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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枪和强哥 京郊种的全是冬小麦。头一年秋季播种，麦子露出地面两三寸高，冬天就来了，为了给麦子防冻，麦地要浇一茬儿水，农业术语曰冻水。浇冻水的时候特别壮观，水漫金山，铺天盖地――干草、枯树叶在水面上浮着打旋儿，土地经过春、夏、秋的暴晒，苶呆呆迟钝，慵懒地喝水。蛐蛐安在地里的家被水淹了，随着水头乱蹦，偶尔还要游上一阵儿；蜘蛛无所谓，它们总是本能的找到一个制高点，低头看着流过自己身下的水面，想活动了，纵身一跃，几对小脚儿紧划拉，漂在水面一荡一漾，抓住草棵儿干枝儿顺势爬上去。 大水从老农拄锨而望的远处漫过来，贴紧地面探着身子如一只在草丛里寻刺猬的狗，上下左右，哪里有孔隙往哪里钻。趴下身子，把视线与水平面拉平，能看到一小股不易觉察的浮土让水头拍打冒起的白烟儿，白烟儿的后头是浑浊昏黄的一个大圈儿，圈儿后面，干净清澈，雪白的云朵从很高的蓝空上被水面吸下来，丝绒般，有棉花的温暖；一阵晓风吹过，长在地垄中间坟包上的那些杨树的叶子折着跟头蹒跚而下，倏地，贴在水面上，打碎水中一小块儿蓝天。这个时候，过路的大雁也会赶来，临近傍晚，落下一大群，没人打搅，它们就在麦田里过夜，有一只老雁不吃也不动，直挺着长脖子机警的站岗放哨，狗儿们稍凑近，它就发出很奇怪的叫声，雁群呼啦冲天，飞到很远的地方，或者根本不再落下，靠近天边儿，才排成‘一’字或者‘人’字飞进夜幕里。 每逢浇完麦子的那天夜里准会刮大风，农民对天时的感悟真的是天生的。折腾一整天的我躺在炕上听着窗户纸呼嗒呼嗒地响，院中枣树枝子在风里吹着欢快的口哨，我总是怀疑那些平时嘻哈、讲着孩子们听不懂的话语开玩笑的大人们中间一定藏着诸葛亮一样能掐会算的人物。 长大，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冬季，强哥骑着自行车穿过几乎整座北京城到我的学校找我，拍给我五十块钱，车都没下，卡着腿儿骑在大梁上说：我想你了，过来看看，正长身体，别苦着自个儿。说完话没等我出声，低头猛蹬钻进风里，他穿一件蓝色的军大衣，下摆露着棉花。那天的风也是如此之大，夜黑如墨。 浇完水的地里冻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麦苗的叶子七扭八歪地被冻在冰里，翠绿，蓬蓬的乱指向天空；地势高的地方见不到冰水，根蘖也被冻住，间或有那些不幸失了家园的蜘蛛匆忙走过，在冬天太阳最后的余热中找寻丢了的温暖。 棉裤棉袄上了身，人们因臃肿而变得迟钝起来。街筒子成了孩子们的天下，男孩儿推铁环、挖坑弹球儿；女孩儿跳皮筋、跳房子，凡是有阳光背风的地方都是天堂。那个冬天我不大愿意往街上走，因为一件新棉袄。（这件事儿我会单独写些字说明）。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孩子不大注意穿戴，他们都忙于比着赛的往外掏坏，不肯把时间都浪费在吃穿这样的小事儿上。可，我那件棉袄是用奶奶的陪嫁床单改的，上面绣满了小人。我穿着这件唯一的棉袄上学，总被同学们讥笑，他们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大姑娘，是新媳妇。这件棉袄让我落了单儿。在麦地里热火朝天的打土仗没有我，我只能远远地看着，我很孤独。 强哥是孩子头儿，无论是到生产队的地窖里偷萝卜还是跑到场院上放火，都是他带头儿，大家伙愿意听他的。那一次他来晚了，看见我落魄地单独坐着，蹲下来问我怎么不跟着一起玩儿，我说了原因，他搂着我的肩膀没说话，就那样一直陪我坐到天黑星星出来。以后的这一整个冬天，强哥偶尔会加入到打土仗的孩子群里，但大多数时间都是陪我待着。在我的那间向阳的小屋里，我跟强哥学会了刻字――开始用肥皂，用橡皮，无意中翻到一盒我爷爷的图章，磨了刻，刻了磨，我们打发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日。 我舅舅住在城里，他给了我一把气枪，那个年月，得到一把气枪，如同现在的孩子凭空得到一个总统的职位一样令人不可思议。幸福，真正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睡觉的时候都要搂进被窝儿里。我和强哥的生活由图章而气枪。天寒地冻的腊月雪天，我们趴在坟头儿后面打乌鸦，一趴就是半天；到生产队的猪场里打耗子；上树林里打麻雀，所有的心思全都落在那把枪上。舅舅给的两盒子弹很快就要打光了，剩下的金贵起来，找子弹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那种气枪的铅弹只有鸽子市有卖的，一块五一盒，一块五，对我们小孩儿来说是一笔大钱，您要知道，那时候人们生活须庚离不了的火柴才二分钱一盒。