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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片

内容简介
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孩子们的童年和学生时代所经历的生活和学习，令这些如今已人到中年的人们刻骨难忘。
　　本书以大全景的模式描写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所经历的场景，包括野营拉练、看露天电影、借小人书、学工学农、课堂学习、恶作剧、玩闹游戏、体育运动、干家务、过年节、买东西、穿衣打扮、流行语等，翔实真实的资料、温暖细腻的记忆、幽默风趣的文字使本书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使我们重温了特定年代的岁月。

序
一幅鸟瞰图
  北京孩子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复课闹革命”以后
  “北京孩子”走势
  穿越当年的校园
  小学时代
    臂章替代了红领巾
    课本：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千篇一律的教室
    帆布书包
    低年级和高年级
  中学时代
    改校名
    斗校长
    变，变，再变
    给同学分拨
    无“恶”不做
    老师，您好
    [附]轻烟缕缕叩师魂（常伯工）
    操场
课外活动
  车内一景
  在游行行列里
  扫墓、游园、参观
  组字：说不出的滋味
  迎宾
  开门办学之一：拉练与军训
  开门办学之二：学工与学农
    小学生：的象征性活动
    中学学工纪事
    中学学农纪事
玩
  时代背景
  收藏加赌博类
    烟盒
    冰棍棍
    瓷片、铁片、奶瓶盖
    糖纸、剪纸
    弹球
  群体类
    骑驴砸骆驼
    攻城
    打皇帝
    踢罐
    双球打垒
    官兵捉贼
  器械类
    放毒气弹
    埋地雷
    打绷弓仗
    冰车大战
    沙包三玩
    粘蜻蜓
    打嘎、抽“汉奸”
    抓拐
  另归一类
三种精神食粮
三大运动
日常生活
昨天的时尚
后记

星星

这书我推荐过啦!! 

http://bbs.oldbeijing.org/dispbbs.asp?boardID=39&ID=33984&page=1

老片

对不起！删了吧。

星星

QUOTE:

