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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当铺
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故北京老当铺已很难寻到。不过，目前在东城区东总布胡同62号（胡同西口路南），还可以看到一座近代风格的青砖建筑，门头上刻有“宝成当”三个字。据史料记载：“典当名称宝成当，详细地址东总布胡同45号，经理张云培，资本10000元，店员人数9 人，设立年月民国八年十二月。”即该当铺1919年12月开张，属于民国早期的北京老当铺。
明嘉靖朝（1522-1566年）期间，家居湖州的礼部尚书董份，“富冠三吴，……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这里所说的“质舍”就是当铺，而所谓“子钱”便为典当利息。
古代著名小说《水浒全传》中曾提到卢俊义被逼上梁山前开过当铺的事。一行人“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自歌自笑，去了复又回来，小儿们哄动。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这里的“解库”便指当铺，乃宋代通称；而“收解”意为收当，即当铺员工与当户进行典当交易活动。
进入清代以后，名人开当风起云涌，愈演愈烈，颇成气候。当时，不仅民间当铺盛行，而且官府典当亦很红火。如康熙年间，大官僚、大地主、刑部尚书徐乾学，就以白银10万两贷给盐商项景元，每月取利三分，同时又借给布商陈天石本银10万两，由其在北京正阳门外大蒋家胡同开设当铺。
再如嘉庆四年（1799年）被罢官抄家赐死的乾隆晚年头号宠臣、首席大学士和珅，极善搜刮，家产万贯。据抄家清单所载，他有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土地8000余顷，古董、玉器、瓷器、绸缎、皮张、洋货则不计其数。在此巨富之下，和珅便以当朝宰辅、权贵班首的地位投资于金融业，开有“当铺75座，银号42座”，从而增值财富，扩大私囊。
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康熙朝江宁织造曹寅死后，也曾遗存“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
就连清末大太监小德张，亦拥家资2000万元左右。他在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和北河沿，先后开设永庆、永存两家当铺，资金达10多万两。
更有甚者，清代除了民当、官当之外，还有皇当，即皇帝本人亲自批准和支持开设的皇家当铺。
雍正帝是皇当的最初倡导者，他曾多次拨出专款派人开设当铺。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他面谕总理三陵外一切事务承恩辅国公发尔善等人：“给尔等银二万两设法孳生”。同年五月，雍正本人亲自谕示：“奉旨，赏给内府文武官员等生息银四万，除派司员开设当铺，其所得利银内，有出差人等盘费等项，除用外，其余剩银两，会总分给官员。”
同样爱财并善于理财的乾隆帝，与其父如出一辙，对皇当倍加热心。据史料记载，总管内务府曾奏：“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正月初七奉旨，世子额拉旺多尔济应领俸银，着支给10年，交内务府大臣办理生息收贮。钦此钦遵。经臣衙门奏派郎中伊尔阿、主事穆克善开设当铺，善为生息办理。”这里，对于皇亲可得俸银的处置，是由皇室派员设立当铺为之营运，使之增值。
近代以来，官当之风更是横扫天下，清代身居要职的军政大臣们，纷纷采取各种方式参与典当经营。
鸦片战争时期的投降派琦善，久任肥缺，搜刮致富，有黄金7000多两、白银5万多两，他曾分别与3名晋商合股，在天津等地开设义和、全和、时和3家当铺，每家各出资制钱2万吊。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琦善被逮治抄家时，其家奴供认：“以上三处，俱系我出名，写立公中合同。”所谓“公中合同”，就是合股集资开办当铺等营利机构的必要手续文契，类似现今的书面合同。
此外，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都曾开设官当，并运用地方政府权力，干涉辖地内的当期、利率等，对地方典当业的发展施加了强大影响。
相比之下，近代叱咤风云的洋务头子、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更是典型的例子之一。梁启超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无独有偶，李鸿章后任、窃国大盗袁世凯在河南陈州亦开有当铺，涉足金融业的兴趣异常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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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3 09:46:00
楼主
发表于 2007-9-5 19: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