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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23网友代表亲属捐赠战地记者基辅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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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24 19:52: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00323网友代表亲属捐赠战地记者基辅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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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25 10:11:00 | 显示全部楼层

当烈士亲属见到荣誉证书和纪念品之后

当烈士亲属见到荣誉证书和纪念品之后
发表于 2010-3-25 14:08:00 | 显示全部楼层

当烈士亲属见到荣誉证书和纪念品之后----

l烈士的胞妹沈秀瑜在积水潭医院干部病房的病床上看到荣誉证书非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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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深深地怀念着胞兄沈士杰抗战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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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医生和病友们展示着抗战名将纪念馆的荣誉证书和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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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潮起伏,庆贺自己实现捐献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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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25 16:35:00 | 显示全部楼层

走进抗战名将纪念馆










发表于 2010-3-24 23:01:00 | 显示全部楼层
    老枪打得准!~
 楼主| 发表于 2010-3-24 20:55: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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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一现灿烂永存  —— 追忆长兄李洪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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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秀瑜(摘录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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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哥李洪(本名沈士杰)是1940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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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是祖籍天津的一个大家庭。在我开始有记忆之年,祖父已去世,祖母尚在。大家庭中共有十余人。母亲去世过早,我们兄妹四人(大哥沈士杰和我们姐妹三人)都是在继母梅贻环抚育下长大成人的。继母梅贻环出身于书香门第,原是小学教师,继母梅贻环的大哥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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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李洪1914年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1933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系,1936年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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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暑假,大哥李洪被派到由冯玉祥先生办的、位于泰山之巅的我党地下活动据点山东泰安的武训小学教书,认识了李德全先生,在此期间李洪与该校教师们曾经畅谈过生死观的问题,这为后来他的英勇就义作了充分的思想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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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暑假,他又返回南开继续读经济系三年级,担任学生会主席职务,因学业优异,学校给了他全额奖学金,意在使他集中精力于学业。李洪说我不能被奖学金束缚住,我一定要边读书边搞好学生运动,两者不能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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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为了向当时的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抗战,我党领导下的北平学联曾经派4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去南京请愿,南开大学的两名代表之一便是李洪(另一位是王绶昌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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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时局日益紧张,偌大的中国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李洪和另外几位同学遂准备投奔革命奔赴延安。经张伯苓校长与周恩来副主席联系妥当,介绍他们前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面见叶剑英同志,又由叶剑英介绍他们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说敌后空虚很需要人才,希望这些进步学生去前线学习锻炼,然后到敌后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李洪等同学听从周恩来的建议,经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转道五台山,到朱德总司令任校长的设在苏子坡大庙里的八路军办事处政治部随营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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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李洪被分配到山东又转到苏北,参加了徐州会战,并结识了范长江和孟秋江同志,之后便在他们领导的“青记”和“国新社”指挥下从事战地采访工作。这期间他先后辗转活动在汉口、长沙、南昌、九江、桂林、贵阳、重庆、安徽等地,年轻的李洪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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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胡愈之和高天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怀念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孟秋江同志》的文章里曾谈到:“当时为人们称道的一项贡献是,他和李洪烈士(后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杀害)等一起,为了解决前线官兵缺乏精神食粮的问题,组织‘青记’战地文化供应队,并且自己出钱买报纸,在南浔线(南昌至九江)部队中开展报纸供应工作。”黄药眠教授评价李洪烈士说:“他牺牲时只有二十五、六岁,像一颗彗星,一闪而过,但非常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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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李洪的三个妹妹中,我的长姐二姐均已故去,我有责任把烈士的英雄事迹作些宣传弘扬,以慰烈士在天之灵。这里提供的大哥仅存的几张老照片,是我不避艰险地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在沦陷区和国统区提心吊胆地藏在柜顶、厨房,才侥幸得以保存下来的,因此弥足珍贵。

 楼主| 发表于 2010-3-24 19:59:00 | 显示全部楼层

春风不度玉门关,风卷红旗冻不翻











 楼主| 发表于 2010-3-24 20:03:00 | 显示全部楼层

战地记者当年勇,往事如烟散五云







发表于 2010-3-24 20:21:00 | 显示全部楼层

非常有意义!

