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胡同·第299辑：粉房烟云64年烟龄的奇女子[含47P]

weiwei · 发表于 2015-11-24 00:15:25

粉房烟云

1959年2月23日，正月初六，粉房琉璃街82号院的东屋。

这一天，20岁的王荣琴结婚嫁来这里。但是，新婚当天晚上她被丈夫“欺负”了。

丈夫大她两岁，是她发小儿。白天同事朋友们来家里吃饭、闹腾了一天，家里摆满了人们送的礼物，搪瓷盘子、铁皮暖壶、梁祝的挂画、玻璃的糖罐等等。

但是丈夫不高兴，因为王荣琴的嫁妆。那个年代的人们都挺苦的，丈夫当然不会嫌弃嫁妆少或者不值钱。王荣琴带来的嫁妆是一个一尺多的、仿皮的箱子，按照咱北京当时的老理儿，婆家要有一位全乎人“翻箱”，也就是把箱子扣过来，大概的意思是告诉夫妻二人，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王荣琴的箱子里装的，除了几件衣服之类的普通嫁妆，还有两盒“青鸟”的香烟。

猫儿胡同·第299辑：粉房烟云64年烟龄的奇女子

因为王荣琴会抽烟，按理说，这嫁妆应该配上一条香烟，意在告诉婆家，新媳妇有抽烟的习惯。但由于当时生活都挺困难的，王荣琴的母亲只给她装上了两盒。那位婆家的全乎人翻箱的时候，看到了这两盒香烟，大概是告诉了婆婆。婆婆也是个烟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把这个情况跟儿子，也就是新郎说了。

新郎不高兴了，他不抽烟，而且认为抽烟不是什么好习惯。于是，就在结婚这天晚上，亲朋好友已经离去，小屋子里只剩下小两口的时候，当着媳妇的面，拿起那两盒“青鸟”，如同拧毛巾一般，将两盒烟扭断了。

王荣琴默默看着这一幕，落下了眼泪。嫁来之前说，家里没有女儿，来这里不会受小姑子气。这倒好，刚嫁进你家门，就要受委屈了。

至今，56年过去了，已经76岁王荣琴，还是生活在粉房琉璃街82号的东屋里，而丈夫已经于4年前过世。想起那个新婚之夜受到的委屈，她咯咯笑着，“即便这样，那两盒烟也没糟践，我都半根儿半根儿地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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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两口后来的生活挺幸福，并且在她的“培养”下，丈夫也成为了一个烟民。今天咱们故事的主人就是这位抽烟的奇女子。

1闹日本

本段内容与抽烟无关。

王荣琴生于1939年，父亲是通州宋庄人，母亲家就在广渠门内。刚刚有记忆的时候，她在宋庄遇到了日本鬼子“抢花姑娘”。

当时王荣琴不过是四五岁。街坊有个十来岁的大姐姐，小名叫“大卓头”，带着王荣琴在家里玩。突然间，门被踹开了，几个日本兵突然闯了进来，笑呵呵地上前，要抓大卓头。王荣琴清楚地记得，几个日本兵一脸淫笑，就跟现在电视里的臭流氓没什么两样。有一个上前一把抓住了大卓头的衣襟，猛然间将衣襟撕开。他们嘴里喊着的话并不是太清楚，但王荣琴记得，能听出“花姑娘”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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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图片是前两年安徽黄山某地，办的“抢花姑娘”的旅游项目。配个图大家看个意思，这种揭自己伤疤的缺心眼活动还是少参加为好。

大卓头吓得哇哇大哭，小小的王荣琴更是吓尿了裤子。好在大卓头并没有被抓走，因为闹出的动静，不知惊动了附近的什么军队或是组织，日本兵很快就撤走了。

从此以后，这位大卓头姐姐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用锅灰抹脸，并且将长长的辫子盘起来，假装自己并不是待嫁的姑娘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时候，王荣琴所见的通州一带的居民、村民，无一不敲锣打鼓庆祝，连刚刚懂事，并不懂得日本兵干过多少坏事儿的小孩子们都跟着高兴。王荣琴是小孩子里的例外，她至今清楚记得抢花姑娘的情景。

