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海港”旁那些扑朔往事2023-09-28 07:28·北京日报客户端
0 z& B, ^% U/ ]: W! L7 `北京日报 | 作者 高申 而今的什刹海，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沧桑之变，估计连做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人，也不一定能说清了。 依照侯仁之先生的推断，在元大都的前后不同时期，什刹海（彼时叫“积水潭”“海子”）水域面积就曾出现过很大变化。在目前各类北京历史展览中，通常会选取某一时期的元大都地图，且多以元朝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为主，所以像积水潭水域变化的细节，是无法显示的。  什刹海旧影 元至正年间，正赶上积水潭水域急剧收缩的时期。若以此时的地图来看，你是不会想象出这里曾经做过“古海港”的。有关北京曾是“古海港”的说法，最具影响力的，要属邓拓在《燕山夜话》中的一篇文章。文中，邓拓直接抛出了一个新鲜话题——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吗？回答：有海港，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那一片水面。 这处海港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很值得研究。邓拓在文中提及，“当时漕运的船舶可以直接驶到元代大都城的‘海子’里来。由于船舶拥挤，以至水面都被遮住，几乎看不见了。这个海子当然只是人工造成的小内海，但是，它完全成了一个装卸漕粮的港口，则是毫无疑义的。”文内所言“人造小内海”，当非元至正年间那片弯弯绕颇多的积水潭，而应是一大片辽阔水域。 往来皆鸿儒的白米斜街 白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南至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水岸成了街巷。 话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张之洞自湖广总督任上奉旨进京。到京后，张之洞选择在白米斜街居住。张之洞于这座深宅大院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两年。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病重，摄政王载沣还来白米斜街探望他。 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夫妇想在城里买处房子。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告诉冯友兰，张之洞后人急于出售旧宅中路院落。由徐旭生从中搭桥，冯友兰将其购得。待房子修缮一新后，冯友兰请徐旭生、常维均两家先行入住，冯家仍住清华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冯友兰携全家搬至白米斜街。冯友兰之女、著名作家、《南渡记》的作者宗璞也在这里度过了短暂的少年时光。 大概一年多之后，冯友兰全家随清华大学离开北平。此后不久，小院迎来了辅仁大学教授李戏渔及李霁野等。李戏渔曾随冯友兰一起工作多年，算是至交好友。李霁野年轻时受鲁迅资助，进入燕京大学读书，同时也是鲁迅的得力助手和学生。住下以后，鲁迅的母亲周太夫人、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每月都会按时来到李霁野家，领取鲁迅夫人许广平从上海寄过来的生活费。 及至1946年夏，冯友兰一家也自昆明返回白米斜街。不久之后，闻一多夫人高孝真也搬了进来。那个时候，闻一多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冯友兰就邀请闻太太和孩子们同来居住，以便相互照应。此时，闻一多的侄辈黎智（闻立志）来到北平。他的夫人魏克根据我党的指示，从事北平上层社会人士家眷的统战工作。黎智把地下工作站放在白米斜街，这里也成为进步青年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的中转站。 扑朔迷离的火德真君庙往事  火德真君庙 逛完了白米斜街，咱们还得返回到地安门外大街。白米斜街东口往北，不远处便是万宁桥。这是一座元代留存下来，经历明、清、民国不断修葺、改造的古桥。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万宁桥的元代风貌，甚至对该桥当年能否过船都充满疑惑。 矗立在它西北侧的火德真君庙，同样也有着颇多“未解之谜”。就在火德真君庙灵官殿的殿前说明牌上，标注着该庙（宫观）的始建时间是唐贞观六年（632年）。待翻阅与此有关的各类文献时，竟然深陷迷雾。明代孙承泽的《天府广记》中，有“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建”的文字。到了刘桐、于奕正编写《帝京景物略》时，只改了一个字，即“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址”。