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年代镖师的楷模——大刀王五
《京城镖行》----方彪著。学苑出版社出版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宋辽对峙时代，以白沟河为界，边民多习武尚勇。河北沧州滨海地荒，曾是历史上专门发配犯人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在沧州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沧州人性格豪爽耿直，阳刚不阿，是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也是武林高手的荟萃之地和镖师的摇篮，镖界英烈——大刀王五就是沧州人士。
王五名文斌，字正谊，居家排行老五，所以江湖人称大刀王五。祖居沧州，回族，家世已不可考。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遇难，享年五十六岁。王五十二岁就到烧饼铺学徒，所以出身恐非习武世家和小康农户，即便是，也是在祖父时就已经衰落为微寒之士了。王五“志学”之年拜镖师双刀李凤岗为师，成了“成兴镖局”的一名小达官。沧州地处河北、山东之间的交通干道上，大运河流经其间，是水陆交通的要冲，“成兴镖局”专给北运的南货押镖，跑口外的蒙古买卖。少年的大刀王五跟着师傅李凤岗出居庸关、越八达岭、纵览燕山群峰的耸峙，踏遍了热河、张家口、绥远、包头的山山水水，并深入到蒙古高原的腹地。塞外浑厚无垠的自然环境，不但开阔了王五的眼界，而且陶冶了他的性格。他心怀坦荡，不存民族的芥蒂，认为蒙族兄弟是可共生死患难的好朋友。十几年的塞上走镖生涯，不但使王五由一个习武少年变成了一条而立之年的壮汉，而且培养了他的意志和阅历，他不仅是个刀术精湛、马技超群的骑士，而且成为了一名老练成达、胆略过人的真正的镖师。
1874年，年已而立的王五进京创办源顺镖局。19世纪70年代是镖行的兴盛时期，外城一带镖局比比皆是，源顺镖局坐落在前门外东珠市口西头的繁华商业区，当时北京城中到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人民的反抗斗争暂时处于低潮，清王朝的统治处于相对稳定之中。这时尽管爆发了一系列的边疆危机，可是中法战争尚未爆发，封建文人讴颂的“同治中兴”，尚能是统治阶级欺人和自欺的幕布。王五进京后凭着十几年闯练出来的胆识、经验和阅历，事业上一帆风顺，源顺镖局办得挺兴隆。从宏观角度来说，王五创办源顺镖局时正是镖行的得意之秋，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封建统治又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故镖行很是走红，这一切给大刀王五的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王五的源顺镖局在当时来说是一家小镖局，可是“小而专”、“小而精”，办得很有特色。所谓“专”，就是专走北道，所谓“精”，就是从业人员不多，但素质高、队伍精悍。王五为人豁达，勇于进取，善于接受新事物，这在重传统、重正统、偏于保守的镖师队伍中，确是难能可贵的性格。王五创办源顺镖局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是名成业就的掌柜了，而且双刀王文斌在北道也确有些名气，但王五在实践中发现双刀有些“虚”，于是不顾已经年逾而立，并且已是立门户的人了，毅然又拜武林高手“山西董”为师，改学单刀，由于王五武勇、骠悍、臂力过人，所以手中的单刀又大又重，为名匠所锻造，是世间稀有的上乘兵器，江湖上都称他为大刀王五。这把大刀不但威震塞外，而且享誉京华。但王五为人处事，从不以威相压，而是以诚相待，以义相交，以礼相序，以情相合。镖界同仁，对王五颇为敬重，感其仗义疏财、裘马与共的情怀，曾送王五“义重解骖”的金匾一块。赠匾的具体原因已不可考，此匾尚存于王五故居之中，王五故居之中还保存着一块“德容感化”的功德匾，此匾的意义深远，它是王五侠肝义胆，见识过人，深明大义的写照。
北京城是汉、满、蒙、回杂居的城市，清王朝的民族政策是尊满、联蒙、抑汉、制回。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抑汉”已经成为了过去，因为清王朝的军政实权已转移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封疆大吏的手中。这些人都是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缔造的湘军、淮军已经成为了清廷的主要支柱。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的西南、西北回民起义，被清王朝镇压下去了，但回族人民的斗志并没有被瓦解，声称要“三十年一小反，五十年一大反，天下未反回先反”，要当反对清王朝腐败统治的先锋。清王朝推行了恶毒的以汉制回、以回制回的政策。当汉民和回民发生纠纷时，地方官往往“护”汉“抑”回，回民发生内部教派之争时，更给清王朝以可乘之机，地方官不予过问，不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干预，任凭事态发展，惟恐冲突不扩大。回汉械斗，地方官亦不积极制止，而是等到流血冲突结束后，再“绳之以法”，美其名曰：“如此方可以儆效尤。”能够煽动起大规模械斗的人，大多是以土豪劣绅为代表的封建地方势力，地方官“绳之以法”时，被斩首示众的大多是盲从或胁迫而来参加械斗的下层百姓，所以在械斗发生前，械斗的组织者就往往安排好了地方官“绳之以法”时送出去应差的替死鬼。