以下是引用老片在2008-8-14 20:54:54的发言：
对不起！删了吧。

    我的意思是，有人意会，有人同好很开心的呀！ ^_^

老片

连载:红底金字   作者：刘仰东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既然“民以食为天”，就从孩子买粮说起。 　　当年的粮店，规模都不大。大体格局是并排列有几个箱柜，里面盛着玉米面、白面、大米、豆类之类的粮食。箱柜都半敞着，上面是一个固定的铁秤，下面冲外镶着铁皮漏斗。 　　那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买粮时，必须持购粮本并付给粮票。粮本是北京 市粮食局发的，前面填着户主姓名及住址和指定粮店。然后是一栏《粮油供应标准登记表》，依次为姓名、性别、工种、粮食定量标准。三岁儿童的定量是每月8.5斤，以后随年龄递增。成人标准又按性别、工种、年龄分得很细，从二十六七斤到三十多斤不等，矿工之类重体力劳动者的定量标准好像达50斤之多。粮票是通称，细分为粮、米、面三种，每月按家庭人口的定量发给。 　　粮价分的也很细。玉米面、小米、高粱米等为粗粮，大米、白面为细粮。玉米面俗称棒子面，每斤一毛一分二，小米每斤一毛四。细粮中，白面分标准粉和富强粉两种，标准粉每斤一毛八分五，富强粉平时不供应，年节每个本可买十斤，每斤两毛一。大米也有好次之分，次米又叫机米，每斤一毛五分七；好米也叫小站米，分每斤一毛九分七、两毛零五和两毛一分四等数档。 　　当年，家家备有多条容量二三四十斤的米面口袋。半大男孩子，经常充当买粮的劳力。离粮店近的，就连扛带抱带提溜，倒着手把粮弄回家；远的就得借助运输工具，一般是自行车，也有用竹子童车往家推的。有个中学同学告诉我，他曾一次买过三大口袋粮食，用自行车驮回去，车把、大梁、后架子各放一个口袋，我以为他是推回去的，他说：“哪儿呀，骑着。”可见其车技不错。买粮的时候，先写本、付钱和粮票。然后，孩子把面口袋兜在漏斗上，两手撑住。粮店售货员用一种簸箕式的铁制大容器从箱柜里舀出米面上秤，称好了，往往会负责任地问一句：“兜好了没有？”听到“兜好了”的答音后，再把几十斤粮食通过漏斗倒进面口袋里。 　　如今，面类食品充斥市场，应有尽有，已经很少有人家成口袋地买粮了，粮店的漏斗也成为一种记忆中的东西。那时，除了70年代后出现的切面，所有面食想吃都得自己做，人口多的家庭，尤其是生了一串女孩的家庭，买粮还真是一个难题。 　　当年，粮食供应标准卡得很死，家家必须粗粮细粮掺和着吃，这与家庭收入多少无关，再有钱，一般免不了吃粗粮。只有一招—吃饭馆。在饭馆吃饭，不分粗细，粮票通用。宽裕的家庭经常打发孩子在早点铺花粮票买火烧一类的细粮成品。棒子面可以熬粥，蒸窝头，和白面和在一起做发糕或两样面的馒头。有个朋友，“文革”期间父母都被停发工资，艰辛度日。那段时光，他们家经常用等量的面票和米票换别人家的粮票，就图棒子面比米面便宜几分钱，粗粮是他家的基本主食。 　　粮店还负责供应白薯，一年一度。每年深秋，叶落的时节，白薯就该上市了。白薯在孩子看来，是一种稀罕而向往的食品，分红瓤和白瓤两个品种，北京孩子统称为白薯。白薯也按本供应，每五斤需交一斤粮票。四人以下的家庭，可以买五斤粮票的，二十五斤；五人以上，可以买十斤粮票的，五十斤；七人以上，可以买十五斤粮票的，七十五斤。白薯都过磅秤，装麻袋，用排子车往家运。 　　买白薯的时候，有如孩子的节日。家家的男女老幼，凡能动弹的几乎全体出动，起大早摸黑排队，一般都得排几个小时。有时候上午到粮店，天擦黑才能买到。可想而知，一所粮店只供应几天白薯，所辖的人家，户户不落地来一遍，得多少人。那几天粮店周围全是一堆一堆的白薯和转着圈的人龙。此时，甭管平时日子过得咋样，凸显出孩子多的家庭的优势。四口之家较五口之家，供应量就差出去一半。这山望着那山高，孩子都觉得自己家的白薯堆不够大，恨不得把一卡车白薯拉回家才过瘾。白薯运回家，一般就堆在门后头腾出来的墙角里。有的还用草垫子盖着，这倒并非为了美观，而是储藏方便。 　　白薯的吃法是多样的，蒸、烤、煮粥、晒白薯干，甚而有当水果似的生着吃。每年那个把月，经常可以在院里看到拿着生熟白薯啃的孩子。当年的孩子之于白薯，恐怕超过了今天的孩子之于麦当劳食品。因为一年只有十分之一的日子能吃上它，无论你家钱多钱少。

老片

采购油盐酱醋，也是孩子的基本任务。

　　那时，每户有一个北京市二商局发的居民购货证，俗称“副食本”或“购货本”，简称“本”，按年度下发。所有定量供应的副食品都须“写本”，食用油发油票，写粮本，他如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白糖、鸡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卫生纸、火柴等，都一直或一度写副食本。冬储大白菜中的一级菜，过年供应的花生瓜子，一度买两毛钱

以上的猪肉，也得写本。

　　学者资中筠拿她1960年出生的女儿作模特，写了一篇题为《特殊年代的童趣》的文章，对女儿成长中因甩不脱时代印记而闹出的机械模仿的笑话，作了有趣的描述，当中一则就涉及到了“本”：

