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这样被破除

pangong

迷信这样被破除

北京晨报：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过程，您当年是如何觉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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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这分三个阶段，我们当初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着“五四”精神，东西方内容都有，当时并没觉得冲突，也没有西化不西化之说。解放后，随着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让人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是全人类的潮流。这本身并无大错。只是这种理想为掌权者所歪曲利用，实施包括思想领域的全面专政，加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所谓迷信，就是强迫加自愿，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有人觉悟早一点，“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点，改革开放后才转过弯来。至于我个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为什么集体缄默

北京晨报：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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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特别是开始，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旧观念。当时没有用“启蒙”这个词，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种新的“主义”的启蒙。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后来，一次次的运动，渐渐挤压着空间。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紧几天松几天，松的时候好过一点，这样一拨一拨，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自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到后来越来越难，“反右”时幸亏我在国外，回来一看吓一跳，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国内，可能就成右派了。几次运动下来，心里甚至都感觉不到恐惧了，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全都牢牢地记住了。“文革”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时最害怕，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

我们这样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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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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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是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养不活自己，真下去了，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对我来说，不怕脏确实是一关，突破起来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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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当时没想过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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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真不想，因为觉得不可能回来。当时想的是赶快把脑袋中的知识忘掉，刚开始干校在京郊，每两周能回一次家，后来“一号战备”下来，各单位自己去找地方，我们集体迁到河南，在一个空出来的劳改农场办干校，整整两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们非常努力认真，加上科学种田，所以我们麦子的亩产量比当地老乡要多一倍。

过去不应神话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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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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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可那时的人不是很朴素吗？

资中筠：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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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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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被介绍为首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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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很多媒体上说，您曾给毛主席做过口译，您似乎不愿意提这件事？

  资中筠：我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的履历”，收在《士人风骨》中。媒体还是喜欢这么提这个，说明我们诵颂圣文化的传统依然深厚。仿佛曾经为大人物服务过你就如何如何，其实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种头衔。个人的水平不因服务对象改变而改变，我翻译过巴尔扎克，媒体怎么就不说了？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无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特别难翻译的话，因为他不参加具体问题的谈判。后来“文革”中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把首长翻译看作“身边人员”，我更加要特别声明我从来不是。这次关于首发式的报道，有人告诉我网上有的报道干脆就把我说成“毛泽东的翻译”，其他都不存在了。实在令我无可奈何，不知那记者是怎么想的。

  北京晨报：您和周总理接触更多，对他的印象如何？

  资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记性非常好，脑子仿佛是一个资料库，见过的人他都记得，所有服务员都能叫出名字，能记住她们的某个特点，他很周到，能让所有人都有亲切感，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识面很广，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意见，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

  主动挣脱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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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

  资中筠：在外交系统，最好的工作是所谓“一线”，即在“部里”和大使馆，其次是我当时工作的“对外友协”之类，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在“对外友协”，需按口径说话，事务性工作多，那时我快50岁，忽然就想独立了，不想再事事听命。更何况，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资料最丰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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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对这个选择，陈乐民先生同意吗？

  资中筠：听说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惊，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陈乐民生怕我答应，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闭塞且人事关系复杂，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陈乐民更厌恶官场，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的那句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斯文就这样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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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老一代学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风骨与操守，为什么后一代学人就没能传承下来呢？

  资中筠：我们大学毕业时，因为历史相对简单，可以到外事一线工作，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业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只是暂时被信任。领导说现在还用你们，是因为工农子弟还没成长起来，如果不加紧改造自己，等“我们自己的子弟”进来时，你们就要被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出身大多符合“红五类”标准。我们已经下乡了，我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更多接触，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参差不齐，有的是造反派骨干，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乡，甚至进监狱。其中高干子弟的命运和他们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有些人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尝到了民间的疾苦，也就想通了：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报：今天读书人的修养确实有很大的滑坡。

  资中筠：修养需要几代人慢慢熏陶出来，今天启蒙说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贬义词，这也没办法，启蒙关键是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我在小学时有公民教育课，一开始就教孩子们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讲礼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级有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原则，一个人讲公德，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学校公民课没有了，改成“修身”课，学四书五经，讲忠孝节义，这是件有趣的事。从历史上看，异族统治者往往尊孔，这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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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5 8:40:07编辑过]

老大

谢谢转载，就是字太小了，我琢磨自己是不是该换眼镜了。

您这也是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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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4 22:01:13编辑过]

老大

此迷信非彼迷信。

我们这一代人“迷信”的破除是那件事，您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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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资中筠，1930 年 6 月出生，女，湖南人。

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精通英、法文。

1956年至1959年常驻维也纳，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

1959年回国后曾担任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1971年后，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的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的全程接待工作。并参加基辛格若干次访华的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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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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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起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同时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2年至1998年参与创办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杂志并任主编，1993年发起并主持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任第一、第二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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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退休后，仍继续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并兼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美方主任为大卫·兰普顿)，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 她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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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
《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
《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
《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
《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译著：
巴尔扎克（法）《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
薇拉·凯瑟（美）《啊，拓荒者》，
阿兰·德波顿（英）《哲学的慰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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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的丈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欧洲学会前会长陈乐民。陈乐民在大学毕业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国际政治和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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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草长鹰飞于2011-11-5 17:16:10编辑过]

pan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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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与道德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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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我们从小老师也教导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可为什么没起到良好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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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中筠：解放后，宣传个人道德，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个人完全“无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没做好榜样。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搞“阶级斗争为纲”，常识中的道德标准服从政治，一个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说了错话，那么什么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个人政治正确，哪怕他男盗女娼，也没人管他。许多劳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范，可后来说成是保守派、修正主义，是“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一样挨整。总之，只要跟对人、站对队，就可以无所不为。当年的乡绅，做了那么多慈善事业，反而成了他们的罪名，说明他们虚伪、麻醉人民的斗志，好事干得越多，罪过也就越大，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德环境自然会受到伤害。“文革”结束后，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又使我们的道德基础进一步滑坡。