老北京是个官多、衙门多、僧多、寺庙多的城市，寺庙中有不少定期举行庙会。庙会其间摊商罗列，逛者如潮。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南横街东口的小东岳庙举行庙会，由于南横街和回民聚居的牛街较近，回民也爱到庙会来闲逛。这本和宗教信仰无关，但南横街的纨绔子弟和回民发生了冲突，出言不逊，说出了一些污辱回民信仰的话，引起了牛街回民极大的愤怒，定要到南横街去拼个你死我活。南横街的坐地虎当然也不示弱，于是双方磨刀擦枪、弓张剑拔。牛街方面久闻大刀王五之名，认为天下回回是一家，到源顺镖局请王五出来助一臂之力，并向王五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应差”的替身，让王五放心地去杀，杀几个有几个“应差”的，绝连累不了王五。王五襟怀坦荡，深明大义，奔走于牛街和南横街之间，对双方晓之以理，明之以利害，终于平息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回汉械斗。事后地方上的各界人士，到源顺镖局向大刀王五赠送了“德容感化”的功德匾，以示崇敬之意。王五的义举，意义深远，不仅是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械斗，同时也维护了民族的和睦与团结，在北京的地方史上，确是留下了值得大书的一笔。
第一个为中国变法图强而流血的爱国志士谭嗣同，祖籍是湖南浏阳，但他出生在北京，从1865年到1877年，他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898年9月28日，年仅三十三岁的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腔热血洒在了哺育自己生长的土地上。谭嗣同慷慨成仁的碧血，向中国人民郑重地宣告：丢掉对清王朝的幻想，革命的手段只能是铁、火、血的斗争。
谭嗣同不但生在北京，牺牲在北京，主要事业的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大刀王五肝胆相照的友谊也建立在北京。谭嗣同自1877年离开北京后随父亲在陕甘、两湖等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北洋新建陆军覆没了，无情的事实说明了铁甲战舰和克虏伯的后膛枪炮振兴不了中国。年已而立的谭嗣同悲愤交集地来到了已经阔别十七年的北京，寻找康有为、翁同，共求救国图强之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结识了大刀王五。
谭嗣同和大刀王五在封建社会中是属于不同档次的人。谭是宦门之后，父亲官拜湖南巡抚，是封疆大吏，官运正红，本人是候补知府，出身门第和本人的身份已定下了他四品官的前程，如按照封建社会的正统道路走下去，或许也会不失尚书、总督之尊。谭嗣同博通群书，著有《仁学》一书，用“以太”来解释世界之本源，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刀王五不通文墨，出身寒微，是个小镖局的掌柜的，但从他个人来讲，已经是混得很不错了。十几年的功夫，由烧饼铺的小学徒混成了北京镖界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无论源顺的买卖，还是个人的声誉，都处在上升时期，继室夫人王章氏比他小十八岁，妻娇子幼，家庭美满幸福。尽管谭王二人的门第不同，身份各异，只要按照自己原来的道路走下去，都能出人头地。可是，他们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道路，重新探讨、求索，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重新塑造人生，爱国忧民的仁者情怀，使他们成了知音，除旧布新，创造未来的想往把他们结合成同志。轻身重义为理想而奉献一切的信念 ，在两个不同的心弦上，弹奏了一支和谐的共鸣曲。英雄、烈士、义侠融会在一起时必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化成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谭嗣同和大刀王五相识恨晚。谭1895年到北京寻找康有为时，康已南归广东，谭在京结识了大刀王五。二人一见如故，遂成为莫逆之交，但不久谭又离京。第二年谭又进京，拜谒翁同，在京住的时间也不长，刚和大刀王五把酒接风，弹指间又长亭相送了。两年之后，1898年6月，谭嗣同奉旨进京任四品京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9月28日在菜市口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在京和大刀王五相处也只有百日之缘。在这百日之中，谭嗣同日理万机，恐怕和王五共叙友情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他们之间的知心不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渐悟”，而是理想和信念交融在一起后激迸出的“顿悟”，使之“立地”成为生死可托，患难与共的义友。有的书中记载谭嗣同幼年拜王五为师习武练功，此说恐不可靠。王五只身进京创办源顺镖局时，谭嗣同年仅十岁，而三年后谭即随父离京，王五进京之初艰难创业，又拜山西董为师改学单刀，正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塞外镖路之上，大概无暇在镖局之外收徒传艺。