　　小女出生于全民饥馑、物资最匮乏的年代。她在两岁上幼儿园之前住在我父母家，由我母亲和老保姆共同照看。那时购买日常食品是一件头等大事，样样都需要票证或购货本。从她蹒跚学步之保姆就常带着她上街购物，往往看到需要的东西，票证或本上的配额已用完，只能望洋兴叹。所以孩子在牙牙学语时听到最多的话之一就是“没票！”或“没本儿了！”这两个词自然而然进入了她最初的词汇，以至于形成条件反射，一带她进商店，她就说“没本儿！没票！”惹得售货员说，“这孩子真懂事。”后来发展到大人教她叫人，或说简单的话语之后，她常常要自动加上“没本儿！没票！”大概这是她无师自通的词，说得最流利、响亮。今天的人想象力再丰富大约想不到两岁以前的幼儿常用语竟是这两个词。⑤

　　应该说，自1963年以后，也就是资女士的女儿还没成长到能给家里买东西的年纪，“物资最匮乏的年代”已大体过去。某些票证逐渐废止。但还是有若干种生活必须的副食品，一直在凭本供应。粮、米、面、油、布、某些日用工业品，还是凭票供应。大点的，头能高出柜台的孩子，为家里买东西时，经常要带着本和票。尽管那类条件反射的笑话已远离了孩子，但北京的孩子们，对副食本仍不陌生。

　　如今一体包装的副食品，那时大多能买到散装货。油盛在铁桶里，酱油、醋、黄酱、果酱、麻酱、白酒等，盛在缸里。无论大人孩子，买上述东西，都称“打”。“打酱油”、“打麻酱”，是挂在嘴边的话。路上碰到熟人，常以这种方式打招呼，问：“干嘛去？”答：“打酱油去。”打酱油、醋、酒，要拎个瓶子，售货员用木制的定量“提子”从缸里舀出来，通过漏斗倒进瓶子。“提子”一般分半斤和一斤两种，采用这种原始的衡量方式，对于散装液体商品的出售，确实很便捷。打麻酱和黄酱，也都自带容器，一般用吃饭的陶瓷碗，也不必论斤两，孩子把碗往柜台上一搁，说一声“打五分钱黄酱”即可。售货员先称碗，再把秤砣置于刨除碗的分量后应该的位置。麻酱是定量供应的食品，孩子打麻酱时，眼睛紧盯着秤，生怕少了，锱铢必较。称麻酱又比较特殊，多了便缩不回去。好心的售货员故意多出去毫厘的现象，是很让一些孩子难忘的事情。有的孩子打回麻酱，路上忍不住想尝两口，用食指贴碗边蹭一圈，含进嘴里。此动作名“手一下”。

　　当年的物价之低，以今天的眼光看，是令人瞠目的。副食品中，酱油每斤一毛五，醋一毛，黄酱一毛六，麻酱五毛五。孩子出门买这些东西，从大人手里拿到的钱，少则几分，多不过几毛，想“贪污”余额，机会也实在有限。

　　家境尚可的人户，一般不打散装的酱油和醋，而是直接买成瓶的。吃完了再换，有如今天的啤酒爱好者。换酱油还是打酱油，是能照出一个家庭经济状况的一面镜子。瓶装酱油又分两个档次，一级酱油两毛三一瓶，特级酱油两毛九。当年还卖一种固体酱油，用水冲兑，一些下干校、插队、去兵团的人回京探亲，临走时，常去成捆地买这种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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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盐酱醋而外，孩子在副食商店里还有两项经常性任务——买咸菜和豆腐。

　　一般副食店，咸菜的主要品种有北京辣菜（也叫朝鲜辣菜）、辣萝卜条、酱小水萝卜、大水萝卜、芥菜疙瘩、酱豆腐、臭豆腐、腌雪里蕻、韭菜花、虾酱等。咸菜是北京家庭的常备食品，除了早晚就稀饭，一些人家有时也拿咸菜当菜吃。刚蒸出来、冒着热气的馒头，掰开了夹北京辣菜，分外好吃。窝头抹酱豆腐、臭豆腐或韭菜花，也好吃。酱萝卜切丝，用葱

