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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北京 4 g% S- M0 @6 p9 O: h9 r) i
宁古塔 1 D# U& k y& H( W0 y
摘 要：八旗，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部队编制形式，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旗人。为避免“沾染汉俗”，清代以来，北京内城由八旗按左右段分城居住，与“民人”相对隔绝，并形成了特有的旗人文化，融入到京味儿文化中，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 w' T/ ^: m0 K关键词：旗人文化；社会群体；京味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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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 p- _' P0 `8 I6 \* q7 W6 _+ ^" P如果说一座城市的建筑、街道，以及生活于其中之人和发生于其中之事都能熏染出一座城市的风格，那么，对于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城市来说，它的风格更可能是杂糅的。如果说园林代表了苏州，西湖代表了杭州，那么，什么能代表北京呢？可以是故宫，是天坛；同样，可以是中关村，是CBD；甚至，可以仅仅是一枚五角星。只因数百年来倍受眷顾，这座城市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也曾被装点得珠光宝气。金时的海子，元代的塔，明时的宫殿，清时的园，还有那共和国的十大建筑，都在一座城里陈列镶嵌、层层叠加。八百年的历史就浓缩于这内九外七之间。
0 }+ g( E7 ]& l; y! m5 \- }4 C然而，一直到几十年以前，北京的风格仍是易识的。如同有人称30年代的上海是张爱玲的上海，我们也可以说那时的北京是老舍的北京，是京味儿的北京——知天命而安贫乐道，温顺地依在西山身旁。一个亦民亦兵的社会群体为这座城市染上了鲜明的色彩。他们来自遥远的北方，却在这里生，在这里死。他们，就是旗人。( H' N8 Y3 x; k/ A& r8 w) Q
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文化即是曾经笼罩北京的旗人文化的延续。随着历史向前发展，它已逐渐失去了所依托的实体，而转化为一句歇后语、一口漂亮的卷舌音、一款紧身的旗袍、一种特定的电影风格……，或是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成了一种品牌或一种标志。旗人文化以自身的惯性继续存在着，影响着不断融入这座城市的人与物。当它表现为一种城市居住形态时，很多人联想到的是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以及院中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尽管这些胡同、四合院产生于北京建城之初的元代。 " e" r% ?3 `9 o
一、旗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1 P ?4 g3 f; `9 C9 n; s
旗人，在许多人看来就等同于那个无所事事，好吃懒做、提笼架鸟又走马斗狗的那五。事实上，在这近一百年中，八旗子弟一词几乎都是作为贬义出现的。现代人对那个百年前的王朝忽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究其直接原因，恐怕大多来自今天媒体上层出不穷的清宫戏—— 一改旗人一贯的颓靡落魄，格格、阿哥仿佛一夜间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符号。这场始于六年前那部鼎鼎大名的《环珠格格》的清宫浪潮，在众多学者专家以其恶俗而深恶痛绝之时，多少反映了民众对清教徒式单一导向的厌倦与反思，亦或是对我们正在加重的历史失忆症和文化贫血症心怀恐惧。总之，我们确实看到了自五四之来人们革命性批判激情的降温，以及越来越表现出的对过去繁华的肯定。
! _0 u& Q" ]( p* T6 Q+ m' }也许，只有站在相当远的距离上，脱离利害关系的羁绊，抛开意识形态的标准，才有可能更理性的看待历史：八旗制度[1]——和平时期从事生产，战争年代行军作战，即所谓“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其本身并不意味着阶级划分，而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清初与明朝较量,与大顺、大西、南明政权角逐,征服内陆、统一边疆斗争中,八旗劲旅都曾立下赫赫战功。即使到了武备已逐渐废弛的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八旗官兵以中世纪的武器抵抗近代化装备的欧洲侵略者，亦显示出了无可辩驳的勇气。是故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史学界始终不乏以其未能将敌人御于国门外的责难之声，实为有失公允。$ u% g3 |% ^, [' t