 楼主| 发表于 2010-3-24 21:04:00 | 显示全部楼层

1932年老照片及背后题字



发表于 2010-3-27 23: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太珍贵了
发表于 2010-3-27 10: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军事翻译员梅祖彦追忆

1995年在滇西抗日战争遗址采访(左1梅祖武、左2刘自强、左4梅祖彦
发表于 2010-3-27 09:16:00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抗战从军纪念碑镌刻“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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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照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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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1938年由长沙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原北返,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为昆明师范学院。届时校领导决定在西南联大旧址(现云南师范大学)立碑纪念,遂请冯友兰教授撰碑文,闻一多教授篆额,罗庸教授书丹;碑阴面刻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姓名,由唐兰教授篆额,刘晋年教授书丹。1988年,为纪念西南联合大学的业绩,北京大学决定复制该碑立于校园内,即派专人赴滇采相同石质的碑体运京,制作后于1989年5月4日举行了此碑的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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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学生对日寇侵华,早已十分愤怒,把此次当翻译和美军一起并肩打日本鬼子,视为爱国抗日的行动,因此 低年级学生自愿报名的也很积极,约100多人。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本不在应征之列,但他出于抗日爱国的热情,没有征得父亲同意,就主动报了名;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彤则报名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F.A.U.)。梅贻琦先生之的侄子梅祖培从军任翻译官,现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刻录了参军同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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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作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名单共有300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0人:陈宝崙、程道声、李乃钢、李益琛、刘厚醇、梅祖彦、蔡国模、左永泗,王蜀龙、姚元,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得到这项荣誉,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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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27 09:54:00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军事翻译员梅祖彦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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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1943-1946)

