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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火柴厂为原京师丹凤火柴公司（1906），1956年并入厚生火柴厂。火柴是舶来品，火柴发明于十九世纪早期，鸦片战争后不久传入中国，被称为自来火或洋火，在老北京话里叫作“取灯儿”。史料记载，北京地区的火柴工业，创始于1906年的丹凤火柴公司。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职商温祖筠以“立业以保权利而兴商业事”及“上海汉口天津各阜有富商设立公司以抵制洋货京师都会之地销广用宏乃独无之”为由，在崇文门外后池1号（今后池西街34号）奏请创办了京师丹凤火柴股份有限公司。1906年6月7日举行了开办仪式，温祖筠任首任经理。 京师丹凤火柴公司遗址位于今崇文区东晓市街药王庙以西的后池西街34号。后池西街位于崇文区西部，北起鲁班胡同，南至东晓市街。京师丹凤火柴公司原址在此街中段。丹凤夹道，亦由此公司而得名。1965年，后池、后池西口、丹凤夹道合并，统称后池西街。 厂区东至南水道子胡同，西至后池，北至后池东口（今水道子胡同5号往西一直延伸到后池的一条狭窄夹道），南至后池南口（今水道子胡同17号往西一线）。生产机器、原料从日本购买，生产技师从日本聘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成投产，日产火柴20箱，并于当年五月初六日举行了开办式。 1918年，京师丹凤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合并，成立丹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分平津两厂，总部设在北京。1920年又在辽宁安东增设一处，是为东厂。 丹华火柴公司股金总计现洋120万元，有专用排梗机40台，工人约600人，日产火柴80-90箱，最高日产170箱。主要生产黄磷火柴（有毒）。那时国产的黄磷火柴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既危害使用者和生产工人的健康，还有随时爆炸的危险。安全性高的红磷火柴早已在欧洲问世，但西方人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中国的研发能力又极其有限，所以中国的火柴工厂就只能继续大量生产落后的黄磷火柴。1926年以后改产硫化磷火柴，同时少量生产安全火柴。硫化磷火柴商标为丹凤牌、翔凤牌、蜻蜓牌、海马牌，安全火柴为飞凤牌。 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厂名也改为“丹华火柴公司北平厂.1937年，受日本走私火柴和化工原料紧缺影响，经营亏损，丹华火柴公司停工。1946年复工，日产火柴30-50箱。1949年无力继续经营。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丹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营，改名公私合营北京丹华火柴厂。1951年，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将易燃品生产迁往边郊择地重建的命令，该厂迁到永定门外安乐林南里11号（现沙子口路76号）新厂址。一年后，改名为“北京市火柴厂”。北京丹华火柴厂从后池1号迁出后，先后有北京人民机器厂、崇文机械厂、北京市机电工业局技工学校、北京机床附件厂、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等多家单位迁入。 过去，生产火柴除旋片、切梗、排梗和卸梗几个工序采用机器外，其余工序如锯木、晒梗、运梗、沾油、沾药、烘干、糊盒、装盒、包封装箱等都是手工。即便是使用机器的工序，也多是靠人力驱动，需要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而生产效率却很低，质量也出现不少问题。 《北京日报》1954年10月16日2版曾刊发读者来信《北京市火柴厂应积极设法改进产品质量》，集中反映了北京市火柴厂产品的质量问题。比如，有的火柴头不齐、歪偏，有的火柴头太小，引不着火柴杆；火柴盒上涂的赤磷稠稀度不匀，黏着不牢，常常一盒火柴只用了一半，赤磷面就被磨擦破了，剩下的一半火柴没法使用。 此后，北京市火柴厂开展了技术革新，旧的工艺、设备和厂房陆续得到改进或改造，逐步实行了新工艺和生产机械化、半自动化。1955年前后，该厂开始采用电锯、烘梗机、沾油沾药机，排梗、卸梗机也改为电力传动。 厚生火柴厂 张厚庵，189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十分贫寒的家庭，12岁进北京丹凤火柴厂学徒，16岁一个偶然的机会去日本学习火柴制造。1911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受聘于天津丹华、山东振业火柴厂，任技师、工程师。1933年，张厚庵回到北平，住在西直门内永祥寺（今永祥胡同及永祥东巷）11号。此时张厚庵产生了在北平办厂的想法，并决定厂址建在他家南边的黄旗马圈，占地50亩。经过一年多的运作，1935年3月工厂投入生产，成为京城第二家民族火柴工业的工厂，生产虎猴牌火柴（因老板夫妇一个属虎一个属猴，故称虎猴牌，后来又有狮猴、豹猴、虎王等商标)。 