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子
        老北京有个高亮赶水的传说，好端端的一座城，水却全给弄到下面，害得北京人吃水只能靠水井。旧时北京井水大多苦涩，苦水洗洗衣服还行，喝着满不是那么回事了，可能有人喝过引滦入津之前天津那水，那滋味难以描述。但分不是过不去的人家都要买甜水吃，而用“二性子”水（介于甜水和苦水之间）洗菜淘米。吃甜水要靠人送，甜水井有的属于私人，有的是官井（官井不收费，但水质不如私井），因为井要有人看守，需要搭个窝棚供看井人居住，于是渐渐有了水窝子（窝有时发屋的音）的称呼。
        水窝子雇山东人打水并用水车挨家挨户送，向例是当时不收钱，三节或月底统一算帐。零八年前到我小时候住的什刹海边的南官房胡同，正赶上老房改造，门洞多少年的老墙皮被铲下，露出了好多象鸡爪子的图案，便知道这是送水的记帐标记——不少资料上都有过记载，后来由老人们予以证明。至于苦水，不但是白使的，而且很多胡同里就有苦水井，使着特别方便，有个别生活极为窘迫的人家全部用水都是苦水，比如我姥姥，解放初期有一段时间孀居而要养活几个孩子，生活极度艰辛，不得不能省便省，用水都是自己到胡同东口的苦水井去挑。那井我小时候还在，上面用几块大条石封着。也有没水井的井屋子，今天银锭桥下桥往南路西，早先就是井屋子。井屋子的主人姓赵，脸上有麻子。每天早晨赵麻子出动两辆大车奔西郊什么地方灌满两车水，中午返回。吃过饭后下午开始售水，情况下并不管往居民家里送，而是自己来人用水桶挑或抬，水车上有放水的胶皮管子。后来设置自来水，赵麻子成了金丝套那片儿的街道治安员，再后来成了居委会副主任，这已经是建国初期的事了。
        北京的自来水业出现在清末，当时维新、实业这些新鲜事物不断出现，自来水这种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玩意儿也来到了北京这首善之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农工商部奏请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兴办京师自来水工程，拟先成立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通过招商集股的形式筹集资金，所需款为三百万洋银，分三十万股，每股十元，在股份未招齐之前由直隶所设天津银号先行垫款。此后不到一年便招齐了款项，经勘察认为在安定门外沙子营以下孙河水源比较充足，因此厂址定在孙河，然后置办机器设备材料。宣统元年（1909年）上半年进口的国机器设备到货，经近两年的施工，内外城安装了三百七十余里管线和四百多个水龙头，之后正式售水。不过，在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之下，大多数人用不起自来水，到解放前夕，北京的自来水管线只有六百三十里，供水面积四十五平方公里，设在东直门的水厂每天的配水量不过四千吨。
        解放初期，政府出资改善居民的生活设施，新建和改建了水源和管线设备。据资料，到一九五九年（我出生那年）供水系统扩展到五个，新建了两个大型半自动化水厂，管线长度增加到一千三百多公里，城区供水面积三百一十七平方公里，用水人口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六。随着自来水管线进入到几乎所有居民区，原来的水井失去了作用，而且地下水位的下降使这些井逐渐干涸，于是水井纷纷被填平。我小时候还能在不少胡同里看到废弃的水井，一般是在一个不大的空场，以条石或石板围成的井口，而井大多被巨石盖住，小孩淘气，往里面扔石头，传来的声音说明井是干的，而且不深。再往后，水井便全部消失了，水井位置全盖了房。今天，恐怕只有奔六十岁的老人还依稀能指出当年水井的位置。
        解放初虽然在城区内迅速铺设自来水管线，但在百废待兴的困难条件下并不完善，好多居民院里没有安装自来水，而是使用公共水管——北京人叫“官水管子”（北京人把公共的都叫官什么，比如公共厕所叫官茅房），一些水管就设在原来井窝子的位置，水管由人看管收费，每天定时每卖水，就象《龙须沟》里程宝庆干的那营生。我上小学时，银锭桥、槐宝庵、三座桥等地方还有公用自来水管供院里没通自来水的居民打水，但已没人看守了，可能用户按月收费了。中午和下午上学放学时渴了，看没人就打开龙头喝一气，十分痛快，因为公共水管比院里的要粗，水流大，也凉。喝水时须弯腰以嘴就管，故有“撅尾（音yi三声）巴管”的说法。小孩有羊群心理，一个喝，其他的不管渴不渴也喝。要不久冲脚丫子，那年头孩子夏天都穿凉鞋，不像现在的少男少女，越是五黄六月的越捂上两只旅游鞋运动鞋，见到公共水管，只要没人，一定要打开冲脚。冬天的时候，公共水管都用草绳绑起来（甚至外面还要抹上白灰）防冻。大约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北京全部实现了每院都通自来水，公用水管彻底消失了。
