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曹丕的名作《典論?論文 》

食烟火斋

 

《典論·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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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语：“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提示语：属文者必读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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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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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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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營遂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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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彼此輕視，自古就已如此。傅毅比起班固，文才不相上下，可是班固卻輕視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上說：「武仲因為會寫文章而擔任蘭臺令史，可是他一下筆就寫個沒完。」一般人喜好炫耀自己的長處，可是文章並非只有一種體裁，很少人能將各種體裁都寫得很好，因此各拿自己的長處，輕視別人的短處。俗語說“自家的破掃帚，卻當作千金寶物”，這就是看不見自己缺點的弊病啊。當今的文人有：魯國的孔文舉、廣陵的陳孔璋、山陽的王仲宣、北海的徐偉長、陳留的阮元瑜、汝南的應德璉、東平的劉公幹，這七位先生，在學問上無所遺漏，在文章上不抄襲他人，都自以為是馳騁千里的良駒，各恃其才而並駕齊驅。想要使他們互相欽服，實在不容易啊！君子先審察自己再去度量別人，所以能夠免除上述的毛病，我本著這個觀念，而寫了這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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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的辭賦時常帶有舒緩的語氣，但是可與王粲相匹敵。像王粲的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徐幹的玄猿、漏卮、圓扇、橘賦，即使是張衡和蔡邕也無法超越。可是他們其他體裁的文章，卻未能與辭賦相稱。陳琳、阮瑀的章表書記，是當今最傑出的。應瑒的文章平和卻不雄壯；劉楨的作品雄壯卻不綿密。孔融的才情氣質高超美妙，有勝過常人的地方，可是不擅長於議論，說理不能勝過文辭，以至於文中夾雜戲謔的語句。至於他所擅長的作品，可以和揚雄、班固媲美。

一般人重視遠古而輕視近代，崇尚虛名而背棄實學，又患了看不見自己短處的毛病，總認為自己的文章最好。文章寫作的基本道理相同，可是各類文體卻有不同的特性。奏議應力求典雅，書論須說理明白，銘誄以真實為貴，詩賦要辭藻華麗。這四類文體的表現方法各不相同，所以寫文章的人各有自己的偏長，只有通才才能同時精通各類文體。

文章以辭氣為主，而辭氣有陽剛與陰柔兩種不同的風格，這不是可以勉強求得的。譬如音樂，雖然曲調相同，節奏的法度也一樣，由於運氣的不同，本性上又有巧拙的差異，即使父兄有高超的技巧，也無法將它傳授給自己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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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治理國家的大事業，也是名垂千古的大事。人的壽命總有終了的時候，榮華安樂也只在於生前，這兩者有一定的期限，不像文章可以永遠流傳。因此古代的作家，把生命寄託在文章中，將思想表現於著作裡，不必憑藉良史的美詞評論，無須依託權貴的勢力，聲名自然流傳到後世。所以，文王被囚時推演易卦，不因困厄不得志而不努力著述；周公顯達後制作周禮，也不因生活安樂而轉移創作的念頭。如此看來，所以古人輕視徑尺的璧玉而珍惜分寸的光陰，就是害怕時間白白地過了。可是現代人大多不努力，貧賤就畏懼飢寒，富貴就縱情享樂，於是只圖眼前的事務，卻遺忘了流傳千秋的功業。歲月消逝，體貌衰老，很快地隨著萬物一同死去，這是有志之士最大的悲痛啊！孔融等人已經去世，只有徐幹著有中論一書，自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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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背景：

《典論》原是一書，是曹丕為太子時所作，共五卷，今已散佚，僅存《自敘》和《論文》二篇，其他斷簡殘編，清黃奭《漢學堂叢書》有輯本。《典論·論文》中心在論述作家才性與文體特徵之間的關係，這是和漢魏之際政治學術思想的變遷直接聯繫著的。東漢後期統治階級選拔人才、授予官職，注重孝廉、鄉里評議、地方官吏察舉，故品評人物的清議之風極為盛行。曹操掌政之後，鄙棄儒學而提倡名法，在選拔人才上不再以儒家仁義道德為標準，主張“唯才是舉”，強調實際才能。當時的才性之爭，即研究人的才能與稟性關係的理論，是直接為政治上的這種需要服務的。品評人物、考核名實的目的是研究人君在設官分職時，如何使官職與爵位相適應，才能與官職相符合。爵位大小與任職的重要與否能不能一致，官吏的才能與任職的要求是否合適，這是人君能否無為而治的關鍵所在。為此就要研究人物的才能個性特點與所任職事的特點和需要，於是就有劉劭《人物志》等著作出現。劉劭《人物志》論十二種人流之業中專有文章家一類，說明研究作家才能之所長與辨析文體之性質，正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曹丕典論中之論文一篇的關鍵正是在這裡。

明月清风

如今文运彻底废弛了。那些简化字和空洞词语堆积起来的官样文章和那些无病呻吟的文艺作品，简直比垃圾还令人作呕。

路丁

pangong 说得好！

pangong

拜读过了。是个“大矣哉”的提示。是浮躁、轻薄、肤浅等流行病的良药。几人服得？几人肯服？

梅名

大作拜读了，长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