花和香油一拌，是佐粥的上品。咸菜都很便宜，五分钱的北京辣菜，能吃几顿，酱豆腐七分钱两块。

　　当年，豆腐并不是能随便买到的食品，各副食店每周定时供应，同样得排大队。豆腐是大众食品，但很有来头。相传它发明于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之手，历朝都有帝王、大吏、名士和豆腐结缘，有些甚至是生死的情结。金圣叹临刑前，还不忘对儿子说：记住，豆腐干和花生米一起吃，是火腿的味道。瞿秋白也是临刑前在《多余的话》的最后提到：中国的豆腐是最好吃的，世界第一。历史走到70年代，豆腐的风光依然，属于物美价廉怎么做都好吃且营养丰富的传统食品。那时的豆腐论块卖，盛在苫着屉布的竹屉里，四分钱一块。孩子来买豆腐，要端着锅碗盆之类的家伙，售货员戴着白色线手套，不用过秤，成交迅速。豆腐有南北之分，南豆腐较北豆腐稍软，北京的商店，南豆腐不多见。美中不足的是，北京商店所售豆腐都不是卤水点的，缺少豆腐味，但与如今的盒豆腐比，味道强多了。

严格说，它们也在副食之列，有的也写本。

　　鸡蛋的价格，长期稳定在每斤六七毛钱。有一度，每个副食本每月供应五斤鸡蛋。

　　鸡蛋易碎，太小的孩子买鸡蛋，大人未必放心，能打酱油不意味着会买鸡蛋。一般副食店，鸡蛋和酱油醋是一个柜台，盛在垫着干草的木箱子里。买鸡蛋，最好的容器是竹篮子， 9 X( V# ~7 O5 O9 j

稳当，有孩子嫌篮子土，是老太太用的，他们买鸡蛋用当年的时髦货——网兜。

　　副食店柜台上都有一个用三合板钉成的箱子，挖出鸡蛋大小的槽，槽下垫一层玻璃，箱内安有灯泡，名曰“灯箱”。其目的是把称好的鸡蛋挨个放进槽内照照，看有无“坏蛋”。这其实是一个能反映历史和说明问题的物件。当年很少有鲜鸡蛋出售，都是从遥远的地方用集装箱长途调配而来，搁在冷库里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几斤鸡蛋里难免有个别“坏蛋”的现象；话又说回来，那时，鸡蛋乃“贵重”（不单指价格）食品，一个是一个。顾客的心理是，一个都不能坏。搁今天，两毛来钱一个的鸡蛋，几斤里坏个把也无所谓，十人恐怕有九个懒得码灯箱上照。当然，今天的市民已不必为吃冷冻鸡蛋发愁了。提一下照鸡蛋，或能“照”出历史的变迁。

　　每个副食店，都会剩下一些蛋壳被碰破，但无碍食用的鸡蛋，叫“硌窝”蛋。这种鸡蛋一则不写本，二则便宜，深受市民欢迎。孩子给家里买别的东西，大人往往叮嘱一句，带上兜子，看看有没有“硌窝”蛋，如真的买回来，那就是喜出望外，为家里立了一功。

　　鸡蛋都是柴鸡下的，红皮。

　　鱼肉在副食店里有专用柜台，有的商店还辟有专门售肉的屋子，不妨照老话叫“肉铺”。

　　肉铺的格局，前面大体是一排“肉床子”，上面摊着几块鲜肉，有时候也卖排骨、腔骨和大棒骨。柜台后面有一排铁钩，挂着几条半扇的猪。肉铺里也有冷库。鱼不常见，牛羊肉更不常见。

　　照常理物以稀为贵，不然。六七十年代，绝大部分商品，买不着是买不着，但价格是不变的，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三十多年过去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无论是聚会、闲聊或是别的什么场合，经常念念不忘当年的物价，记得最清晰，也说来说去的，就是肉价。猪肉每斤九毛（牛肉八毛，羊肉七毛一），排骨四毛五，腔骨三毛五，大骨头九分，肉馅一块。黄花鱼每斤四毛五。带鱼按宽度分若干档，每斤两毛五、三毛八、四毛五不等。三毛八的就算好带鱼了，四毛五的属于特宽带鱼，好像只有过年过节供应。其实吃带鱼并不讲究越宽越好，太宽了无论烧、熏还是炸，都不容易进味。但老百姓当时的心态近似韩信用兵，无论买什么，越大越好，越多越好。