作者:梅祖彦    文章来源:《晚年随笔》梅祖彦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8 I) ^% C4 {( V" o, b % E% e3 s: b; Z" c7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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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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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2月8日日本舰载飞机袭击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美国即对日、德、意三国宣战,欧洲的战事随之扩大到了亚洲,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战争。这场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由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历时近六年。但我国于1937年7月7日即开始了抗日战争,所以整个的战火经历超过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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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战场上,1938年冬日军攻占了我国广州,1940年攻占了宜昌,并大部分打通了京汉线,此时我国与外界的通道已基本上被切断。在第二次大战开始前,美军即着手开始通过印度向中国部队运送武器,一面利用容量不大的滇缅公路并加紧修筑中印公路,一面用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向云南空运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蓄谋已久的日本海陆军迅速占领了菲律宾的主要部分和香港、新加坡及缅甸的南部,继而向中缅边界进攻,企图切断对我国的地面补给线。为了保卫这条生命线,经过美军装配的中国军队于1942年春与进入缅甸的日军交战,并获胜利,但因为驻缅英军的有意牵制,使我军后来节节失利,日军遂侵入滇西,到达了怒江西岸,这样与我军隔江相峙接近两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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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2年冬天起,美国海空军在南太平洋开始了逐个海岛的反攻,牵制了日本海军的大部和相当数量的陆军,中国战场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战略就是全面防守,等待太平洋战局的变化,再伺机反攻;同时利用美军提供的武器和技术,积极准备打通向缅甸的通道。1942年在印度中美共同成立了中国驻印总指挥部,有新1军及新6军下属的五、六个师的兵力。1943年春在云南成立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包括第11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下属的五个军及十多个师的军力。在昆明建立了由美军主办的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以及在滇西主要地区举办部队训练班,调集部队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准备在1944年向滇西日军反攻,打通滇缅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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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美军第14航空队(当时属美国陆军,在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空军才独立出来,成为第三军种)已进驻昆明及滇西,担负云南地区的空防及飞越高山的任务。起初为向美军航空队提供军事及生活翻译,中国政府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招募了相当数目的大学生作为翻译员。后来为配合美军开展的大规模训练工作,又成立了外事局译员训练班,征调了5个大学的大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后,派赴各美军单位充当翻译员,前后涉及4000人之众。以上是我于抗战后期参军为翻译员的背景。根据手中不完全的日记以及回忆,对当年的主要情况作以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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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译员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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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秋我从西南联大进入机械系,属1946级。第一年在城北的新校舍上课。1943年暑假中,经学校介绍到美军新开办的汽车训练班去作临时翻译。同行的同学共6人。汽车训练班设在昆明以东的曲靖县,是美军和第5军合办的。我们去参加的是第一期训练班,以后训练班办了很多期,培养了大批的驾驶兵和修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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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临时工作历时6个星期后结束,9月回到联大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就又弃学从军了。11月10日西南联大学校当局作了正式动员,宣布为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政府决定自下学期起征调各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为美军翻译员,服务满二年后发给毕业文凭。为应军事急需,同时征求一批志愿参加者。我和当时一些低年级同学出于爱国热情,当即去报了名,共做了3整年的翻译工作,因之个人学业也推迟了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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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译员训练班属军事委员会外事局,1943年11月开办。我们参加的是第一期,后来又称为预一期,到战争结束前共办了10至11期。训练班设在昆明汽车西站外的农校大院内一片旧房里。11月14日我们30多联大同学一起去报到,经过大约六个星期的训练,到12月中下旬陆续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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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外事局局长为商震(1945年后由何浩若接任)。训练班的正式主任是黄仁霖,实际负责的是三位西南联大教授:吴泽霖为副主任;樊际昌为教导主任;戴世光主管业务训练。还有一位少校教官管军训及纪律。