2学抽烟

王荣琴的童年，更多时间是在广渠门内的姥姥家度过。当时的广渠门，老百姓习惯称呼它“沙窝门”，据说这是因为广渠门外有大量的坟地，一些负责丧葬的人，会提前在地上挖坑，因此那一带的地上有很多的“沙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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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护城河。后来广渠门那边变成都市，没有沙窝了，却因为下雨积水淹死了开车的人。好吧说远了。

广渠门内其实也有很多坟地，之前咱们说到过红桥东北边的南北岗子便是。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大都也是城市贫民，王荣琴听母亲聊过，姥爷曾经拉过洋车，姥姥则给人家当过奶妈。姥爷爱抽烟，随身带着一尺长的烟袋锅子，下面拴着装“叶子烟”的荷包。

当时姥爷去化工厂当了工人，不拉洋车了，但为了生活，两只手还是停不下来。小时候，王荣琴便常见姥爷在院子里撕碎布，街坊们一起将碎布粘在一起做成“嘎巴”，也就是做布鞋鞋底的材料。于是，年幼的王荣琴经常在姥爷干活的时候，将烟袋锅子伸进荷包，揉进去一袋烟，划着了洋火，给姥爷点上。点着点着，王荣琴就学着自己叼着烟袋锅子，点着了再给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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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是八国联军在广渠门外跑马场。

“那烟袋锅子挺沉的呢，一开始我咬不住。点着了烟我学着嘬，又辣又呛。后来嘛，慢慢就能咬住了，也不觉得呛了。”不知是不是受姥爷的影响，母亲也会抽烟，并且王荣琴记得，父亲和母亲偶尔还会为抽烟闹点儿小矛盾，因为父亲并不抽烟，他会把母亲的烟袋锅子藏起来。“当年这穷人们，都是抽烟袋锅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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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两年拍到的抽烟袋锅子的老爷子。

父亲上过多年学，别看解放前的生活挺苦，却愿意掏钱让王荣琴上私塾，并且上学前就已经背下了三字经。“我们当时学的就是课本，一个人有两只手，左手五个手指，右手五个手指。到现在我还记得那课文。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大家都在同一个教室里，有的孩子自习，有的孩子听讲。”王荣琴因为做错算术题挨过先生的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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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渠门老照片。

大约是在1949年解放前后，王荣琴来到了宋庄小学。由于基础不错，识字不少，还跳了一级。小学毕业，她考到了当时的40中学读初中。上了一段时间，她决定退学。她觉得离以前宋庄的小伙伴们太远了，到了新的学校，谁都不认识，生活很别扭。她软磨硬泡，让姥爷给她办了退学。第二年，重新考了宋庄中学。

就在这段时间里，约摸是13岁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有了烟瘾。“哎？我自己怎么就琢磨上了？上学这么累，这要是能嘬上两口，多舒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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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袋锅子。

其实当时，北京的女性吸烟者并不是那么少。据北京地方志的《人民生活志》记载，解放初年，农村的老年妇女抽烟并不算罕见，可能只是在城市里没那么多。当时的居民主要抽的，便是“关东叶”。而烟卷，无论是否国产，老百姓还习惯称呼为“洋烟”，就像火柴虽然国产了，仍然被老人叫做“洋火”一样。

在家的时候她偶尔会躲在屋子里抽姥爷的大烟袋，为了方便，她也开始找叶子烟，自己学着“卷大炮”。搞来的那点儿烟叶，一开始用纸包着。纸包不结实，换成了布包，却不经意间被姐姐发现了。好家伙，年纪轻轻学抽烟？

于是姐姐批评了她，“你别叠来叠去那么包了，缝个口袋多好。”

3去上班

18岁的时候，王荣琴初中毕业，此时姥爷已经过世。她本来考了个位于颐和园附近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中专，但是，上了21天学，又退学了。

