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一切谎言，告诉你一个历史上真实的“香妃”（七）[含1P]

霍集占

“香妃”的传说

—— 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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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特·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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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原创，未经作者同意，请勿随意转载、改编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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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汉文版已刊登在2009年号《清史论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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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穿一切谎言，告诉你一个历史上真实的“香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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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中，虽然“香妃”的传说版本众多，但主要情节明显都是由光绪十六年（ 1890 ）刊行的“《湘绮楼文集》本”发展而来，而且其仅有的一种变体在情节上与其差异也极有限，二者间的承继关系十分明显。由此看来，光绪十六年《湘绮楼文集》刊行前，这一版本的“香妃”传说也许还并不为操汉语的社会群体所了解。但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北京的旗人与民人百姓对乾隆年间部分维吾尔人被迁居北京一事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因为，除了在体貌特征上与满、汉等族有较大差异外，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迁京维吾尔人都没能掌握满语、汉语；也没有改换满、汉等样式的服装； [1] 而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则是 —— 那些没有公职的迁京维吾尔人的男子不蓄发辫！ [2] 对于这部分迁京维吾尔人，当时的不少文献著作中都是有所记载的：

回子馆外门砖筑，制样绝奇，非天主堂所见。入门仅移数武，双犬突至，张口狺狺，大惊却立。回童数十，拍掌齐笑。门内左右对值大柱，以数丈铁连锁锁狗头，击（系）之柱下以守门。狗见人虽突起，限锁长而止，常不及人数步，而其势则甚怖凛也。回女十余人出视，皆状健如男子，颊红颧阔，眉青眼赤。其中一少妇，抱数岁婴儿而立，颇有艳姿。皆白衣裳，总总绾发，为十余辫 髽 垂背后，上加白帽，如优人突帽。衣如我国帖裹而袖窄。 [3]

这是于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者朴趾源在他的行纪 —— 《热河日记》中的记载。以下则是英国传教士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在其 1866 年于香港出版的 Notes for tourists in the north of China 中留下的相关记载：

“Near the south-western angle of the Imperial City stands the Mahommedan mosque, and a large number of Turks live in its vicinity, whose ancestors were brought from Turkestan about a century ago; this part of the city is consequently the chief resort of all Mahommedans coming to the capital from Ili.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mosques, but this is the only one worth the inspection of strangers.……

A great number of Mahommedans are living in the lanes immediately surrounding the mosque. The females are in many cases, despite the dirt which encrusts their faces very good looking and evidently of a class of beauty foreign to the soil they inhabit. The manners are frank and pleasing, and they are fond of claining acquaintanceship with foreigners on the score of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and the Allah of their own religion being (in attributes) the sa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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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靠近皇城的西南角，坐落着穆斯林清真寺，在那周围生活着很多突厥人，他们的祖先是大约一个世纪前从突厥斯坦被迁来的。因而，城市的这个区域也就是所有从伊犁到首都来的穆斯林的主要会所。那里有不少其他的清真寺，但这是唯一值得外人去一探究竟的。……

紧靠着围绕这座清真寺的胡同里住着大量穆斯林。那些女性往往非常漂亮——尽管她们的脸上被泥垢所遮盖——而且明显是与她们所居住的土地不相适应的那一等的美女。其举止是直率和令人愉快的，而且他们由于基督徒的上帝与他们自己宗教的真主（在性质上）的相同而乐意与外国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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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则是 19 世纪中叶到过北京的一位俄国布道团的成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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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顺便说一下，将中国的穆斯林与鞑靼人混为一谈是非常错误的。鞑靼为突厥人的一支，和中国的穆斯林无论是在起源上还是语言上都毫无共同之处。即使以前穆斯林中可能掺有突厥人，但也被大量中国穆斯林融合，没留下丝毫自己的痕迹，把中国穆斯林和隶属于中国的突厥斯坦人混淆成一个民族也是错误的，突厥斯坦的名称本身就已指出了其居民的民族特色。鞑靼人仅存的几个代表生活在北京，那儿有上个世纪迁移来的叶尔羌人的居民小区。他们独自居住，不与中国的穆斯林混居。穆斯林称这些突厥斯坦人为黑骨人，称自己为白骨人，意即高贵的人。” [5]

19 世纪末来过北京的英国传教士 Marshall Broomhall 也在其名著 Islam in China : a neglected problem 中以较大篇幅留下的论述：

     “The Chinese General Tsao Hui, who for three years commanded the campaign in Chinese Turkestan, triumphantly returned to Peking bringing in his train a number of Moslem prisoners of war. ……after having built barracks for the Turkish captives, built the mosque in which the tablet with an inscription in four languages was erected.

“……The Turks of Peking are descended from the Moslems of Chinese Turkestan whose chiefs are called Khojem, and they are known by the Moslems of China by this name. The name is probably a corrupt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Khoja which in Turki means master.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of well informed persons the Turks in Peking reached that city some 200 years ag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ing unable to repress the Turks of Chinese Turkestan, transported their chiefs and most influential men with their families to Peking, where they were settled within a corner of the city inside of Great Imperial Wall. [6]

The part of Peking where these Turkish Moslems live is called Chintusze. ……These Turks were only 100 families strong when they came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ut they now number 2000 families. They have great influence in Peking, and their chiefs are supported by funds supplied from the Government Treasury. ……” [7]