辜鸿铭，作为第一个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中国人，在《清流传》中，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认为如果说中国存在贵族的话。那么，满族人是生来的贵族，“满族贵族的特点和力量，在于他们的英雄气概或品质的高贵。满族人，作为中国唯一的军人群体的后裔，具有豪迈的中国式英雄气概或品质，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军人。尚武精神对高贵品质的发扬是高于一切的促进力量，因为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自我牺牲是他永恒的理想，自我牺牲正是一切高贵品质的基础。” （《清流传》 辜鸿铭（清） 语桥 译 东方出版社 1997年9月第一版）在曾经的饱含仇恨的洪流汇中，辜氏的惊人之词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2 v8 x, h( e8 ]7 s; |
在此，笔者认为，“满族人”一词完全可理解为“旗人”。因为，以满洲、蒙古和汉军为主体组建起来的八旗，其整个历史可认为是个民族分化与融合的历史。八旗的建立将满洲人分化为：留守群体、驻防群体、留守与驻防相结合的社会群体及屯垦群体（赵展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论清代满族四种社会群体的形成 2001年第一期第28卷），将蒙古人分化为八旗蒙古和外藩蒙古，将汉人分化为汉军与民人（不在旗的汉人）。另一方面，清初的艰苦斗争，八旗社会地位的确立和驻防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外力加剧了八旗内部各个民族间的融合（王景译 北方文物 清初八旗内部的民族融合 2001年 第4期）和对旗人这一社会群体的认同。就全国而言，这一融合过程南方盛于北方，京师先于关外。甚至在北京曾有“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民”指民人）”的说法。有关这一变化的最好证据, 就是“满洲”与“旗人”两个名词最终的合二而一。“满洲”转变为“旗人”与“旗人”转化为“满洲”, 这种并行不悖的语言现象, 贯穿于整个18 世纪。（刘小萌《满洲之路》——美国学者索解满族历史之谜的新著 历史档案 2002年 03期）
( t4 v' E& [' a由于八旗官兵连同其家属都被编入旗，且管制严格，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驻防之地，生活范围很受限制。除清朝中期有少量汉军出旗（退出八旗），一般旗人家庭世代生活在固定的宅院。交往范围也只限于与自己同一群体的旗人。甚至，限于交流，清时，内城与外城口音都有很大差别。故虽不同源，却有着共同的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所以，旗人不仅是满洲共同体的组成元素，更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
' J7 d& |% D- C1 }: j3 J他们曾一度认为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骄傲地讲述着祖先从龙入关的功绩，并自诩为老北京。他们也如古人那样天真地相信千秋万代的神话。其实，站在城市面前，人就成了过客；而站在历史面前，城市也成了过客。正如一个理智的漂泊者说过的：“所有的故乡原本都是异乡，故乡只是先辈们漂泊旅程的最后一站。”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充裕而无处排遣的时间使旗人，在北京杂糅的历史文化背景上，以极大的耐心构建了一种相当纯粹的生活。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所说：“正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风雅的情趣。”可以说是北京成就了旗人，使他们过上了在关外难以想象的舒适生活。也可以说旗人成就了京味，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沉溺并淹没于此，而最终被这座城市遗弃。三百年来旗人经历了从边缘走向中心而重又沦为边缘的过程，个中滋味，后人难于揣测。只是，在今天的所谓京味中多少都带着曾经的旗风余韵，我们在这个正在变得越来越陌生的城市中，弹去历史的封尘，仍依稀看到那个曾经的旗人的北京。 ; |4 h ~' S6 V! Q; |
二、旗人的北京 " [. O4 E) l# T% H+ d+ t7 @2 u