“我想上班挣钱啦。女孩子好漂亮嘛，挣钱能买漂亮衣服穿。”年轻人对于早年北京人穿着的印象，大都是一身蓝、一身绿，其实在解放初到文革前，社会并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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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张50年代的照片。应该说，人们的脑子还没有被“政治”洗涤，保留着很多过去的生活习惯。

当时社会上有一些小报，她从上面看到了各个行业都在发展生产、招工的消息。很快她报名了崇文机械厂，当上了电工。但是，干了一个多月，又不干了，因为“当时我1米6高，78斤。每天背着那么多工具，实在是累得受不了。”

她又报名“国棉四厂”的招工。当时国棉四厂还在筹备中，本来计划的选址大概是在今天的南菜园附近。1958年的8月20日，她来到这里报到，接着被安排到东郊的国棉三厂进行培训。

就在她报到之前3天，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奋斗》的决议通过。这是大跃进最核心的时代，工作之余，工人们一起捡废铁、砌土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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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炼钢铁时代的老照片。

“没人给多发工资，每天大家都干12个小时。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炼出来。”王荣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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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老照片。哎，你能说上面的人不是“人民”吗？

在这里培训结束后，按照安排，王荣琴又来到了崇文织布厂学习。半年后，回到国棉四厂开始工作。过去人们所谓“挑选”工作，很大程度上会要求“离家近”。没想到，国棉四厂却最终选址选到了昌平区，也就是后来的昌平第二毛纺厂。

上了班之后，王荣琴基本上都是买烟卷抽，因为解放后几年经济建设搞得不错，抽烟卷的人也多了起来。据记载，195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卷烟16.2盒，烟丝、烟叶0.13公斤。到了195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卷烟就上涨到了29.4盒，烟丝烟叶下降到0.0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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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数字，一般来说，一条香烟20盒，基本上相当于0.1公斤烟叶。笼统地说，1955年，老百姓抽烟叶子比烟卷多；而4年之后的1959年，烟卷的消耗量已经高于烟叶的两倍以上。

4结婚

1959年2月23日，正月初六，王荣琴结婚了，就是咱文章开头那一幕。

按老北京的习俗，“腊月不订，正月不娶”，结果婆家就订了这么个日子，让她有点儿别扭。为什么呢？是想借着过春节的时候大家吃饱喝足了，就不用准备太好的饭菜，省点儿钱吗？

丈夫比自己大两岁，丈夫的姥姥家与王荣琴的姥姥家同在广渠门内的那个小院子里。两个人是发小，但是，丈夫并不知道王荣琴抽烟。“年轻的女孩子抽烟，当时确实不算什么好事儿。无论到哪，我都是偷着抽的，尽量不让人家看见。”

婆家位于粉房琉璃街82号，自己家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平房院儿。办喜事儿那天，同事朋友到来，前面都已经写过。到了晚上，便是丈夫拧碎自己那两盒“青鸟”嫁妆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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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琴大婶怕我不明白，给我比划了一下丈夫的手势，两手如同拧毛巾。哎，难为老太太您还记得这么清楚。“俩人躺床上了，我大叔道歉没有？”我问。

大婶说，没有。“但我这人也不记仇，当天哭了一鼻子，也就过去了。哈哈。”

婚后的生活也挺特殊的，因为昌平太远，她只能在周末回到婆家，往返必须途径德胜门的长途汽车站，不必细表。

当做嫁妆这“青鸟”香烟，当时大概算是比较普通的香烟——不是最差的，也不是什么好烟。因为王荣琴的户口并不在昌平，因此当学徒工的时候，别人挣16块钱，她挣15块钱。她抽的最多的，是1毛5一盒的“绿叶”，偶尔也会抽8分钱一盒、印着拖拉机的香烟（大婶忘了这叫什么烟）。再好一点儿的烟，大前门、香山、恒大，基本上不抽。严格来说不是抽不起，还是那句话——有点儿钱，买漂亮衣服去，不想在抽烟上面花太多钱。