进入训练班的学生都称学员,每人发灰布棉制服一套,戴圆形领章,上有“译训”二字。学员分7队,每2队20多人。每天上业务课8小时,内容大致有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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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语言训练,约占总时间的40%,笔译和口译并重。常任的教师有位Mrs.Baker和华侨王老师,也有不少美军军官来给上课,现还记得有位Col.Fiskin,是个中国通,中国话极为地道。2)军事知识,约占35%。主要讲各种步兵武器的结构和功能,由已任职的译员作教学示范,并去过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观摩教学过程。3)社会知识,约占15%。这方面训练班曾请过很多西南联大教授和美国人来讲中美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及国际形势等。来作过演讲的有蔡维藩、王荣、鲍觉民、杨业志、王赣愚、刘崇宏、姚从武、查良钊、葛邦福、孙毓棠、沈昌焕、陈序经、莫泮芹、陈雪屏、罗辛田西南联大教授等。4)军事训练,约占10%,包括早晚集合跑步、简单步兵操练,没有武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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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干事会,管理文娱和福利活动。我们编辑了壁报,组织球赛,张贴报纸,记得那段时间正是常德争夺战的高潮,每天大家都十分关心战局。在训练班开课不久,就派走了约30名译员,他们大多是重庆译训班转来的,已受过一段训练。后来又有三批共20多人分配走,但多数人都到结业时最后分配。这一期训练班前后共收过约130名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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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底吴泽霖主任公布了分配名单,分配去向大致以英语水平为依据,也有的照顾了专业。有6个同学分配去印度远征军,8人去航委会,6人去战地服务团,其余50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分配到外事局,向昆明美军总部报到,再转派到滇西的各美军联络组去。分配到外事局的译员,均发给黄绿色制服一套,配布质军级胸符一个。此符号有蓝色边框,表示为陆军;左边有3个黑三角,贯以一条竖线,表示为上尉(如有两条线即为校级);旁边还有一红色竖杠,表示兵种为步兵。上端写有“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背面写有“三级译员,仝上尉”(意为文职军官)。凭军级符号可以到军装商店去买相应的领章和武装带。后来多数译员都不穿军装,只佩戴外事局发的圆形铜质证章(当时政府公务员都戴证章)。到前线以后,译员们为活动方便就都穿美军发给的制服,不戴任何级别标志。每个译员都有一个编号,因外国人不会念中国名字,常用此号码来识别我们。到文化革命时,这个号码还被认为是特务活动代号,一时还引来不少麻烦。我当时的号码是FAB244,职员证章号是外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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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军工作相当艰苦,也有危险,在一年半时间内有好几个译员受了伤,也有因事故丧生的。外事局译员的工资不高,随物价升高有少量的调整,但生活和美军一起,伙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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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军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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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员训练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昆明美军总部译员室工作。译员室有三四位“高级翻译”,是美军雇佣的中国人,我们几个普通译员都是外事局来的。译员的流动性很大,常有临时人员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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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美军总部是美国陆军在云南的指挥机构。当年美军在中缅印战场(CBI)的部队共分三片:X-Force在印度缅甸;Y-Force在云南;Z-Force在广西、贵州、湖南。昆明总部设在农校大院内,美军人员住在主楼内,即中方经营的第一招待所,办公室则设在其自建的一片平房内,总部人员约有100人。美国陆军的领导机构一般分四个系统,即G-1为人事,G-2为情报,G-3为作战,G-4为军械。在译员室我的第一件工作是G-3交来的部队编制表(T/O)的翻译。美军的标准师有16000-18000人,机械化程度较高,而中国部队的师只有8000-10000人,人力及设备条件均差,故需设立一种符合美军基本要求而又适应中国具体情况的编制系统,往来翻译的报表很多。另一件事是随G-4的军官和中国兵工署联系在昆明生产美式武器(如步枪和机关枪等)的问题。当时美军在中国战场试用喷火器,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能造成很大的烧伤,我们翻译了喷火器全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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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总部每周都要派出一个汽车队往滇西各驻扎点运送日常补给。我们轮流随车当翻译。由昆明到保山公路不过670km,按当时道路情况两三天就可到达,但美军车队走走停停要用5-6天,说明美军里也有“磨洋工”。在滇缅路的西段,沿途可以看到1942年夏天日军进逼时大批军用和民用车辆后撤的遗迹,不少卡车倾覆于路旁,也有因机械失灵被推下山涧的。我们还在途中见过几次国民党军队解送新兵的队伍,这些被“抓壮丁”来的青年个个骨瘦如柴,有气无力,但还是怕他们跑了,都用绳索栓成一串。在别的军营里也见过残酷对待新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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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翻译员的头几个月,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觉得自己参加了抗日队伍,达到了“为国效劳”的目的,但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的腐败现象,又觉得自己是“助桀为虐”,再则有些美国人员认为我们是落后民族,对中国人十分傲慢。自己常想怎样可以使中国赶快富强起来,一不怕日本侵略,二不求助于美国。