八旗制度乃努尔哈赤首创，而以军事组织划分住区的城市布局方式——或有学者认为是清的暴政之一 ——却是前朝早有先例的。如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的辽代白塔中所刻的阅经人（即捐修庙人）的姓氏及住址即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规划及管理的方式：“裴公裕巷乣首张善论、康家巷乣首善敬、张德安巷乣首张昱、三用兴督乣、邻街巷乣首刘赵氏、北街西乣首张善德、官察北巷乣首杨善聪、官察巷乣首徐善观”引文中的裴公裕巷、康家巷、张德安、邻街巷、官察北巷都是辽时丰州城里的胡同名，而每个胡同的代表人都称“乣首”，“乣”本是契丹特有的一种军名，称“乣军”，“乣首”顾名思义似为该巷中“乣军”之首。（金启孮 满族研究 京旗的满族 1991 01）至清代，满洲统治者为保持满族固有的传统习俗，避免旗人“沾染汉习”，入关以来，无论在京在省，都以旗、民分别居住，互不混同为原则，并以此作为“巩固根本”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于是在各驻防地，营建“满城”（专指各省驻防旗人所居城池而言）；在北京，则将内城汉民尽数迁往南城，并以皇城为中心，“分列八旗，拱卫皇居”，（[清]吴长元 辑 宸垣识略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页19）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称八旗驻扎内城者为京旗。24旗中，满州八旗居住于紫禁城四周，其次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在最外侧，与帝王的亲疏远近，一目了然。2 Z& ^: C1 P2 p1 d: n
即使是清初就确立的京旗驻防所居方位，亦不难找到汉文化的影子。如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列北方，取土胜水之意；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列东方，取金胜木之意；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列西方，取火胜金之意。此乃暗合道家阴阳五行之说。清代满洲驻防营房及旗地的分配，均按此方位进行。0 @ P9 s7 C4 L. e
% y; t( I( J6 R8 D北京八旗方位图/ R2 n1 F1 V5 D% F
（引自 孙文良主编 满族大词典 辽宁大学出版社 沈阳新华书店发行 1990年5月 页12）5 O. L, S" Q* Y: a! X; f- B
八旗入关后部队沿袭早先关外行围狩猎的旧制，仍以牛录作为八旗战斗与生产的基本单元，设三个等级。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蒙八旗为两甲喇）为一固山，而固山即“八旗之旗”。牛录作为最基层的部队编制单元，与居住关系联系最为紧密。特别是到了清朝末期，八旗的军事性质已弱化，而逐渐转化为由钱粮维系的社会关系，牛录额真（佐领）就由下层军官逐渐转化为居住社区的管理人员。且由于世袭制度而具有了相对稳定性。据统计清朝北京2211条胡同中，内城有1497条，以乾隆时期内城驻军339900人，共1133牛录来推算，平均一牛录占1.3条胡同（邓奕 毛其志 北京旧城社区形态构成的量化分析 城市规划 2004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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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D9 j( ?三、旗人文化——融合于京味儿文化中
) G h# n2 M- T% [+ m7 {清朝中期，为解决八旗生计等问题，雍正、乾隆朝曾有组织地将京畿地区的部分旗人迁至关外阿城、拉林等地。内城旗人总数逐步减少，至清末的1908年，为22万余人，其中满洲八旗92433人。民国后旗人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许多家庭怕受到迫害而纷纷隐瞒了旗人的身份。在填报户籍的过程中，许多满洲旗人填报了汉族。（也存在少数汉军旗人填报满族的情况，而蒙古旗人多填报蒙古族）此外民国时期，北京曾一度改为北平，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使得部分原有居民迁到天津及南方城市，其中也包括部分旗人。到1957年，北京市满族人口统计为85301，目前再要统计北京的旗人后裔人口已相当困难，他们在北京城总人口中的所占比例极少。因年代久远，现在以很难通过调查居民的民族构成来确定，目前北京城市人口中有多少是当年旗人的后裔。旗人文化更多的走向消退，并融入到京味文化之中，亦可以说新的京味儿文化在产生也在变化。只是，当今的时代已经没有了从前的耐性，等不到将一种趣味把玩到珠圆玉润，饱满成熟便厌弃了。在浮躁与彷徨中，我们目送着古都远去的背影。
, G- j, |+ \: K9 P+ }表1 1908年北京内城八旗户口
2 m" Z0 s2 x9 L! f7 ~0 {6 J* M区 宗室觉罗 满洲八旗 蒙古八旗 汉军八旗 内务俯八旗 共计 $ W2 P7 ]- J J5 T, l. R9 k$ L
中1区 43 943 60 156 2176 3378 5 a$ j) M9 H0 C, z9 o
中2区 32 278 19 60 4480 4869
1 t: c) {8 \! \' X7 A5 Y$ w5 E中3区 59 1140 196 689 2387 4471
) y8 g7 E/ H3 L' h0 T; S# S左1区 1508 3430 3101 3328 2759 14206