来一组图，都是拖拉机图案的香烟。各位欣赏之余，也许能从包装图案上，看出那个时代生活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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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当年拖拉机也许得算高科技产品吧。呵呵。

那么，“你这抽烟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滋味儿啊？”丈夫问。

“反正就是抽完挺舒服的。你试试呗。”

试试就试试呗。结婚一年多的时候，丈夫已经学会了抽烟，只是一直都没有王荣琴那么大瘾。

5困难时期公开抽烟身份

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王荣琴迫不得已，公开了自己“女烟民”的身份。

这是因为全社会的各种资源，都开始“配给”制度。香烟也不例外，必须凭票购买。“烟票”从哪来？单位发，但只给登记的人发。既然如此，就登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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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所在的生产班组共有20多人，其中少量维修工种为男性，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纺织女工，其中有三个女工抽烟，只有王荣琴一个人登记了。可见：其一，当时女性抽烟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其二，她烟瘾不算小。

烟票和粮票之类的生活必须的东西不同，你登记了，就有你的，你不登记，也不会多给你钱或是粮票。每个登记的人每月一张烟票，到副食店里，可以买“一捆”香烟，这一捆，一开始是8盒，后来是10盒，再后来宽裕一些了，可以是12盒。除了烟票当然还要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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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开了烟民身份，但抽烟大都还是背着人的。因此，王荣琴的香烟消耗量不算太大，至少每个月这些烟足够抽。工厂里的男性烟民可就苦了，烟瘾大的，那根本不够抽。于是，厂里的什么主任之类的，都会来找王荣琴。“他们当官的，能搞到好烟，于是拿着一根香山烟跟我换五根咱自己的破烟。我当然不答应啦，后来他们没辙，一根换三根，好歹剩下的够我抽的，我才答应了。没抽过那好烟，倒是尝尝什么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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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的烟标。不过这个好像也是后期产品的样子了。

那香山、牡丹之类的好烟，“不干，不呛，确实好抽一些。”

三年困难时期，除了工厂的工作，工人们还要到朝阳区的三间房一带种大白菜。昌平的工厂，为什么要到朝阳区种大白菜呢？王荣琴说，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工厂会开着车拉着人们一起去。大家还曾一起到山上采“野生纤维”，也就是一些植物的树皮、茎皮，回来加工之后，掺在棒子面里蒸窝头。“说是采野生纤维，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山上帮助村民们摘杏儿。”

前面说过，王荣琴很瘦，所以自然灾害那些年，“30斤粮票，我自己吃不完，算是没怎么挨饿。”当时食堂里的菜分甲乙丙，“基本上没吃过甲菜、乙菜，每顿都是吃半份丙菜。这丙菜就是最简单的菜，大锅熬出来的，大白菜、小白菜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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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中的王荣琴大婶。直到现在都很苗条啊。

王荣琴当上生产小组的班长，困难时期还没结束，当时争当厂里的“红旗小组”，有一条标准便是“计划用粮”。于是王荣琴省下来的一些粮票，送给了同班组饭量大的男职工。

别看她在单位这么大方，却并没给家人贡献太多的粮票。“每个星期回婆家一天，所以每个月要给婆婆四斤粮票。我丈夫算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他一个月28斤粮食，不够吃，管我要粮票，我还真没给过他。”她记得丈夫偶尔会到“城外”的地方摘柳树芽，摘回来之后，婆婆用滚水煮、凉水拔，包成包子。让她尝尝，她没吃，“我看见他在厨房那儿数个儿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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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芽做菜，来自一位网友的博客。看来现在还保留着这个做法。

为了争当厂里的红旗小组，把粮票给了同事，却亏了自己家人。我问王荣琴大婶，您后悔不？大婶说，没什么后悔的，当年工厂里争当先进的氛围很浓，换谁都会这样做。

6抽烟没入党

都当上小班长了，算是不大不小的先进人物。于是，厂里的干部就来了，入党吧。

这在当时自然是大好事儿。找她谈的厂里干部，据说早年间还是个地下党，思想先进。“你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生活上嘛，有点儿小资思想。”