        我小时住在西城区南官房胡同，胡同里没有公用水管，各院都通自来水，所以我没有到公用自来水管接水、提水或挑水的印象，但有关自来水的好多场面却历历在目我媳妇娘家在南城，上初中时还抬过水呢——挑不动。
        院中的自来水俗称水管子，一般安在院当中或一进大门相对宽敞的地方。我们院是座两进的中型四合院，面积不小，一进大门就能看见两块很大的方型石头，象对大桌面，小孩称“大石头”，喜欢在上面玩或坐着。后来才知道这原是门口的上马石。自来水龙头在进大门左手第一间南房前，离房子有两米多远。大石头之一在水龙头下面，为的是在上面放桶或其他容器以方便接水和洗衣服洗菜。
        自来水龙头旁边有个旱井，小时老觉着井里特神秘，曾故意把玩具手枪从木盖缝扔进去以名正言顺地打开井盖一探究竟。旱井有一人来深，四周以砖砌壁，井里有计量用水量的水表、总节门和一个回水龙头。旱井里面地方很大——有小孩藏猫儿玩时躲在里面，而且是俩人，井上盖着木头盖。后来水管子的进户线路修了一次，井改成了圆形铁盖子，比原来深，但里面的容积小得多，大人下去费劲，所以小孩们经常被派遣下去回水。
        除了冬天，居民随时都可以到水管子接水，那时候用水量好象都不大，水管子前面很少出现排队等候的场面。夏天时大石头及四周长满青苔，经常有马蜂光顾，土里有好多蚯蚓。那时每家都有个水缸和至少一个水桶，习惯把缸里接满水，用水时以瓢往外舀，水瓢是大葫芦锯成两半做的，也有铁制的，但用者不多。冬天时水管子会冻上，不能二十四小时开着，每天上午十点来钟，一般就会有人打水，总节门打开就不用关了，直到下午四五点钟。虽然这给一些人造成了麻烦，特别是下班较晚的双职工，他们下了班要重新打开水管子，接了水后再关上，但院里十来户人谁也没嫌过麻烦。开春，水管子不再定时关上，街坊们会互相打个招呼。
        开水管的方法很简单，先用一根前端带一个小叉子的棍子叉住回水龙头关闭，再拧开总节门，水就流出来了。偶尔水龙头被冻住，用一点热水一浇就开了，此时千万不能直接拧龙头，否则会拧坏。回水相对要复杂一些，首先要关闭旱井里的总节门，并打开回水龙头，这时在地上水龙头与回水龙头之间管子里的水会流出一部分。如果不把剩余的水排出就可能冻住，但因压力的原因，必须用嘴含住龙头用力吹，将剩余的水从回水龙头吹出去，直到吹气能直接从回水龙头吹出去为止，是否吹光了，以吹气时能听到“扑扑”声为准。
        我小时北京的气温比现在要低。一旦不慎水管子就会冻住，那第二天就麻烦了。所以那时候下午回水成了一件大事，有时小孩回了水，大人们总不放心，一定要亲自检查。为防止水管子冻上，有的院为地面的管子缠上了草绳或砌上砖，但唯一保险的方法是回水。
        即使大家精着心，也难免有以外。万一忘了回水冻住水管子，就得用热水往水龙头和水管子上浇，水不能是刚开的滚水，据说水太烫会炸裂管子。如果冻得不很厉害，浇一两壶水就能化开管子里的冰。浇热水没用时，就要在管子接近地面的地方放劈柴烧，这招儿还不行，就需要将龙头拧下，用烧红的火筷子往管子里插，直到管子里地面上下的冰融化。通常，水管子上冻不会从头一直冻到底，所以上面那几招总会起作用，不过浪费些水罢了。
        说到浪费水，那年月人们的价值观和现在不大一样，起码在我们院里，好象谁也不浪费水，使水也很注意节约。夏天小孩玩滋水枪要到水管子灌水，总觉着象做贼，怕被人看见——一旦被看到总会被制止。偶尔趁邻院没人给自己的水枪里灌满水便有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如果外院的孩子来玩水则会遭到严厉的呵斥，小孩玩水被叫做“祸害水”。因为大人小孩人人如此，偶尔有找我的同学到水管子喝水而被邻居看见，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种耳闻目染的影响，使我至今保持着节水的习惯，而且颇以为得意。不单在家，就是在单位，看到跑水也要给关一下，或者打个电话报修，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是吝啬。看过一篇中国留学生写的文章，提到他的德国房东告诉他，用洗涤剂刷碗后要在三个盆里放清水洗干净，而不能打开水龙头冲洗。德国的人均淡水占有量高着我们多少倍，却还要如此“抠门儿”，这就叫一个民族的素质！