当然在那时的条件下,一个单独的青年学生是找不到什么答案的,只是增加了思想上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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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滇西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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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西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个大战役,近二十万中国部队经过不同程度的美军装配,在美国空军的掩护和空投支援下,向盘据滇西的二万多日军发起总攻。这一战役调集了驻守在云南各地和部分外省的兵力,由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统一指挥。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海战中节节失利,陆军也受到巨大损失,本土已感到压力,已无力支援边远的占领军。滇西日军除后期得到缅甸驻军的一次增强外,其他据守在冲要地点的日军都是死守到全部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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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卫立煌指挥的主力部队有宋希濂第11集团军下属的第6、54、71各军(驻守在大理、祥云、瓦窑一带〔以及霍揆彰第20集团军的第2和53军)驻守在弥渡、云县、顺宁一带〕。1944年5月11日反攻开始,我军首先在惠仁桥以北夜渡怒江,向日军发起进攻。敌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因滇西地势凶险,敌人堡垒十分坚固,又值雨季天气恶劣,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我方伤亡很多。经过了这年整个夏季的苦战,才于9月份先后收复腾冲及松山,到年底才清除了所有盘据滇西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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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5月远征军司令部由楚雄前移到保山马王屯,美军总部也由昆明派出一个前线指挥所。马王屯在保山以东10km,是一个军需仓库区,建筑在森林密布的山坳内,中美两方指挥部各据一边。我们一行翻译员也到了马王屯,有钟安民、凌瑞麟、卫世忠和我。后来调来孙原(会日文)和井上文、蔡国模等,还有很多过路的翻译员,也多是我们的同学。战事紧张时期,每天晚上中美双方举行高层碰头会,一般由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来和美军窦恩(Dorn)准将交换情报,研究作战方案。翻译任务主要由钟安民担任,侧室里要有人轮流值班听电话。美军指挥部每晚都要和前线的美军联络组通电话,美军线路好,通话尚顺利,而中方线路一般很差,要用力喊叫才成。当时如有人想窃听军事秘密倒也简单,用不着任何仪器,只需站在总部附近就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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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双方的G-2军官要交换敌方情报,美方的资料要很快翻译成中文。美军中有不少随军记者,他们来采访时每天都要发回新闻电,我们得陪他们去长官部送审这些稿件。当时美国报纸称这一战场为萨尔温(Salween,即怒江)前线,经常有报导。这时有幸认识了《纽约时报》的名记者Brooks    Atkinson。他是个相貌不出众的中年人,谦虚文雅,对中国的一切事物都很有兴趣,对国民党后方社会的腐败现象也很了解,战后知道他因报导二战期间几个战场的新闻而获得普利策(Pulitzer)奖。美军中高级官员经常到前线的美军联络组去视察,要我们翻译员一人随行,或步行,或骑马,行军几天到十几天不等。有一次回程时坐了小飞机,我们去时几天走的山路半小时就飞完了。(美军当时配有L-5小型飞机,能容2人,驾驶员在前,乘客在后但要兼顾了望,看后面有无敌机)。几次行军到前线,使我有机会看到实际的军事行动,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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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5月中旬随Spengler中校到北线去视察。由打朗步行,经过蒲缥、滥坝、大沙坝到达116师346团驻地。这一路夜宿军用小帐篷,和马夫三人轮流值夜,在黑暗里但闻猫头鹰叫声不绝。在那里的美军联络组遇到联大同学马维周和姚元,他们随军行动已近半年,军队内幕情况比较熟悉,比起我来已是“老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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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随Nance少校去了正在围攻腾冲城的53军军部。在惠仁桥过了怒江,又在龙文桥过了龙川江,经过新寨到了一个叫赤土铺的小村,在这里可以遥望腾冲城来凤山。(10天后大批美机助战攻城,有名的来凤寺被击中焚毁)。在这里又遇到马、姚和李正青、徐钫等同学,姚元背部中弹片,正在修养,回保山途中经洞坪在346团遇见同班同学傅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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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初随Cleveland上校到松山前线视察。此时日军已全部龟缩到松山的中央地堡内,我们的汽车可以从惠通桥通过怒江到腊猛街。在观测所里可以看到准备进攻的我军队伍,敌人阵线就在眼前但看不到人,只能辨认出一些地堡的枪口。次日看到两架L-5飞机在指挥我军炮兵射击对方阵地。在7月份的雨季里,松山前线的中国部队供应基本中断,主要靠美军空投。有一天出动了45架次,投下了112吨物资,在当时已是很好的纪录。空投对推动作战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也有不少东西落到了敌人手里。8月中我军全面总攻松山,炮火把山顶掀掉了一层,9月7日收复松山。日军非常顽强,几千人死在工事里,只有个别伤员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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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初驻缅的日军作了一次最后的挣扎,日机偷袭了保山及云南驿机场,曾引起后方的恐慌。其后美军出动P-47飞机用凝固汽油弹轰击腾冲,于9月14日全部消灭敌军。松山、腾冲相继收复,怒江前线日军主力已被击溃,但龙凌和芒市的守军得到缅方日军的增援,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这两地到11月3日及12月1日才分别收复,至此滇西战役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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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王屯的后期,美军总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曾来视察,他表情严肃,很少语言。后来知道那时他才和蒋介石决裂,这次是他回国途中的停留。史迪威的最后去职,代表抗日后期美国对华强硬军事路线的终结。