哪有嘛。算起来，只有抽烟可能与这位干部说的“小资”沾点边儿。王荣琴写了入党申请书。

刚刚熬过困难三年，1963年，四清运动又开始了。这次直接就说清楚了——小资情调，当然不能入党。得，这下连申请书都不用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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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有饭馆起名叫“小资情调”，几十年过去，小资情调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一个褒义词，代表明亮而安静的小咖啡馆或餐厅。

其实，即便是为了拿到烟票“公开”了抽烟的身份，王荣琴一般也不会在公开场合抽烟，她还是觉得“不好看”。

7婆家

婆家的情况也挺特殊的。

解放前，老公公曾经拿着几块钱，置办了小车，做了一个推车的小货郎。全家人省吃俭用，不久，小车变成了一家绒线铺，仍然是卖针头线脑的生活用品为主。就在南横街路北，后来那里改成了南横街第一副食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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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9年的南横街。

按说这生活算是不错吧，可是，嫁过来之后王荣琴觉得，丈夫家生活还不如自己家。“每年八月节，我姥姥家那样的穷人家，还得吃顿肉呢，可是他家这边实在是太省了。每个星期只有在我从昌平回来过周末的时候，带四毛钱肉馅来，全家礼拜天吃顿饺子。”

事实不是这样滴，省，是有原因的。首先说，毕竟都是穷苦人出身，日子省着过是很正常的选择。其次，老公公攒钱，后来又跟别人合办了一个茶叶铺，别看家里生活节俭，毕竟把买卖做大了些。只是这些买卖公私合营之后就都改国家姓了。

再次，其实值钱的东西都在家里呢。家里有正经的硬木家具、条案、琴桌，家里那两头沉写字台都是大理石面儿。还有一个红木架子的、上面有九条龙的大瓷鱼缸，明摆着不是一般人搞得起的东西，有收旧货的来家里看了看，出价500，都没卖给他。

哎。。。呀。。。呀。。。呀。。。呀。。。

这么多好东西，我不说，您也知道后来的事儿了吧。

文哥来了。文哥是谁？哪有这么个疼人的哥啊。是文革。

8文革的工厂

“纺织厂的女工都爱美。特文气的姑娘，大都是在机关工作，她们并不是很追求漂亮；而纺织厂的女工们，就都比较爱打扮自己。”

正中爱漂亮的王荣琴下怀。她有两大爱好——跳舞，滑冰。跳舞就是交谊舞，下班、周末时不常找地方去跳舞。她记得1959年国庆节那次跳得很尽兴，当天白天是阅兵式，晚上大狂欢，她在天安门广场上随着大喇叭的音乐跳了半宿。

当年跳交谊舞是普遍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挺受人们欢迎。王荣琴又爱美——现在的王大婶，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年轻的时候，她78斤1米6高，穿上连衣裙，绝对是漂亮姑娘。她还烫头了。

然而就在烫头之后两个星期，她走到工厂附近的公交车站，发现站台上站着两排年轻人，每个人都戴着红箍，拿着棍子。“我赶紧找了个工厂里最常见的白色帽子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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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这些人就在街边抓那种打扮不合时宜的。比如说烫头，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要是被看见，甭管你出身好坏，肯定先打一顿再说。“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烫头俩礼拜就赶上文革了。”爱跳舞，那高跟皮鞋，都得自己先给毁烂了，再悄悄扔掉。

这昌平第二毛纺厂的“武斗”是出了名的，两派之间打起来，时不时爆发打群架一样的冲突；坚决革命这一派准备柴草要点了办公楼，“保皇”的另一派赶紧披上棉被去救火。

工厂里有过两口子，男的是司机，女的是挡车工，俩人天天吵架，最后闹得自己做饭自己吃。当时这不算新鲜。有个叫赵玉（音）的老纺织专家，被扣上了“军阀”的帽子，天天挨打，后来听说是从工厂围墙旁边的排水洞钻出去逃走了。这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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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在当时的人看来，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奇怪。关键是我等文革后出生的人，已经无法理解这种奇怪与不奇怪。

