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燕山深处 于 2020-3-6 15:5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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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2 O$ v/ a6 b+ U' T' y5 ?《大众电影》1953年第3期： 影片《南征北战》中用“八一”军徽恰当吗？ 编輯部转成荫同志： 对于《南征北战》这部影片我有一点想不通的小问题： 根据报刊的介绍，“南征北战”的时代背景是在一九四七年。但是，《南征此战》中的解放军指战员都戴上了“八一”军徽，而“八一”军徽据我知道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颁布的。这就与影片上的时代发生了矛盾，一九四七年应该还没有“八一”军徽。 这是我所想不通的一个小问题。是否采用“八一”军徽在电影上表现有其它用意呢？希望你们答覆。 读者 关一 一月十八日 编者按：读者来信中提到这个意见的还有： 华东上海大众影院李正学、陈忠祥同志，黑龙江某部战士江乌、羊羽、食余、永兵、草方同志，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中南区公司华南分公司，沈阳某部赵登峰同志，潘阳江礼德同志，啥尔滨亚麻纺织厂加工分厂张志伟同志，上海育才中学冯圣葆同志等，这表示了广大读者对于人民电影的无限关心与负责精神。他们的来信，因为内容相同，不一齐登出来了。 3 x8 C$ J8 K8 n6 b8 n% e# z
关一同志： 你的来信，我们读到了，谢谢你对我们影片的关心。 信中所提“八一”军徽的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在一九四七年，我们人民解放军，并没有采用“八一”军徽，因此，我们采用了，是不恰当的。 我们当时决定采用“八一”军徽，是由于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因为我军和敌军的服装很难辩别，用了“八一”军徽，那么就容易让观众在银幕上辨别淸楚；一种想法，是觉得为了表现解放军的雄伟，在外形上，可以作这样一些更动。现在想起来，前者是技术上的问题，可以从技术上来解决；后者应该更着重描写人民军队的本质及其崇高精神状态，而不必在外形上作这样一些更动。 因为限于当时的看法，因此造成了这个不可弥补的缺点。 同时，从整个影片说来，还存在着不少其它缺点，如我军人物多还停留在概念化的倾问上；政治工作人员在影片中的作用还显得很薄弱等等。但我们并不会原谅我们在工作上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由于观众不断的鞭策，我们会更好的改进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的。热烈的感谢你的关心，并诚恳接受你的批评。 成荫 《大众电影》1953年第9期： 《南征北战》采用“八一”军徽，究竟恰当不恰当？ 编者按：我们曾在本刊一九五三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导演成荫同志关于该片采用“八一”军徽对读者意见的答复。现在我们又接到读者洪飞同志的来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成荫同志对这意见又再一次的解释了当初采用“八一”军徽不恰当的理由。 读者们也曾经提出过对影片《白毛女》中两位红军所穿服装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两位红军可以穿的比较整齐，但不应该穿这样新的制服，因为这不符合于当时红军斗争的艰苦的历史情况。我们认为这意见是正确的。 此外，读者又提出一些影片中的置景上的意见，认为今日悬挂的毛主席的画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采用的，因此在描写解放斗争时期的影片，置景上应当采用当时毛主席的画像。置景同志所以不采用当时的画像，可能因为觉得现在的画像更能传达出领袖的精神，因此采用了现在的画像。我们认为如果置景同志能够按照当时领袖的照像，慎重地创造出更能够传达领袖精神的画像的话，那自然会更好。（置景同志也是应该朝这方面去努力的。）但是创造一幅领袖的画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这也是有着具体实际的工作上的困难的。 从读者们所提以上的意见中，可以充分说明广大观众对于人民电影事业的热烈的关怀。而这种关怀，是积极影响着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的，因此是值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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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荫同志： 我看过了《南征北战》，也看了您在大众电影（一九五三年第三期）上关于《南征北战》问题的答复。我个人有这样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和您的答复有些出入；因此我写出来，写给您，希望您能帮助我明确认识这个问题——关于军帽上的“帽花”问题。 我认为：在《南征北战》电影上，我们的部队有帽花，这是必要的，是符合观众心理和客观需要的。 (尽管一九四七年，我们军队处在解放战争的转折阶段，我们的军队没有帽花，我们的物质条件还很困难，但是，这支军队,显然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您的答覆说：这是为了“服装的识别”和“外形的英武”问题，所以用了“八一帽花”，而实际上，这些技术问题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决的——因此，您认为用错了。 我认为，为了区别敌我部队的外貌、行动、……使观众在情节的接受方面，能更容易些，这固然是一个理由；但是我认为这是次要的。主要的这样的做法是切合客观实际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我军建军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这个帽花在物质条件许可下，是早可以成为事实的——犹如土地改革时期的工农红军有红星一样，“八一”帽花，它是代表我军的诞生日和光荣的斗争传统。) 现实不一定是事实，但它是事实的概括，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我认为在“南征北战”这部电影上，我们部队有帽花，正如《攻克柏林》影片中斯大林同志出现在柏林机场；《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我们部队渡江时有帽花（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军才有帽花)是同一理由、同一的表现手法，而这样做又是符合观众心理和客观实际的。 读者 洪飞 三月三十日 3 ^6 ~% q, l, Y; O- t6 [: y
洪飞同志： 接到你的来信，感谢你的关心和提出的意见，我所以在《大众电影》第三期中关于“八一”帽徽做了那样的答覆，是因为我在《南征北战》片工作结束后.学习了一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我所处理的影片，做了一番检查， 而关于“八一”帽徽的处理有了如答复中所述的看法，也许这种看法也还有不恰当的地方，现我提出与你研究一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方面：首先一条是要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刻划现实。那么，以这个基本原则来看，我们处理一个历史题材必须使人充分感受到，那是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真实地、具体地、使人信服的刻划现实，从而给人以社会主义精神的教育；像服装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是按照历史真实的面貌去表现，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了所谓“提高”、“夸张”而改变了历史的真实面貌。艺术创造中必须有夸张，但这是指本质的夸张，我们不可能把第二次革命时期的红军穿上抗日时期的八路军的服装, 这与处于解放战争初期，到大军渡江时的历史情况下的解放军不加分别是同样不对的。问题是如何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认识现实、刻划现实，而不能违背真实的、历史的、具体的情况。我们在苏联影片中看到的十月革命时代的红军，亦是充分的反映出那个历史情况下的红军部队；斯大林同志在那些历史时代出现的面貌，正是充分反映了一定的历史情况下的领袖，从内容到外在的装束。而《攻克柏林》中的斯大林同志到柏林，那是内容上的需要，也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实，虽然斯大林同志并未到柏林，但这是内容上本质上的夸张，这与服装的真实不能同一看待他。 以上只是我一点粗浅的见解，也许我还没有说清楚，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艺术工作会议，学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有不少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刊出，也许那些文章会对你我有所帮助。盼有暇通讯！ 成荫 原书页： . ]! f+ h9 B$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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