史迪威走后,美国派魏德迈将军接任最高军事负责人,他把驻华美军改组为三个部分:中国战区中心指挥部(CTCC),第14 航空队(陈纳德)和军需部队(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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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西战役渐告接束,美军总部也陆续撤回昆明,我于12月初调回昆明,继续原来的翻译工作。在此时各地开始征召青年军,有些西南联大的同学去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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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转战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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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月底我由昆明改派至湘西第24集团军司令部的美军联络组。译员十多人于28日搭乘美军车队西行,经沾益、二十四盘山、安南等地到达贵阳。又经马场坪、镇远、玉屏进入湖南省境。最后经芷江到达司令部所在地洪江县的小镇在头。我和组长王永年留司令部工作,其他人继续东行到各军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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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昆明到洪江的路途约1200km,车队走了整6天。当时正值冬季,贵州全境阴雨连绵,又湿又冷,道路泥泞,行车十分困难,途经有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也无心欣赏。入湖南后看到树木较多,农村较为富庶,环境比贵州要好多了。不过那年冬天特别寒冷,还下了罕见的大雪。所幸过了不久,大地复苏,湖南的春天景物秀丽,风光宜人,一时好象战争又显得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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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集团军的司令官是王耀武中将,集团军下属18、73、74三个军。滇西战役结束后这里是美军重点支持的战场,在湖南各地也开设了各种武器训练班。我在洪江的任务是主管办公室,包括参加情报会和新闻检查,忙时要到训练班去当课堂翻译。学员中主要为下级军官,也有一些校级军官,学习都十分专心和谦虚,对我们翻译员很尊重,都称翻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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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春,盟军在欧洲战场上有很大进展,战局对轴心国家十分不利,但在中国日军仍试图扩大其对华东、华南各省的占领。这段时间,在广东攻占了南雄、韶关,在江西占领了赣州,在湖南占领了邵阳,企图进犯芷江(美军重要机场)。集团军司令部及美军联络组有意迁移至湘西辰溪、沅陵一带,我曾随美军去查勘过这些地点。湘西高山耸立,地势险要,在辰溪弯田镇有个兵工厂,很多车间都建在山洞内,十分宽阔,且很安全。但因距前线还是太近,最后放弃迁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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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中国远征军正式撤销,又有大批美军人员及翻译员经洪江转派去湘中各地。在公路上我们见到一些美军车上标有O.S.S.字样,据称是有特殊任务的部队,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此部队的任务是空降到敌后去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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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底,美军负责人收到总部来的电报,要从各地选派50名翻译员去美国担任紧急任务。在24集团军范围内抽调了4人,即王永年、伍文坤和我及另外一人(后未到)。这项任务的实际性质是什么始终没有透露,但此时我们已经习惯不问得不到回答的问题。4月初,约50名译员到昆明集中,在农校的草地上支起了几个帐篷,每天有少量的操练和口语练习,其他时间就是静等命令。行前到外事局去办了离职手续(脱离了中国政府机构),领到了出国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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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又增派了第二批50人去美工作,办法和第一批相同。因当时的名单早已遗失,现经大家的回忆,可以凑出第一批的48个名字,第二批的29个名字。100人中多数我们都认识,也有一些人到美国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可能他们是官方的人借这个机会到美国干别的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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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派调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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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年代中期,乘飞机到美国去是一件大事。因为当时还不能飞越太平洋,故必须绕行西亚、北非、大西洋一线。那时美军所用运输机主要是C-46和C-47,续航能力不大,沿途要停降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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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4月17日,50名译员分成3个组,由美军军官率领,由由昆明分乘3架飞机西行。当天飞越横断山脉(有人夸张称是飞过喜马拉雅山),在印度Chabua过夜。次日换机经过Lalmanir Hat, Gaya, Agra到达新德里,次晨到达卡拉齐(当时还是印度的一部分)。休息半天后再西行,经伊拉克的Aberdeen到埃及开罗。这一段沿途都是沙漠和荒山,也第一次看到海洋(红海和地中海)。由开罗沿北非大陆的边缘西飞,经过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到达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这里是美国空军的一个转运站,机场极为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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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1日改乘当时最大的运输机C-54飞越大西洋。在亚速岛加油后向西北飞到纽芬兰的Stevenville,这段飞行平稳,能见到海上很大的漂浮冰山。再起飞后就遇到了坏天气,飞机颠簸利害,十分难过,终于午夜前到达纽约的La Guadia机场。