译文：“在中国突厥斯坦指挥了三年战役的中国将军兆惠，在他凯旋回北京的队伍里带着一批穆斯林战俘。……在为突厥俘虏们建造了营房之后，建造了其中竖立有那通铭文为四种语言的碑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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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那些突厥人是以‘和卓木’为首的中国突厥斯坦的穆斯林的后裔，他们也以这个名字为中国穆斯林所知。这个名字恐怕是突厥语中意为“主人”的词“ Khoja ”的正确发音。按照见多识广的人们的说法，在北京的突厥人是 200 多年前来到这座城市的。中国政府一直无法控制中国突厥斯坦的突厥人，便将他们的领袖和最有影响的人们及其家人流放到了北京，安置在大皇城墙内的一个城市的角落里（作者当指在满城内，而非皇城。——原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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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这些突厥穆斯林居住的地区被称作‘缠头寺’。……这些突厥人在他们从中国突厥斯坦来的时候只有 100 多户，而今他们已达到 2000 户。他们在北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且他们的首领由国库提供的基金供养。”

以下是日本学者于清末（ 1908 ）至该清真寺访问的记录：

“回回营是回回教之礼拜寺，创建于乾隆年间，……乾隆即位之初，平定准噶尔，攻下回部各城，赐其酋长等王公爵位以及邸宅，其余众未归者，悉留北京，使之居于长安门西，或服官执役，或授以店铺，都人遂称其地为回回营。此礼拜寺附近一带居民之门上，尚可见题有土耳其 [8] 文字，彼等均为当年回部迁来之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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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四十年六月十五日，与桑原博士一起来至礼拜寺，……见预先约定之矢野、小林两学士已在高楼之下与阿訇攀谈。……据称姓金，其祖先是从喀什噶尔来，故而其眉目之间，一见即与蒙古人种不同。又有芟阿訇者在场，其容貌宛如印度人。

街上可见之高楼曰望儿楼。据说回部酋长某之女进宫后，酋长思之，常于此楼之上眺望，故有此称。隔长安街与此楼相对，紫金城中亦有一楼巍然矗立，亦或父在此楼女在彼楼，隔街相望，以寄相思之情。” [9]

这些当时留下的记载说明，部分维吾尔人迁京一事在 北京的旗、民百姓乃至国外访客当中也已构 成了一种社会记忆（ social mem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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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期，塔里木地区的起义将清帝国的势力彻底赶出了天山地区，原有的伯克们被一一推翻，而在清政府重新控制天山地区后更废除了伯克制。这就宣告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使迁京维吾尔人与其文化母体保持联系的年班伯克赴京朝见清帝的活动的终结。此事对北京的维吾尔人社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迁京维吾尔人的后裔开始逐渐忘记母语而改操汉语。 ^[10] 与此同时，北京的维吾尔人社区也由原来西长安街路南的一个分散为遍布北京的五个。 ^[11] 这都大大增加了迁京维吾尔人后裔与北京操汉语群体交往的机会与可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从光绪时期我们才开始见到“香妃”的传说在北京传播的记载。英文和汉文诸版本的“香妃”传说中大都提到了在北京可以见到的“香妃”“所居之楼外”的“西域式”“市肆、庐舍、礼拜堂”等建筑，而与之相对应，对于不少维吾尔文传说中的“香妃”死后归葬的家族墓地却都只字未提。这则说明，英文和汉文版的“香妃”传说并非来自塔里木地区，而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保留在北京居民（包括迁京维吾尔人后裔）头脑中的对“‘香妃’－容妃”故事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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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帝国灭亡后，这个从迁京维吾尔人后裔处获得的“‘香妃’－容妃”历史 记忆，经过掌握文字、宣传媒体的社会群体的再一次的选择和重组， “香妃” 又成为了汉人表达反满情绪的一个象征性资源。 汉族知识分子通过自身对“香妃”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又以野史、笔记、小说等形式投放回社会，以达到丑化清统治者与在一定范围内凝聚刚由“大清臣民”变为“中华民国国民”的该社会群体的目的。这恐怕才是“香妃”传说在民国的前 16 年得以广泛流传，而随着代表汉人势力复兴的中华民国的日益稳固，各种书籍中对“香妃”的记载也就渐渐沉寂了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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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务府来文，“民族事务类”，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七日“礼部知照霍集斯等妻室现在毋庸行礼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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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子霍集斯等遵旨归入蒙古佐领。其已经披甲回子等，虽到京城将近二十余年，究不甚属晓事。……查归入本旗回子公和什克、图尔都、额色音，头等台吉玛穆特、二等台吉喀舍和卓等妻室现今并未改换衣装。”

[2] 据迁京维吾尔人后裔 Bahargül Khanim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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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内务府来文，“民族事务类”，嘉庆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理藩院准兵部行转内务府咨（内粘单）”。粘单中载：“塔落刻黎供：‘小的年三十六岁，是京城汉回民。父母早故，自幼投入在京坐档教官学缠头溪木喜定名下服役。所以随了夷回风俗，没有留下发辫。”

又，道光九年二月二十九日“理藩院为查阿洪庸是否为在京坐档子缠头回子事行内务府咨（内粘单）”。粘单中载：“据回子阿洪庸供：‘年五十岁。小的是京里坐档子的缠头回子。……小的实系缠头回子，并非汉回剃发从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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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朴趾源著，朱瑞平点校：《热河日记》卷 5 ，皇图纪略，“回子馆”，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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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 Notes for tourists in the north of China . 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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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俄］巴拉第：《中国穆斯林》（ 1866 ），曹天生 主编：《 19 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中华书局， 2004 。第 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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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此处有脚注，内容见译文部分。

[7] Marshall Broomhall : Islam in China : a neglected problem . London : Morgan & Scott Ltd, 1910. P.263~264.

[8] 此处译文有误，应译为突厥——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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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宇野哲人著，张学峰译：《中国文明记》，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 。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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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rshall Broomhall : Islam in China : a neglected problem . P.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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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er ones among them can speak the Turkish language, but none of the children, who now all speak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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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宗正：《回回营清真寺》。

析津志

好文章,加精.

油油

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