况且谭家是浏阳世族，书香门第，谭嗣同之父在京时又有司官之尊，不会叫儿子向一个小镖局的土掌柜的叩首称徒，拜师习武。即便王五确是谭嗣同的启蒙老师，有过师徒名分，当时谭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师徒之间谈不上是“知音”，王五百忙之中，对谭的教诲也是泛泛为之而已。谭既不是武林中的人，更没有进入达官的行列，所以他和王五谈不上什么师徒之序，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师徒关系，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关系，是一支理想和信念的共鸣曲，同时拨动了两个心弦而形成的知音，所以二人之间“顷刻间，生死同，一诺千钧重”。
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前夕，大刀王五为了挽救变法，曾出谋保光绪皇帝出走口外，到塞上之地，号令蒙古王公勤王。他凭自己多年的塞外生涯，认定了蒙族人民是可生死相托的好兄弟。今天看来，这个主张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为蒙古之地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地区，不论是上层王公，还是下层民众，都尚未觉悟到要起来支持变法维新的阶段，但它反映了大刀王五在临危时不是个束手待毙的平庸之辈，而是有胆略、敢做为、勇挑重担闯难关的血性男儿。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天津乘英国轮船出走香港，梁启超也东渡日本。慈禧太后最恨之入骨的人却是谭嗣同，因为他曾夜访袁世凯，共同订立了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用武力迫使慈禧就范的计划。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出卖了谭嗣同，他已经完全暴露，是后党必除掉的祸首。为了保护同志，避免株连无辜，谭嗣同决定不走，牺牲自己。被捕后在三法司会审时，他把一切“罪行”都承担下来，这是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坐等入狱的原因之一。他对好友们宣布说：“中国新旧两党，非闹得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希望。”“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起。”他决心用碧血惊醒国人，唤起民众。
在谭嗣同被捕的前一天上午，他看望过已避居外国使馆的梁启超，梁执意劝他留在使馆不要走了，下午使馆中的友人又到浏阳会馆敦请他赶快去使馆暂避一时，谭直言谢绝了好心的朋友的安排。晚上大刀王五再次赶到浏阳会馆，力劝谭即刻移居源顺镖局。天明城门开启时，混在镖师之中，随镖车出城。谭再次斩钉截铁地向王五表明了自己的心意，并直言要求王五马上离去，王五深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道理，何况谭是秉性刚烈的顶天立地男子汉，所以本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君子不夺人之志，不强人之所难，和谭嗣同洒泪告别。“男儿有泪不轻弹”，夺眶而出的英雄泪，是王五成为男子汉后第一次流泪，也是这位镖界英烈最后一次流泪。王五离开浏阳会馆后，凭直觉意识到今夜一定会出事，于是又悄悄返回，拿出夜行的本领，藏身于谭嗣同的住室莽苍斋对面的房脊后面，静静地观察着。他看见谭正在写什么，王五的热血在沸腾，他真想跳下房来，拉着谭嗣同就走，可是他的理智又告诉他，君子不夺人之志，谭嗣同既然心志已定，这时不应该再打扰他。谭写完后，拿出了信封，这时王五才知道谭在写信，其实谭是模仿父亲的口气，写了一封谴责儿子的“家信”，目的是为老父开脱，以免受到株连。谭将信装入后，未封就把信的封口撕开了，王五看着真有些不解其意。谭嗣同就义后，清廷宣布谭是君之乱臣，父之逆子，并公布了这封“家信”时，王五才明白了谭临危之时的苦心。谭嗣同把撕掉了封口的信，收入书案中的抽屉里，就提着剑走出屋来，在院内松树下起舞。这时夜正深，雄鸡还未报晓。突然步军统领衙门的提骑破门而入，谭嗣同从容被捕了。谭嗣同就义后，王五冒着附逆的风险为谭收尸，并运回湖南浏阳安葬，此事一时成为京师各阶层的美谈，世人无不交口称誉。
老北京也盛传着谭嗣同被捕后王五打算冒死劫狱，可是刑部大牢守卫甚严，无从下手，于是王五布置了劫法场。清代的杀人刑场在菜市口，菜市口距广安门不过二华里，王五派人乔装成石匠，用三头壮骡子拉着一辆大车，车上载着一块巨形石头台阶进广安门，车过城门洞时故意造成断轴，挡住城门，使之无法关闭，谭嗣同是个好骑手，只要飞身上马冲出刑场，刹那之间即可从广安门夺路而出。可是后党们也有提防，不等午时三刻，就行刑开斩，使王五的计划落空。笔者认为上述传说恐怕不属实，因为由康有为出走到谭嗣同被捕，间隔有三天的时间，如果大刀王五要“夺”谭嗣同之“志”，完全可以带着源顺的镖师们，从容地把谭嗣同架上骡车，出城而逸。正是由于王五尊重谭嗣同必死之志，才没有实施类似的方式，所以也不会用劫法场的方式去救谭嗣同，因为镖师是最重诺守信的。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久慕王五之为人，由天津赴京，亲临源顺镖局，恳请王五出山，赴天津共建灭洋大业。王五慨然答应。到天津后，协助张德成整训团民队伍。