1937年至1945年日寇统治北平时期，日本人为了控制火柴的生产，掌握着火柴原材料的供应，原材料供应不足经常停产。日寇投降后，公司恢复生产，增加了制盒、制梗的生产工序，添置制盒机2台、旋梗机1台、切割机1台，都是电动的。木制手工切盒机1台、磨刀机1台。职工发展到300多名。每天生产火柴几十箱，每箱240包（每包10小盒），年产量约2万箱。1951年根据政务院的指示，凡在北京市内的易燃易爆企业，都要迁往永定门外。厚生火柴公司1951年变卖了黄旗马圈的厂地和厂房，将所有设备迁往永定门外安乐林南里，并在那里重新建厂，并于1952年恢复生产。至1956年前，的产量达到8万件（每件100包）。1956年公私合营后，厚生火柴厂并入北京市火柴厂，张厚庵任北京火柴厂厂长，1968年文革中去世。 厚生火柴厂火柴厂迁走后，建设3层红砖楼做总政幼儿园，后为113中教学楼。 1956年，厚生火柴厂并入到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市火柴厂成了北京地区唯一一家火柴厂。（2002年第4期《火柴工业》，《北京地区的火柴工业》） 1964年，该厂建立了全国第一家机械化糊盒（木盒）和包装车间；1968年，该厂成功仿制火柴自动连续机，此后自制和购置了多台连续机，进一步实现了火柴（头梗）制造的自动化。上世纪80年代，该厂建成了新的糊盒（纸盒）车间，采用当时最新型的高速糊盒设备，生产技术水平跻身国内先进行列。 在火柴还是生活必需品的那些年，北京市火柴厂以生产普通火柴为主，旨在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同时，也会生产一些精美的高档火柴、无硫芳香火柴、生日喜庆火柴等，用于供应旅游点和各大宾馆、饭店。此外，北京市火柴厂还会生产一些抗风火柴、防水火柴、长梗火柴等特种专用火柴。 北京市火柴厂曾发生严重火灾安全事故。1960年2月9日，北京市第92中学生北京市火柴厂引火棒车间参加勤工俭学劳动，由于参加劳动的学生孙某，不懂安全操作知识，玩弄引火棒，把引火棒与磷板划擦引烧，不知所措，结果扔到正在烘干的引火棒半成品上，引起爆炸起火。造成正在引火棒车间工作的技术员和临时工等7人死亡，2人重伤。事故发生后，附近居民立即报警，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救援，并通知120前去救助伤员。 在物资短缺的年代，北京有很多日用品都需要凭本供应，包括火柴。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场上出现过火柴供应紧张的情况。 时候，两分钱一盒的普通火柴凭本供应，当时的北京是一座拥有9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吸烟者每个月一般需要普通火柴10盒左右；一个五口之家烧水做饭每个月需要用六七盒火柴。按当时本市的火柴销售量计算，全市一年大约需要4亿盒。北京生产火柴的仅北京市火柴厂一家，该厂年产火柴4.07亿盒，其中受群众欢迎的普通火柴3.7亿盒，基本上能满足北京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消费。但是，那时候北京的流动人口开始增多，加之外地火柴纷纷提价，火柴外流量很大，致使北京市场的火柴需求量增加过快，产销之间、供求之间出现缺口。 火柴原材料价格上涨。1982年比1979年生产火柴的原材料价格上升6.5％，其中木材上调了54.5％，燃料动力价格上调了11.9％。 为了保障老百姓生活，北京的火柴在零售价不变、原材料上涨的情况下，一度坚持着“每盒两分”的价格，只能限量供应。直到1985年，每盒火柴才涨价1分钱。可听说这个消息后，京城竟在涨价前掀起了一阵“抢购风”。 时代在发展，科技不断进步，新型点火器具逐渐兴起，传统火柴走向没落。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出现了电子火柴。当时有一种型号为“DH-1”的新型点火器具投放市场，属国内首创。它不同于靠手指动力产生电压的电子打火枪，是直接从电源获取电压，可以点燃煤气、液化石油气、沼气、电石气、汽油炉或灯。而且，这种电子火柴能点火10万次以上，相当于1000盒火柴，耗电只有两分钱，其售价却只有2.7元。 当时，科研人员还在努力研发一种组合式塑料气体打火机，以期替代需要消耗木材的传统火柴。这种打火机每个0.5元，可点燃1500次以上，与使用火柴的价格基本相当。 上世纪90年代，一些乡镇火柴企业异军突起，使得火柴市场严重供过于求，产品大量滞销积压。与此同时，各种电子炉具迅速进入居民的厨房，煤气炉实现了电子点火，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火柴的使用率大为减少。 时至今日，火柴制造业成为被淘汰的落后产能和落后技术，火柴厂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火柴成为人们记忆中的老物件儿。 上世纪90年代，与整个火柴业的命运一样，始建于1906年的北京火柴厂在1993年经过搬迁到通州台湖后高古庄基本停止生产，只保留了10名工人，每年只开工一两个星期，为宾馆、饭店等单位生产广告宣传性的火柴。原永外安乐林南里厂址已被拆除殆尽、无迹可寻，但其产品被保存下来成为可移动的工业遗产。火柴业的衰亡虽然是一曲凄婉悲歌，却昭示了引火业的进步，显示了新中国工业永不停顿的前进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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