　　有一度，买肉凭本，但两毛钱以内不写本。多买肉又不写本，理论上说得通，实践起来有点困难，即舍得出遛腿花得起工夫。跑五家商店，排五次队，能凑一斤肉。但当年的副食店不比今天的超市，视线以内的，多不过二三家，多买两毛钱肉而绕世界转，太耗工夫。还有一招，家里孩子多的，可以分头行动，每人买两毛的，往一起凑。

　　当年，家里都没有冰箱，猪肉即使敞开供应，也无法冷冻储存。除了偶尔炖肉包饺子吃，一般人家很少买一块钱以上的肉，炒菜随吃随买。孩子买肉与买黄酱一样，不说斤两，只说钱数，“三毛钱的肉馅”、“五毛钱的肉”，是肉店里的常用语。两毛钱的肉也能切回一条，炒一个菜。直至60年代中期，一些大菜市场如西单菜市场等，还在用荷叶包肉馅。后来，荷叶为一种泛黄的蜡纸所替代。买排骨和带鱼的时候，孩子出于解馋的迫切心情，都跃跃欲试，争着去排队。邻居之间也相互传递消息，甚至奔走相告，无非是某某商店“来排骨了”、“来带鱼了”之类的信息。确如资中筠女士说的，那可是不得了的头等大事。得到信息后，马上家庭总动员，“三儿、四儿”地满院乱叫，逮着谁是谁，排队去。

　　猪肉除了直接吃，还有别的用途。那时，家家的厨房都备有花生油和荤油两种。花生油配给所限，不够吃，用荤油搭配，犹如馒头和窝头的搭配。荤油是从肥肉中炼出来的。“文革”后期，走后门之风猖獗，副食店的瘦肉、排骨，断不了被人从后门买走，摆在肉床子上的，尽是些“丹顶鹤”。没法儿炒菜，只能用来先炼大油，再回锅炒素菜。

　　有个叫倾倾的60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写了篇文章，取名《逝去的美味》，专说那个年代的吃，有一段涉及于此：

　　那时几乎所有副食品都是定量供应，花生油一人每月半斤，不够吃，家家炼大油（在北京也叫荤油）。炼大油用的猪肉油（板儿油）也是凭本供应，炼大油剩下的油渣儿是好东西，撒上椒盐，是不错的下酒菜，还可以烙脂油饼、做馅儿，香！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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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菜有粗细之分；吃蔬菜和水果，又有季节之分。

　　粗菜，即北方冬天离不开的那几样——大白菜、萝卜、土豆等。细菜要等到春末才逐渐下来。细菜上市是有次序的，始于5月份的黄瓜，10月，还能吃到论堆卖的茄子。

　　后来有“菜篮子工程”一说，其实用篮子买菜，是小脚老太太的事情。孩子给家里买菜

，都用玻璃丝编的网兜。菜店一般在副食店隔壁，半露天，菜床子上的东西，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冬天吃不到夏天的菜，70年代以后，已有大棚产品上市，不是一般的贵，因而一般人家不敢问津。同一种菜，冬天和夏天价格能差出去近百倍。80年代初，这种局面依然。有年冬天，黄瓜卖到四块多钱一斤，听说天津某大学一个行政10级的校领导和属下聊天，扬言他买的黄瓜，五分钱一斤。听者皆以为他在开玩笑，便有一搭无一搭地打听是哪买的。他答，哪都有，我是夏天买的。众笑。他则表情严肃地说，黄瓜冬天夏天吃起来一个味，为嘛非冬天吃不可？