        想到小时候住的哪个院子，至今我还觉得有一种好风气好习惯，说到底，是一种良好的秩序，在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大家都遵循着这些秩序，比如轮流打扫水管子、下水道和厕所的卫生，晚上关好大门——完全按传统的习惯插上两道门闩并顶好顶门杠，回来晚的人，也会在叫开门后将大门关好。诸如此类的习惯还有好多，即使在文革最乱的时候也没终止。在一个经济条件、生活习惯、教育背景不同的八九户人家组成的群体中，大家自觉遵守一种公共生活规则，以今天的情况看，实在是难能可贵。现在想来，这就是老北京人的一种特质，讲道理的北京人凡事都认个“理儿”，您的理儿把我说服了，我必会服从这个理儿。北京汉子杨佳就是因为一直得不到这个理儿才动手杀人的。另一方面，北京人爱面子、遇到事情都拘着面子，瞧不起不要脸二皮脸的主儿，因此谁也不会做破坏规则的事。我们院这风气直到文革后期才随着社会风气的下滑而改变，但也没出大圈。
        我在这个院子住到二十多岁。结婚后住在南城幸福大街的一个院子，这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事过境迁，风气与我小时住的院截然不同。这个院子的住户不及南官房那院，我住的十多年里，公共水管、下水道的卫生除了我家人外从来没人打扫过，用水几乎都象和水有仇，玩命的糟蹋——一个笤帚或者便盆能冲半个小时，后来多数把自来水接到了自己家里，但无论接上水还是下水，从不会考虑给别人及公共设施带来什么影响，更不会征求谁的意见，影响别人，活该。冬天公共水管子从不回水，一旦回水，谁回的谁就不免遭骂——因为有些人接水从不分时间，按他们的意思，是要随时有水而且不能上冻。于是，只好不关严龙头，以长流水防止上冻，至于一宿糟蹋多少水没人在乎了，反正不过是多交点水费嘛，老子花钱就是了！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比原先好了，所以这样想的人不少，其实，这绝非仅仅是一个水费问题，水是不能再生的资源啊！可惜，并非人人都会这样考虑问题。至于街门，回来晚赶上门已关的，差不多都是叫骂几嗓子后绝不多等，上脚就踹，大门常被整个儿踹掉，于是改为不关街门，而且后来有人为了摩托车出入方便锯了门槛，致使门框松动，那对被踹的千疮百孔的门最后也没了。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您要是不腻味才怪！
        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些人家开始在自己家前搭建厨房，最初不过是顺着房檐子钉几根木条，搭块油毡或马口铁板，免得夏天做饭时受日晒雨淋之苦，后来这个顶子逐渐有了墙。七六年唐山地震时各家都搭地震棚，地震过去地震棚不仅没有拆除，而且越盖越大，越盖越正规，并名正言顺第称为小厨房。政府对居民长时间的住房欠账，使得一些人家的小厨房成为供人居住的住房。做为小厨房的标配，自来水管被接进了各家各户，有的院子甚至干脆取消了院中的水管子。随着洗衣机的普及，用水量日益增加，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麻烦。为此，一些院子甚至自发实现了一户以表。
        居民用水是要收费的。我住的南城那个院，每年都要为水费问题打几回架。我小时候那个院子，可不是这样。自来水公司每个月有人来查水表，查水表的将用水量和单价写在一张三联单上，这是交纳水费的依据，各户轮流算帐，孩子一般上到四、五年级就可以干这个了，正好还可以练练应用题。算水费前需到各户问清楚有多少人口，人口由各家自报，那时侯人厚道，遇有临时户口也不会隐瞒。算的方法很简单，先用表上的总用水量数与单价相乘，再用人口总数去除得到每字的实际价格，然后分别乘以各户人口就齐了，核对一遍就可以到各家收钱了。这工作对会打算盘的人简直四小菜一碟，学生大多算盘不过关，只能手算。水费收齐之后，在规定的日期前交到银行。有时候遇到年节怕银行休息，收费的人家会自己先把所有费用垫上交银行。
        交费之后还有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将收费情况记录下来。和绝大多数院子一样，我们院里也有个本子——用多余出来的水电费购买，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个月水费的总表数、单价、各户人口数、实际单价以及各户须交纳的钱数。如果有余额也须记录下来并将余款转交给下一户。每月一页记录水费情况，一页记录电费情况，全部收完移交下一户。余款达到一定数量，或用来买记录的本子，或加入下个月的水电费中。这一套罗嗦，看起来费力而划不来，但事关各家权益，因此没人嫌费事。有时为了质疑谁家的算法，还会引起争论——但不是吵架，结果会得到一种大家公认的算法，征得大家同意后执行，颇有点民主政治的味道。由此往大了想，实际上实行民主政治也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