  我们输出什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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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在今天，输出文化成了热词，但在自身问题没解决好的前提下，这是否会带来负面问题？

  资中筠：有可能，输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输出腐败文化。在有些国家，确实有不少中国企业家把国内的做法搬到了国外，贿赂当地官员，搞权钱结合，造成了不良影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出现过类似如何处理与某些新独立国家做生意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多，贿赂成风。美国面临要不要“入乡随俗”的问题。最终经国会讨论，达成共识：如果听任这种行为泛滥，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将崩溃，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书面承诺，不行贿，并接受调查。这时与中国还没有关系。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受《海外反腐败法》约束，但是中国生意大，如果因为反腐败而在竞争中失利，损失太大。他们又经过讨论，还是坚持反腐败法的原则，但稍有放松，比如为了催一个批件，请客吃饭不算是腐败，外企中很多是中国本土员工，他们会想一些办法。总部虽然年年照例查，但对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几年有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被自己国家查出，金额达200万，可我们只承认2万，也许是双方标准不同，也许是我们不愿深究。凡此种种。我们输出什么文化呢？抬出孔夫子来救不了我们。

  不要讳疾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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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面对这样的情况，启蒙是不是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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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中筠：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启蒙也白搭。许多人比喻这种心态是“皇帝的新衣”，我认为这个比喻不太准确，我看更像是一个长了疮疤的人，穿了件华美的衣服，他以为这就可以掩盖问题，可对于医生来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谁说他有病，他就搞掉谁，越是胃痛，越不让人提“胃”痛，其实医生说出来，不是为了出他丑，而是告诉他：赶快去医院吧。但他不愿意听。

  北京晨报：今天不少年轻人都有困惑，我们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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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中筠：不要问“我们”该怎么办，要问“我”该怎么办，这可能更实际一些，每个人都有底线，在任何环境中，一个人凭着诚实的劳动，总可以生活下去，不一定非要走邪门歪道不可。不过需要有一定的理念和韧性。就看每个人的修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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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5 8:39:05编辑过]

pangong

• 北京晨报：可坚守底线，并不那么容易。

  资中筠：坚持底线，不同流合污，确实不容易，因为环境的诱惑相当大，所以我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奶粉厂工作，你又明知老板在往里面加三聚氰胺，你如何办呢？假如你的房子要还贷，需要这份工作，如果你拒绝就会失业（至少是暂时）；如果举报，风险更大；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帮凶，如何面对那些受害的娃娃？你会如何呢？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走过去了，就是海阔天空。每个人守住底线，社会才会好。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才能、机遇不一样。

  启蒙应润物细无声

  北京晨报：今天的网上，一些网友戾气很重，这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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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戾气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识到的人，才可能去改变，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即回归理性思考，而非情绪宣泄。

  北京晨报：换言之，解决这个问题，依然需要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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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中筠：启蒙就可以了，不要运动，启蒙是照亮自己的心灵，它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社会的戾气，可能更取决于执政者，而非普通老百姓，所谓戾气，大多是在出现不平时，而又没有正常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集聚起来，对此应认真思考。在社会转型期，大家都希望平稳过渡而不要暴力动荡，但是纵观历史，走哪条路的决定性因素在上，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民反”都是官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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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先生一直在为启蒙而奔走呼号，是不是您这一代人对此更有紧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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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中筠：80多岁的人中，关心时事的也不太多，你看那些在公园跳舞唱歌的老人，他们绝大多数并不大关心，只有做过一些事的人才会关心这些。当然，80多岁的人更敢说话，因为负担少一点，得失少一点，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经历了这么多事，自以为看透了。其实，今天年轻人也有看得很清楚的，总之，童言无忌，老言也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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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领华尔街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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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晨报：“占领华尔街”的活动影响巨大，您怎么看？

  资中筠：很正常，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依然在制度框架之内。美国代议制民主框架分几层，当体制内层面的调整机制不够时，群众运动便会起来加以补充，这是自发的。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老百姓早该上街了。肯尼迪当年曾利用“向华盛顿进军”向国会施压，从而通过了保障黑人的法案，上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左翼风潮，也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改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其实美国人并不太在乎贫富差距，但是他们对失业率更敏感，因为失业率事关尊严，一个下岗白领领救济，这很丢面子。特别是感到竞争规则越来越不公平。美国资产者从全球化中受益很大，却没有惠及老百姓，因为资本可以流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而削弱了本国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再加上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投机，受损失的都是普通平民，大家当然不满意。至于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否会推出必要的改革，还有待观察。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运动，就证明我们制度优越，不需要改革。（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5 8:37:36编辑过]

安德路

老太太有名望，不怕跨省。咱们就得掂量掂量啦！

aidushu

老太太敢说啊，同样是七八十的人，他们咋就这么不一样呢？

安德路

可怜有到死都执迷不悟之辈！

pangong

二把刀。这刚知道字怎么放大。看着好多了。谢二位！

安德路

小字那几段老先生重新编辑一下或让版主帮帮忙。看着忒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