　　北京的小水萝卜刚刚上市，其漂亮可以说是无法形容，真可以说是谁看见谁爱。小萝卜只有大拇指那样大，带着约10厘米长的绿缨，5 个一把，用一根草篾扎好，在菜车子上，在油盐店的菜床子上，整齐地摆着，用水淋得嫩红娇绿，远看似乎要滴出水来。买几把回去，把缨子切下来弃掉（老实说，丢掉真可惜），把那小小的萝卜轻轻用刀背一拍（千万不要切，一切就不好吃了），半碎之后，加少量盐一腌，把渗出的盐水倒掉，淋上调好的芝麻酱一拌，那味道真可以说是绝了。另外也可以用糖醋拌，但近似江南吃，远不如芝麻酱所拌之滋味隽永，直可入“家山清供”也。我几十年没有吃北京的芝麻酱拌小水萝卜了，怎么能不怀念它呢？⑦

　　孩子不比邓云乡，能把日常生活中一件平常的事情放大到诱人的程度。那时，小萝卜论把卖，几分至多毛把钱一把。孩子到了菜店，专拣个大把大的买，回家后也没耐心等到加工后上饭桌，把缨子一掐，在水管子上涮涮，就带皮吃了起来。味道有点辣，有点甜，爽脆适口。小萝卜留给北京孩子的，是每年那一二十天里的生吃的感觉。

　　入夏，细菜逐渐上市，像黄瓜、西红柿、豆角、柿子椒、冬瓜、茄子等等，开始还挺稀罕，也挺贵。谁家孩子去买头一拨上市的黄瓜或西红柿，会被寻常人家认做有钱没处花了，因为经验告诉人们，过不了几天，大拨的一下来，弄不好就得成灾，论堆卖。像黄瓜、西红柿这样的大众菜，也就几分钱一斤，那也有卖不动的时候，就论堆撮，五分钱或一毛钱一堆，甚至一两分钱一堆，或者一毛钱能买一筐或一车，如果你吃得下的话。演员王卫国被中戏录取前，在商店里卖菜，他回忆说，商业局秘书骑车来通知高考被录取消息时，他正坐在木头钱盒子上用簸箕撮茄子卖，一毛钱一簸箕。我的一个同事以前也卖过菜，曾说起一次卖韭菜，上午一毛钱一斤，下午五分，临下班一毛五一筐，剩下的第二天领导派他推了一车上街吆喝，说好一毛五，作为一天的销售任务。结果是他把一车韭菜直接推到垃圾站倒了，自己垫上一毛五交账，然后回家睡觉。我记得上中学时，曾经在快打烊的时候骑车路过一个菜店，柜台前的地上堆着不少茴香，售货员在大声吆喝，用兜售来形容都不准确，因为不要钱，随便拿。很多人家趁此当口成筐地往回买黄瓜、西红柿、豆角，做酱菜或酱，吃一个冬天没问题。有一阵子，家家做番茄酱，盛在医院打点滴用的玻璃瓶子里，用橡皮塞密封住，上锅蒸。入冬后打开炒菜做汤，味道自然比新鲜的差远了，可毕竟是大冬天吃上西红柿炒鸡蛋。只是那种瓶子口小，往外倒的时候很费劲，得用筷子、铁丝之类的东西硬往外捅，太麻烦。

　　孩子买菜，和买副食品之类的东西略有区别。买别的没挑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菜尽管当时还没有砍价一说，但好了坏了，老了嫩了，贵了便宜了，买主有挑选的余地。同一种菜，价格会随出售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可挑的，不可挑的，过秤的，论堆撮的，价钱的差别很大。这也是不少做家长的不放心之所在。大人都想买到物美价廉可心的东西，有时候宁可多跑几家商店，孩子则是在完成任务，说买豆角，此家菜店有货，绝不再上彼家菜店比较，弄不好就买砸了，让大人皱眉头。