/ J5 x: y! h0 e左2区 1002 9022 2500 2511 880 15915
2 |4 V* j& ~4 {左3区 195 4552 1972 2258 2115 11092 2 H+ a% E3 N# R
左4区 992 12453 3847 6329 787 24408
$ X# Q8 p C% p左5区 568 8500 1720 1084 3053 15691
6 a+ Q: ~6 ^, n9 n% r# m右1区 1104 10158 5303 12963 1833 31361
8 z; V5 j+ u; D* V) Q6 v6 K4 `右2区 4090 15197 7635 5966 1748 34637 ' [8 ?. C3 ~$ f1 T
右3区 1196 10236 2014 1888 1401 16735
. f5 K+ m+ b8 j: ?* O右4区 1120 12003 2881 6404 1503 23911 , d9 h6 ?* t+ k+ ~$ b1 S: @9 {5 L
右5区 368 4131 1725 1730 14620 22574 7 m" [" s+ @! |9 _
总计 12357 92443 32974 46122 39752 223248
" l0 D9 B6 K7 @, W G构成（%） 5．53 41．40 14．77 20．65 17．80 100 / N3 L' p+ X! _6 T/ P
（引自“1908年北京内外城的人口与统计” 王均《历史档案》1997年03期）
: Z0 y {8 Y+ L- Y当然，无论如何的消退，今日我们仍可以在京城的胡同、四合院中寻到旗人文化的遗迹遗存，那些上马石；那些与旗人相关的胡同名儿；北京旧城周边的蓝旗营、正白旗；那些王府宅第；院中的石榴和鱼缸……，更多的恐怕是北京人的风格——大气、洒脱，还有些心不在焉。 ! n* R. E! { m5 h, ^
4 A( e7 b3 ^/ J8 h( B注
4 f# V5 \6 P! X+ ~+ f[1] 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建立之初,实质上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即“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对推动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强化各族人民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努尔哈赤把从战争中俘获的人统一起来,规定每300 人编一牛录,每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佐领) ;每5 个牛录立一甲喇额真(参领) ;每5 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旗) ,固山是满洲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一个固山,各有一个专用的颜色做旗帜。… …随着吞并渐广,纠合渐众,除女真诸部统一外,大量的汉人、蒙古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纷纷归降,从1615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到1635 年清太宗皇太极编设八旗蒙古,1642 年编设八旗汉军,八旗实为二十四旗,即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旗色分别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八旗成为清朝入关和统治人民的支柱。 杨永琴 黑龙江民族丛刊浅谈清代八旗 2003 年第4 期(总第75 期)
- C) L' ]+ @# D7 B参考文献 2 s- _( G( S; F" z4 t" }9 v' G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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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Y1 `$ Q2 q8 M2 P( [4、祁继红 定宜庄 印红标 一位旗人妇女的口述故事 民间文化 2000年 02期* j9 K/ f( G+ V
5、定宜庄 胡鸿保 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 民族研究 2001年 第6期
4 D2 c6 a- c4 P; ]& w6、马玉良 张浩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八旗兵的抗敌斗争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5年 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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