视片《胡同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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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清华大学教授李燕和夫人孙燕华，是北京鼓曲热忱而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发起、投资、组织、主持了前后13集《胡同古韵》的拍摄，并特别邀请了戏曲音乐专家刘吉典先生串场解说，结合名家演唱，介绍京城鼓曲的源流特色，阐释北京传统鼓曲文化。这部电视片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史料的价值，经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台多次播出，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观众建议有关方面采取措施，帮助鼓曲艺术鼓曲票房，解决后继无人等困难。至于10年后重播这部电视片的倡议，因种种原因搁浅，此是后话，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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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票房主人，钱老以敬业的真诚，留下许多感人的佳话。十年动乱后陆续复出的鼓曲票友们，以很高的演唱热情和艺术水平，回应“集贤承韵”的款待和包容。“玩票”者在一起尽兴地交流艺术，畅叙友情，对于鼓曲事业既往的成就价值，不乏崇论宏议，但对于市场经济和文化多元的冲击，鼓曲题材、演唱形式和鼓曲受众的现实变化，大多是矜持地本着“清门”规矩，感喟多于应对，怀旧盛于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机遇面前，囿于票房传统的机制，不能直面自娱与娱人的现实矛盾；而外界力量也因种种原因，没能对这个票房的巩固发展，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致使25年来，主人竭尽体力财力物力，循规守制地迎来又送走一批批的客人，虽为培养演唱人才提供了平台，创造了一时繁荣，却未能在改革开放中，为鼓曲提升社会效应创造机遇，终于无助鼓曲兴衰大局。

到上世纪末，在老票友大部仙逝，健在或在而不健者不过凤毛麟角，“集贤承韵”的极盛也渐成过去，小院中茶香依旧，弦索如常，但有关鼓曲前途的美好期盼、想象、预言、推测，大都无可奈何地幻灭了。2004年8月，钱老经过反复权衡，关闭了自己长达25年的票房，宣布的停排理由很简单：年纪大了（94岁），精力不济了。钱老自有城府，我不敢谬托知己；但我确有把握地知道两点：一、每谈到坚持25年的基本经验，他都归纳为一个“忍”字，包括忍耐、忍受、忍让。〔注〕二、他有功利诉求，2005年夏，他同意参与为岔曲申报文化遗产，他还希望某事业单位实现为他编一本书的承诺，宣传“集贤承韵”的成就和经验，这些似可说明他内心尚未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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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点，可以理解为因办票房而发生的若干摩擦、纠纷、麻烦，令他烦恼、愤慨、委屈，但钱老以深湛的处世涵养，在情感危机中始终顾全票房大局，我们应该敬仰、学习。对于第二点，则令人扼腕叹息，为钱老见事之迟、为京城票房事业抱憾了。例如，“集贤承韵”过排不设记录，就是失策，但历史如此，也不应再苛求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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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关闭票房后，与外界甚少来往。一个月前他的仙逝，许多人没有及时得到消息，我亦因此未得相送，只能借此文字，表示哀悼和怀念。回顾这个应运而生的“集贤承韵”，在轰轰烈烈之后，竞归于灭绝，只留下几声赞誉、惋惜。这个悲剧不仅是钱老个人的，也是整个八角鼓艺术的。科学发展的意识迟滞，有可能使民间艺术事业无关社会的呼吸运转。也许，即使这个票房努力于争取社会扶持和联手，也未必能争取到真心实力，但有了利益博弈，结果总会是另番光景。25年的生聚和教训是：以自娱为宗旨的票房，不可自恋以致使艺术脱离社会需求，失迷于现实表象的纷扰，既事耕耘，更问收获，我们需要有重视社会效应的科学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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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类似令人不平不安的悲剧不再重演，这需要民间的反思，握有相关公权者的关注。无论哪方面，都要以社会的、工作的责任感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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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底，北京电视台拟召开座谈会，纪念《胡同古韵》拍摄10周年，为此我拟了个发言提纲，7月2日拿到钱老家去征求意见，正逢北京广播电台记者王宝玲采访，根据她的要求，我谈了对“集贤承韵”票房历史地位的看法。这个录音曾于7月12日在北京电台（A M 828）人文奥运栏目中播出。此外，7月4日在北京电视台导演武宝智、刘晓华主持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除上述内容外，还提到钱老办票房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赞扬了他的奉献精神。我现在所写的，基本还是那时的发言，但岁月无情，事过境迁，行文中未免增添了感伤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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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记： 2009-5-31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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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北京纪事》2006年第二期刊载的《北京八角鼓票房惨淡支撑》（作者逸尘）中写道：“钱老爷子办票房,耗财却不为买脸,只为对传统艺术的一片痴情。他说: 要办票房就得有容、忍、让的精神!’在这个票友的小社会里也是鱼龙混杂,各样人等五光十色,有些人是抱有目的来的。钱老爷子能容那些唯利是图的票友小人,在票房里巧取豪夺、阳奉阴违、不懂世理的。在利益面前,有些票友或职业艺者相互争斗,对票房的利益有所伤害时,钱老宽容和善,大度能‘忍’。在电视镜头或新闻采访的面前,有些只恨自己不红的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利用“集贤承韵”票房作为买卖攒儿,直对名与利而来,对这些事钱老能‘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