“明儿个我当了妇联主席，封你当我秘书。”说这句话的人叫邵福兰（音）。这句话是文革前说的，但被造反派揪了出来，不知怎么就给扣了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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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挨斗的时候，屋子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张小凳子，邵福兰就跪在上面，摇摇欲坠，造反派一脚，她就会直接摔下来。反革命的牌子挂在她脖子上，铁丝勒破了脖子，血液就这样顺着牌子流着。她刚生完孩子，产假56天，此时孩子还不过两三个月大。每天中午，她抱着孩子站在大太阳下面给孩子喂奶。孩子招谁惹谁了？

不久，邵福兰跳楼自杀了。收尸的一幕王荣琴看在眼里，“我哭了，但是赶紧跑开，怕被别人看见。”

另一个被斗的女工叫崔桂葛（音），她也是说错了话。每周一上班的时候，工人们习惯显摆毛主席像章。崔桂葛的那个像章大概是看上去不错，一个修机工说，“我拿三个像章，换你那一个。”

崔桂葛说，“十个我也不换。扔茅房里我也不换给你。”

听了这句话，如果您明白了为什么崔桂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说明，看官您仍要加强思想改造，赶紧摈弃文革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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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全国各单位制作的像章，其种类多得无法统计。

崔桂葛站在大空场上，早班下班的人先斗。站几个小时之后，下中班的人斗。“铁锹、木棍，倒是没有枪。”这种场面，“就好像现在在电视里看到抗日时期打日本人一样狠。”

而所谓“小资”的抽烟习惯，当时似乎并没有被任何人当做批斗的题材，可能是因为抽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习惯。文革前负责发放烟票的那些厂领导，很多都已经被打倒，而在王荣琴印象里，烟票或是相关的供给，还是有继任的人来负责的。这一点并不是太清楚，因为也有资料显示，烟票这一形式在1965年就停止了，文革时期“卷大炮”抽烟叶的人多了起来。直到文革后期，部分卷烟才又采取了限量供应。还希望有印象的朋友，在此留言讲讲您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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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好的“大炮”。

9文革在家里

王荣琴的姥姥曾经当过奶妈，是给一家首饰铺。人家挺客气，送给了姥姥一些首饰。这些首饰传给了王荣琴的母亲，母亲将首饰又传给了王荣琴，附带一句话，等我去世的时候给我戴上送行。

这当然是四旧，文革开始了，必须处理掉。“扔到哪我都害怕。我把它放在家门口的垃圾堆里，上面再盖上一层垃圾。”搓垃圾的工人一铲子搓走，估计不会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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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老公公被定为了资本家。当时认定资本家，大概有个说法。王荣琴回忆，公私合营的时候，国家会给个评估，根据评估给钱，将私人的产业收归国营。评估要是在2000块钱以下，就不算资本家。丈夫家评估的结果是2000多一点儿。

公公婆婆胆子都小，没等红卫兵来，就想争取个好态度。婆婆找到居委会主任，居委会主任带着红卫兵就来到了家里——说胆子小还有一个证据：公公婆婆本来都不识字，婆婆只是在解放后参加过扫盲班。没文化的人胆子若是小，那就真的不是一般的小了。

也是被吓的。王荣琴在昌平工作，每周回家，“前一个星期，听不远处斗人，那鞭子声是‘啪’，过一个星期，就变成了‘噗’。估计是人都被打得没模样了。再过一阵一打听，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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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能不怕吗？有红卫兵来到王荣琴两口子住的东屋，“你是干什么的？”