我们薅猪菜卖给生产队；割草喂兔子卖钱；蝉蜕、马蜂窝、土鳖、甚至偷向日葵的的花盘卖给药店；牙膏皮、废报纸、铺路的焦砟里的铁瘤子、铁丝，能找的都找到了，甚至诈着胆子去坟地捡骨头掺杂在猪骨里往废品收购站送。所有能想得办法都试过一圈儿，还是不能完全补充弹药的消耗。 于是强哥领着我造子弹――不知道他从那个工厂里淘换到一大块儿铅板，凿，锉，磨，折腾了整整一宿，天蒙蒙亮的时候，造出了七八粒，扛着枪到树林里一试，居然能用，就是准头差，但，总比没有强，兴奋哟！！ 那把气枪我们扛着玩儿了一年多。强哥的枪法极准，准到可以把树上的‘柳串儿’打下来，那种小鸟只有麻雀的半个身子大，淡黄的羽毛，背部一水儿的嫩绿，漂亮至极。它好动，在树枝上蹦达，每一次停顿的时间不会超过两秒钟。我们后来不再打鸟缘于一次击中的一只灰喜鹊掉到了一间房子的山脊上，当我们趁着大人不注意爬上房坡去够的时候，看见另一只卧在死鸟的尸体旁，看到我们一下子就飞起来喳喳叫着俯冲，不顾性命的向我们扑。死鸟当然没有捡到，强哥像霜打了一样，从此再没有提过出去打鸟的事儿。 因为那把气枪强哥为我顶了一回缸。有一个在猪场养猪的插队知青叫石小来，说过好几次要借我的气枪玩儿，子弹难寻，我没有借给他。于是他恨我，不小心被他捉到了，他逼着我喝喂猪的那种酒糟，我不喝，他揪着我的头发卡着我的腮帮子灌我，满身满脸都是，幼小的我在石小来面前俨然就是一只被他随意戏弄的老鼠。抓个空子我跳窗户从石小来住的黑屋子跑出去，不敢回家，去机井房的大池子里洗了又洗。 这个事儿我跟谁也没有说，只要有空儿，我就提着那把气枪登上梯子站在我家临街的院墙后头瞄着大街。终于让我逮住了机会，石小来骑自行车在街上高高兴兴地走，看样子刚从城里的家回来，我略微一瞄准，照着他的后背就是一枪，石小来四脚朝天。 打完人我很害怕，拖着枪从另一侧的院门溜到强哥家，把事情全须全尾儿的告诉他，他胡噜一把我冷汗四溢的脑袋，说：真是个傻小子。枪，我没有敢往家里扛，就手藏在了强哥家。下午派出所的警察过来调查，把强哥和枪都带走了，强哥被强劳三个月，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后背、大腿到处淤青没有一块好肉，我哭了，‘真没出息，号丧什么！！’强哥说。 枪被派出所拿走一直都没有还回来，我们没敢去要，不过我一直都特想知道当初我射出的那粒铅弹是否还在石小来同志的身体里活着。 我和强哥还干过一件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很自豪也很懊悔的事儿。我们把从檐下掏出来黄嘴叉的麻雀驯养熟了。一个饭米粒，一块窝头渣儿，羽毛长全了以后，带着它上街从兜里掏出来往天上一扔，然后手掌平摊，那小东西不飞走，能够准确的落到我们的手掌上，招来好多人围观，特威风。有一回我们出去玩儿，强哥不让我带那只鸟儿，我偷偷揣在兜里没有告诉他。挤公共汽车，我握着麻雀的手一直放在裤兜里，下车的时候展开手掌，可怜的小麻雀被挤死了。握着身体渐凉的麻雀，我哭得很伤心，强哥只用恨恨的眼光看我，没说一句话。 高考的时候处在青春叛逆期我，由于填报志愿与父母顶嘴，被来找我的强哥撞见，他揽着我的肩膀把我叫到外边，一边哭一边打我，告诉我，什么时候都不要与父母强嘴，父母不容易。 到大学报道是强哥陪我去的，回来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出了广安门，在甘石桥的一个小酒馆儿我们对坐着喝啤酒，强哥低了好一阵子头，摸索着从兜里掏出一个不锈钢盒子，盒子上刻着‘多读书，善交人’六个字，那盒子是他自己做的，他刚结婚，手头上不富裕，工资要还婚债。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那几个字刻到那种硬度的金属上的，那个盒子陪我走过那么多年，现在静静的躺在我书柜的一角儿。 现在的强哥在大兴租了四十多亩地，干了一个公棚，在赛鸽界据说有他那么一号。他有点儿老了，门牙掉了一颗，笑起来依旧爽朗，在他的四周都是鸽棚的院子里喝酒，我佯装醉态撒酒疯与我的儿子们打闹，强哥坐在椅子上，眯着眼远远看我的目光，如同看他已经二十一岁英俊漂亮的儿子。 强哥比我大九岁，四岁的时候没了母亲，母亲死于肺结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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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1 00:02:00
发表于 2007-7-21 08:5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