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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是最腻味别人当面叫他侯宝林儿的。这一“儿化韵”在他看来“轻蔑”的意味更多于“亲昵”，总是与“小”、“贱”一类侮辱性含义相关的，甚至还表现出对相声这种“艺术”仍然当做“玩意儿”、对他这样的“艺术家”仍然当做“说相声的”或“臭说相声的”错误看法。每每遇到这类情况，他那极好的情致就会一落千丈，使自己与对方都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比如，他正在高谈阔论，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哎，侯宝林儿”他就会文思中断，话锋一下子停顿下来。设若这种声音又凝聚来许多围观的群众，不管他们是好奇还是找乐，侯宝林总是脸色一沉流露出不悦的表情来。如若有谁甚不知趣，造次地喊一句：“来一段儿吧”他则或是矜持地笑笑礼貌地搪塞，或是装作并未听见“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对方太不自重，我甚至可以推断：他会扬长拂袖而去的。虽然，这类事儿并未发生过。 . E3 {, {% @8 b7 j5 P/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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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之交，他曾两次到北大、南开讲学，并被北大聘为兼职教授。去北大我是陪同，来南开我是接待。两次都做“助教”为其板书。在北大小礼堂那个多国元首和世界名人曾经讲演过的讲坛上，他侃侃而谈说古论今，从俳优谈起中国讽刺艺术的源流。台下正端坐着我的老师朱德熙、林焘等先生。我为他也为相声感到荣耀。来南开也在小礼堂，我曾组织学生观看他的“白沙撒字”，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此之前校长们曾去住处看他，谈笑间也请他表演一番，我想这绝不是恶意的。没曾想他却正言厉声地说：“我是来讲学的。”言下之意：听相声可到剧场买票。好在校领导旨在寒喧，并未察觉。事后我曾向他解释。他说：“我明白，但还是得强调说相声与作报告的区别。”实际在他的报告始终，都串珠般地连缀着妙语与雅谑，是他的任何相声表演都无可比拟的。尤其是他的学唱，在“文革”十年绝响之后是那么绝妙动听，仿佛把曾经遗失了的历史文化和民众生活，都一下子在其惟妙惟肖的叫声小调中寻找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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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他时，侯宝林说：“‘文革’的创伤无论多甚，都不及一个‘林儿’字伤害深。”接着，他又告知我：“牛虻”做小丑的那种心情你理解吗﹖我明白他是指那本《牛虻》小说。他还说：喜剧演员的内心深处总有严肃的东西，伟大的喜剧大师无不如此。是的，侯宝林从来都是一个严肃的人。惟其如此，他才以一生的追索为把相声由“玩意儿”擢升为“艺术”而努力；为把自己由“说相声的”变为“艺术家”而奋斗。他说：“说了一辈子相声，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点尊严——一点做人的尊严、一点艺术的尊严，人老了尤其如此。” ——摘的 | 
发表于 2005-6-18 17:07:00
发表于 2005-6-19 10: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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