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的年号，从627年至649年。有关“贞观年间”的说法，引起了朱彝尊的怀疑。于是，他在编写《日下旧闻》时，将“唐贞观中址”去掉。火德真君庙创建的时间，就成了“元至正年”。待到于敏中等人编纂《日下旧闻考》时，对朱彝尊的“节录省文”似乎并不认同，于是把孙承泽、刘桐、于奕正的说法重新展示。但此事的真相并未大白，反而越发蹊跷。根据于敏中等人的调查，乾隆年间火德真君庙里留存着几通碑。然“殿前二碑虽存而无字”，后殿“有嘉靖癸亥重修碑，碑字剥落不可读”。至于清顺治年间的三通碑、乾隆二十二年的重修碑等，亦未附录于文中。由此看来，火德真君庙的始建时间，无法得到碑刻文字的佐证。 根据文史学者宗春启先生的研究，火德真君庙大体是明初修建的。原因在于，明代建庙的重要特点，是平衡、对称，就在火德真君庙的东侧，还有过一座明永乐十三年建造的真武庙。“一水一火”，两庙于万宁桥两侧比邻而立，符合明代建庙特点。至于火德真君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则是从明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就在那一年，天启帝命太常寺官员在农历六月二十二日祭祀火德之神，从此成为惯例。 泡在元代“海里”的烟袋斜街广福观 按照元代至元年间的地图所示，积水潭水域的北至东拐点，是在烟袋斜街与大石碑胡同交会处。接下来，便沿着大石碑胡同一路西去。如此一来，烟袋斜街的大部分区域，彼时都泡在“海”里，这就包括而今烟袋斜街51号及大石碑胡同6号、8号的广福观。 这座始建于明代天顺三年（1459年）的道观，据说是明朝道教管理机构道录司所在地。但以广福观的规模而言，作为道录司又未免寒酸。于是，有学者便依据“广福观碑记”中的记载，并结合其他文献史料，推断广福观是深得明宣德、正统（天顺）、景泰、成化帝恩宠的道士孙道玉所创立的别院，属于“子孙庙”，并非道录司衙署。因赠予孙道玉开设别院，明英宗朱祁镇赐名“广福观”。 那么道录司会在哪里呢？从史料记载上看，位于阜成门内的朝天宫，因其作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道观，更有可能是道录司的所在地。 或能澄清一段“冤案”的兴善寺古碑  1900年代的兴善寺崇祯时期古碑 鼓楼西大街52号与鸦儿胡同甲23号，曾有一座始建年代不详的兴善寺。聊兴善寺，不如说说它的一方古碑。此碑是明崇祯七年（1634年）所立的《明毅宗赐曹化淳御笔草书碑》（下简称“草书碑”），而今矗立在鸦儿胡同甲23号与鼓楼西大街52号之间隔断墙内，外人无法一窥。这通“草书碑”体量甚高，仅碑身就达到3米多。坊间一般认为，石碑胡同的名称，即因此碑而来。 根据文史学者蔡辉的介绍，存世的崇祯御笔碑非常罕见，“草书碑”上的字很大，用草书写成，遒劲有力。崇祯帝所赐之人，名叫曹化淳，这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其实，在后世的很多作品中都能见到曹化淳的名字。比如在清初学者计六奇所著《明季北略》中，就曾写道：“贼（指闯王李自成）攻西直门不克，攻彰仪门（广安门）。申刻，门忽启，盖太监曹化淳所开。”出现此等说法时，曹化淳还活着。他写诗为自己辩解，其中一首《忽覩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报国愚衷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 到底真相如何，且看史实。崇祯初年，在除掉魏忠贤之后，崇祯帝委托曹化淳负责冤案平反工作，其中涉及两千余案件，曹化淳认真细致地完成任务，得到崇祯赐碑奖励。后来，曹化淳还曾负责北京地区军事防务。崇祯十一年（1638年），曹化淳主持建造卢沟桥畔拱极城时，被崇祯赞誉是“公清直亮”。这座拱极城，就是后来的宛平城。 明朝灭亡后，曹化淳曾多次上书清顺治皇帝，请求修缮崇祯陵墓。由此看来，曹化淳的形象至少不该是负面的。 绝少出现在历史文献的佑圣寺  佑圣寺 沿着鼓楼西大街继续西行，在路北的一条小道内，隐藏着一座或出自唐代的佑圣寺（禅林）。有关这座庙宇的唐代往事，绝少出现在历史文献之中。在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中，也只是寥寥数笔地提及该庙：“佑圣寺在龙华寺之后，有嘉禾张文宪碑，称寺系唐咸通年建，嘉靖三十九年重修。”《日下旧闻考》中所增补的内容，一点不比《日下旧闻》所记述更多：“佑圣寺在德胜门大街路北，张文宪碑今存寺中。稍东为寿明寺，有弘治四年及正德八年重修碑。”你看，后面所记，居然是佑圣寺的“邻居”。至于“今存寺中”的张文宪碑，则一字不录。 张文宪，字廷鉴，七岁时便以书法闻名。明孝宗将他征召入朝，因其所写的“乾坤”二大字，颇得皇帝心意，于是降旨让他在翰林院读书。嘉靖二年（1523年）张文宪中进士，最终官至工部尚书。从这简短的履历来看，张文宪还是很有才学的。 当然，唐代幽州境内也确实有过“佑圣寺”。在曹子西主编、向燕生撰稿的《北京通史》（第二卷）中，就列出了“佑圣寺”的名称，但其是被划入“幽州城内”的，这似乎与而今佑圣寺（佑圣禅林）的位置不符。抑或有两座佑圣寺，一座位于幽州城内，一座则位于幽州城外的“鼓西”地区，也未可知。 （本文图片由李哲、枫影斜渡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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