　　有些落难及生活困难的人家，孩子早当家，专拣论堆撮的菜买。他们买菜不问质量，只看价钱，超前的享受是不去想的。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做饭很讲究，做什么菜搁哪些作料、搁多少，不搁哪些作料，说起来口若悬河。我曾向他打听当年一些菜种最初的上市季节和次序，答说不知道，他们家吃菜，大拨下来都不敢问津，直等到论堆卖时，才去光顾。不是舍不得，确实是吃不起。当年首都北京的家庭，用毛主席的话说，“此类情况甚多”。

　　11月初，大约在冷空气初次光顾北京前后，就到了冬储大白菜的时节。买大白菜，也是一场全家上阵的盛大活动。冬储大白菜按好坏（亦即菜芯的多少）分出几档，一、二级菜凭本定量供应，三级及等外菜敞开卖。一级菜两分五一斤，二级菜两分，三级菜一分，比零售价要便宜出几倍。和买白薯一样，每年此时，家家的孩子都得起大早顶着西北风排队，棉大衣是必备的行头。菜买到手以后，副食店用排子车挨户送货上门。后来，卡车或马车干脆把大白菜直接拉到居民点，副食店带秤及平板车深入基层，现场办公，那也得排大队。

家家都想多买点一级菜，不少人家煞费苦心，有时候大人干不成的事，孩子还真能立功。张锐是我的中学同学，如今供职的农科院，正是一个研究菜的机构。当年，排队买菜时，他用他哥哥单列的一个集体副食本，蹭购一级大白菜。售货员验本时曾正告他，此本不属于家庭副食本，购菜无效。但他不死心，趁乱“打劫”，不知用什么招最终竟蒙售货员写了本，多买了几百斤一级大白菜，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买到了等于别人家一倍的配给物品，要是在战场上，相当于比别人多抓了一倍的俘虏，立特等功都打不住。

　　每年初冬的这种狂买大白菜盛况大约持续一个多星期，直至剩一堆白菜子，最后由清洁工收摊。这阵子一过，大白菜还能买到，价钱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据说政府每年因冬储大白菜为市民贴出去不少钱，直至80年代，还有报道说，一年的大白菜补贴，等于两座立交桥。当然，孩子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很多孩子排了半天队，并不清楚冬储大白菜的价格合多少钱一斤，比零售菜价便宜多少。

　　11月初下来的大白菜，一般要吃到来年开春，老百姓即使不顿顿吃，也天天离不开它。储藏是个大问题，否则菜一烂，购菜时费的劲便前功尽弃。住平房和一楼的人家，通常是挥锹挖地窖；住楼上的也各显神通，变着法尽量让它保持水分。有在前后凉台挪来挪去的，有用报纸一棵一棵把白菜包起来的。好像是在进行一场马拉松竞赛，看谁家的大白菜能熬到最后且新鲜如初。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单位的食堂也跟着凑热闹，储存大白菜。像军队、高校这样的单位，人多，消费力强，购进的大白菜若堆积起来，能让孩子当山爬。这些菜也面临储藏问题，否则保质期有限。菜窖盛不下的时候，就得摆在明处，一棵棵并列在食堂外边墙根处或稍远一点的操场边上，上面盖着草垫子破棉被之类的东西。这类大院的孩子，除了买大白菜，还免不了夜间行动，结伙偷食堂的菜。偷大白菜，游戏的成分重于窃取。像《地下游击队》、《三进山城》这样的电影看多了，和平时代的孩子受电影情节刺激，总有一种从事地下活动的心劲在躁动，跃跃欲试。偷大白菜，就成了初冬时节这种模仿生活的第一选择。一般是白天踩点，制定方案，入夜，几个孩子一起行动，有放哨的，有作案的。都背擦墙用后脚跟走路，作隐蔽状，偷操场上的大白菜还得匍匐前进。接近目标时，迅速出击，一人抱一棵，往棉袄里一掖，拔腿就跑。和这种偷袭得手的喜悦相比，吃上白来的大白菜的得意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高末儿

那些个老记忆，越说话儿越长了。

纸扇轻摇

买了两本儿，一本儿自己留着看，另一本儿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