王荣琴答，我是儿媳妇。红卫兵没难为她，“要说是闺女，肯定也得挨数落。”于是红卫兵在东屋里写了一堆封条，拿到西屋。

公公婆婆住在西屋里，东西统统摆好，贴上封条。那九条龙的大鱼缸，那搬不动的大座钟，那红木家具。就连一套餐具都没放过，婆婆老老实实去找来了抽出去使用中的几个盘子，刷干净放回了箱子里。现在想起来，这真是老实人！

王荣琴说，公公婆婆在邻里之间并没有挨什么欺负，因为人头儿口碑都不差，没有街坊来找事儿。但公公是否在单位挨过斗，她就不知道了，反正丈夫在单位也享受了特殊待遇——既然公公是资本家，丈夫便是“狗崽子”。当时的人们每天要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自己出身是贫农，在毛纺厂请示的时候就是念念语录；而丈夫在单位里和几个同样出身不好的人，请示的形式是：站在毛主席像前，低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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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连家具和床都贴封条了，睡哪啊，不能老睡在地上吧。王荣琴去买了一张木头床，45块钱。这张床一直到现在还摆在王荣琴的屋子里，后来更换家具，她扔掉了自己两口子睡过的床，却始终没舍得扔掉这张木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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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木头床，普通至极，却有一段抹不去的回忆。

1969年的一天，丈夫找来了一辆三轮车，将家里这些被封的东西，按照当时的要求，送到了不远处的红土店的一处集中地点。王荣琴帮着推了一段路程。

哎呀，说了半天，还没说到抽烟呢。

文革时期的抽烟，同样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什么状况呢？其一，穷，有闲工夫都闹革命了嘛。其二，确实有闲工夫。

穷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抽回烟叶儿了。这一段的历史，连地方志记载都很少，原因可想而知。《人民生活志》记载，烟票制度其实早在1965年就废止了。但是市场上烟卷的供应大概还不是特别丰富，1974年以后，部分甲级好烟限量供应，乙级敞开供应。

与此同时，一个时尚到来——抽烟斗。全北京的男性烟民为代表，都绞尽脑汁找麻梨疙瘩之类的材料。还是那句话，闲啊。当年那工厂之类的地方，木工设备并不难找；手艺好的也大有人在，恨不得纯手工就能抠个烟斗出来。

不过作为一个女烟民，当然不会“同流合污”啦。王荣琴连抽烟卷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更何况叼个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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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这些东西按说都要归还。公公婆婆有两个儿子，于是，丈夫和小叔子一起去了认领地点。他们拿回了一对花盆和一个瓷瓶子，当时的通告上说，其他的东西，都已经“出口”了。

不知道为什么要以“出口”为理由呢？

先别骂街，国家挺仁义的，不是丢东西了吗？给你们补偿，给钱。

然后，一共给了74块钱，当然包括那个被收旧货的出价500块钱的九条龙鱼缸。文革前的500块啊。

10再次公开抽烟

文革，扔掉首饰、不再烫头、家里的好东西统统给国家送去。

因为所有的人都觉得，以后的日子就是这么过了，这些东西、生活习惯，不会再有出头之日。

“四人帮怎么就给揪出来了呢？真是没想到啊，不敢想。”居然一切都结束了。改革开放了。

1977年、1980年，公公、婆婆相继过世。

1985年，46岁的王荣琴退休了。她1962年生大女儿的时候留下了点儿病，此前在家休长假，吃了6年的劳保。工厂里的老领导找来家里，“我们也要退休了，今后没人照顾你啦。你也退了吧，现在办还能涨一级工资。”

王荣琴抽烟一直保持着比较简朴的习惯，“大婴孩”、“工农”都是常抽的烟，改革开放后，生活好了一些，她偶尔还会抽抽“恒大”。大女儿上班，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她买了两盒“八达岭”。这烟挺好抽，她后来抽了好一阵儿的八达岭。

猫儿胡同·第299辑：粉房烟云64年烟龄的奇女子

八达岭、大婴孩的烟标。

80年代，过滤嘴香烟兴起，王大婶抽了好一阵儿“小威龙”。洋烟很快就来了，希尔顿、万宝路，不用加引号，大家也知道这是香烟的名字啦。王荣琴说，她当时还不舍得抽洋烟，大都是偶尔有人送点儿就抽点儿。