天津的混混儿在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有不少人参加了义和团，这些人本是“根基不正”的歹徒，带着自身的目的参加义和团是准备捞一把，王五厉行整顿义和团的队伍，使一些混入义和团的“混混儿”恨之入骨。义和团在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北仓、廊房等地和八国联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与后膛枪炮相拼搏，前仆后继，王五率集训的大刀队冲锋在前，刀劈洋鬼子多人。战罢擦着刀上的血，对他最后收下的徒弟赵崇斌说：这把刀，今天才成为真正的刀，因为它开了洋荤，沾了鬼血，我王五也不虚称大刀王五了，对得起这把刀，也对得起祖宗了。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王五返回北京，本想出走塞上，再谋发展。可是许多北京的友人都来投奔大刀王五，把源顺镖局当做避难之所，外柜、内柜三十多间房住得满满的。这些人携老带幼，既不能随王五出走口外，又不能丢下不管，由于王五是个义重如山的人，所以冒着风险留了下来。
关于大刀王五之死，老北京流传着许多说法，有的老人说在八国联军洗劫源顺镖局时，王五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中弹身亡。有的说王五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势不能免，在街口迎上前来逮捕他的八国联军，用双枪应战，击毙了洋鬼子多人，子弹打完了，挥舞着大刀冲了出来，进行肉搏，被架在街口的重机枪打成了马蜂窝，倒在血泊中后，又突然跳了起来，砍了一个企图刺他一刀的侵略军军官，倒在地上后两目圆睁，仍然手握大刀，人死气不夺。
大刀王五的继室夫人王章氏，1960年病逝于王五的故居，享年九十八岁，她生前对来访者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由于“混混儿”向清政府告密，五城练勇前来逮捕王五，王五怕连累了在镖局中避难的一百多口男女老少，没进行任何抵抗，从容就捕，后被清政府转送给八国联军，被德军枪杀在前门外东河沿。
大刀王五就义后，北京市民对他的传闻很多，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壮怀激烈、刚勇强悍、嫉恶如仇、一诺千金的传奇式人物。王五确是一个英雄烈士，但他不是武侠小说中或评书艺人自编的段子中的传奇式人物，而是个现实社会中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富于开拓，勇于创新，能接受新事物，当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人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他能毫不动摇地牺牲个人利益。可是他又是个镖师，具有封建正统观念的镖师，这就决定了他和谭嗣同的共同命运、共同悲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们的情怀、理想、信念，在召唤着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抗争，可是又没有勇气与帝国主义、封建传统一刀两断，大刀王五比谭嗣同多在人世间和命运抗争了两年，所以他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但加入了义和团的队伍，而且大刀开了洋荤，沾了鬼血，他长眠在中华大地上时，确实对得起祖宗了。谭嗣同临刑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王五面对着八国联军带血的刺刀，灼热的枪口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无人知道了，可是他倒下后，谁又能说他只是一条江湖好汉呢?他是中国人民之中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志士英烈。谭嗣同题写在狱中墙壁上的《狱中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据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释：“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历史证明，康有为实有愧于昆仑之誉，大刀王五却无愧于昆仑之称。
百年过去了，源顺镖局的旧址依然存在，大刀王五的四世孙依然住在高祖的故居之中。王五当年用过的红木八仙桌、太师椅和“义重解骖”、“德容感化”二块金匾保存得完好，金字虽然已经失去了光泽，但木匾饱经风雨之后，显得更加苍劲古朴。令人遗憾的是王五那把开过洋荤、沾过鬼血的大刀，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狂热中被送进了土高炉化掉了。可是大刀王五的形象一直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之中，闪烁在银幕之上，北京市民也一直传颂王五的英雄事迹，并不断地渲染，把它传奇化，这个逝去的英雄，永远长留在人间。
发表于 2008-5-27 2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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