工厂里的造反派，据说后来都挺消沉的。没听说谁为当年打人、揪斗的事情道过歉，也没听说谁为当年被打被斗报过仇。

早早退休在家这几年，她没有接受居委会派出所的热情邀请去居委会发挥余热，而是选择在家，“我爱看电视。”

她也不再隐瞒自己抽烟，年轻的时候想好了，“到了50岁，抽烟这事儿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虽然卷烟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但部分好烟直到80年代其实还是限量供应，国家逢年过节还会发布消息，“敞开供应一批好烟”或者是“凭副食本，可买一条好烟”。

地方志记载，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卷烟消耗量最大的，是1987年，达到40盒。注意，这是总体人均，并非仅限于抽烟者的统计。至1997年，下降至30盒。增长最快的则是从1985年到1986年，85年人均21盒，86年猛涨到39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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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奥运会那年，王荣琴还是“出山”了，当了个治安志愿者——其实就是搬着小板凳，在马路边上跟其他大妈聊了半个多月的天儿。“奥运会这么大的事儿，能赶上不容易，还是要参加的。”

老伴脑血栓，在床上躺了7年，2011年过世。

她仍然爱美。她给我看了2012年工厂化验室工人们聚会的照片，她染黑头发，戴着眼镜，看上去也就四十来岁，文文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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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嫁给了四川的女婿，仍然定居北京。女婿工作好，前些年听老太太念叨没见过大海、没坐过飞机，带着大婶去了青岛、陕西，还看了延安的窑洞，“那是毛主席周总理住过的地方。”她自己收藏着很多毛主席像章，经常还会戴出来。

儿子一家跟随自己生活，王大婶自己连饭都不做，儿媳妇伺候的好着呢。她的退休金3000多，足够花了。

还有一只老猫，毛都稀了，就像一个老街坊，我们聊着天儿，它就悄悄钻进了屋里。东屋门口摆着两个猫粮小碗——本来是两只猫，据说前些年死了一只，不知什么人给猫下了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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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大婶聊了两个下午，每次来到东屋，她都开着电脑。她会炒股票，昨天一天形式低迷，她一见面就念叨，哎呀，我那股票今天没卖出去，本来都挣了3000块钱啦。我说，您真是本事，都3600了您还挣着钱呢。

额，最近这两天我没过去，好像2900了。。。。

怎么那么巧，在粉房琉璃街那个理发小摊上碰上了王大婶，怎么就一起抽了一根烟，怎么就听她唠了几句，便觉得那么有意思？在这个社会，大婶是个挺“听话”的公民；在生活里，她又不那么“听话”，直到现在，她家里的窗台上还摆着一摞烟。

她最喜欢中南海的“彩8”，偶尔也会抽抽红塔山等烤烟。聊着聊着，她打开柜子——里面还有十来条烟呢。“我还是喜欢中南海，一阵儿不抽它就觉得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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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婶家里一角，摆着的几盒烟。

但是，大婶还是会尽量少在公开场合抽烟，最直接的原因嘛，还是觉得不好看——爱美嘛。国家这次闹禁烟，大婶去胡同口京天红吃饭的时候，就不会在饭桌上抽烟，“都说了有房顶的地方不让抽，我要是让人家数落，多寒碜。”

最后提醒大家、提醒大婶、提醒我自己：抽烟有害健康，还是少抽、不抽为好。

最最后提醒抽烟者的家属们，理解万岁。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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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5-08-26

老程-山里人家 · 发表于 2015-11-24 06:19:44

{:soso_e179:}写的真好

七旬老叟 · 发表于 2015-11-24 06:40:19

1959年在北京买一盒“红牡丹”“蓝牡丹”“山茶花”等好烟要搭一盒八分钱的“双鱼”或是六分钱的“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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