赴美全程历时5天,飞行共66小时,中途停降12处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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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以后明确了将被派到空军基地去帮助训练中国空军[1]。又三天火车旅行,由纽约经圣路易到达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把我们安置在那里的空军入伍学校(San Antonio Aviation Cadet Center, SAACC),还经受了半个月的防疫隔离,其间不许离开基地。在SAACC等候了一整个月,去移民局办了工作证,由美国陆军部雇用我们为CAF-7级专家(Expert,只是一种级别名称而非指业务专家),日薪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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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AACC每天上一些有关航空和飞机的课,日程排得很松散,一反来美以前那种紧张状态,这也和总的战局有关。5月8日德军在欧洲战场上投降,盟军集中力量向日本发动最后攻击,二次大战胜利在望。    6月初50名翻译员分别派赴美国南部的各个军用机场,我和11名同伴被分配到设在密西西比州小镇Biloxi的Keesler机械士训练学校工作。这里可能是所有分配方案中最不理想的地方,首先大家原都想能去飞行学校,密州的夏季很长,炎热潮湿是出了名的,那时也没有空调设备,只能常用冷水冲凉。秋冬天稍微好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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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sler是美国空军的主要机械士训练学校,规模很大,有几千学员,有不少外国士兵来接受训练,其中中国分队最大,多时有200多人。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国民党空军派出大批人员到美国受训,据说总数在3000人以上。Keesler训练学校的初级课程只教授飞机基本结构,学程3个月。中级课程训练某一机种的结构及维修,学程6个星期(在别的机场还有高级课程,在飞行基地随机训练)。在Keesler的一年零三个月中我教过三轮初级课程和两轮中级课程(B-24和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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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初美国连续在日本广岛及长崎投掷了原子弹,9月1日日军代表在美国军舰上签了投降书,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美国的生活恢复了和平状态,每周工作减为5天。译员们组织了个联络会,公推许芥煜(联大外语系44级)为主席,负责向美方交涉有关待遇问题。9月美方同意将日工资提高到12.50美元,所得税约占30%。1946年5月在德州奥斯丁开了一次译员大会,出席了近60人。这次大家要求再提高工资,并要求在工作结束后付给回国旅费,或享受美国退伍军人的免费大学教育待遇。后来美方同意了付给回国旅费,免费教育一事没有答应,但同意帮助要留下读书的人改办签证。1946年6月起要回国的译员陆续到旧金山等候回国,我们的工作由航委会的译员(有正式军级)接任。我是最后一批离开Keesler机场的,于9月底到麻省(州)的Worcester olytechnic  Institute (WPI)去继续学业,至此结束了三年的翻译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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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胜利以后,军委会外事局在国内组织了一次出国留学考试。原则上服务过一定年限的译员都可以报名应试,但实际上这只是一场骗局,当权者利用这一名义把他们自己的子弟送到了国外,听说前后共有2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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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大战胜利以后,美国政府表彰了很多曾与美军共同作战的盟军人员。1946年5月表彰了一批中国军事人员,共82人,各授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Bronze alm),其中有译员56人,我和很多西南联大同学都在其中。但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收到此命令状及勋章(可能是被经手官员贪污了。前几年我和同学姚元多次写信向美国国防部询问,终于在1994年2月得到一个答复,称已找到了有关文件,证实了颁发勋章的事,但称自1963年起,自由勋章已定为一种总统勋章,提高了级别,以前的勋章因时间已久,已无库存,只能发给了我们每人一张证书,起个纪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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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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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八年多,中国人民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英勇奋战,抵抗侵略。亿万百姓忍受了极端的困难和痛苦,最终在盟军的支援下,迫使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使得我国全部领土得以收复。在抵御日军侵犯的正面战场上,数百万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表现得十分无能和腐败,但我们在基层见到的不少中下级军官都是抱着同仇敌忾的志向,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决心抗日到底,这种爱国精神是十分值得钦佩的,应该给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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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虽然美国政府在国共斗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在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及空军对中国部队提供了大范围的支援,在间接和直接对日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军人员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我们在翻译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应征入伍的军官和士兵,战前他们都是有正当职业的普通人,为了战争走过半个地球来帮助一个很不了解的国家共同抗日。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上层的职业军人是有不同的,这点业也应给以区别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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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上一定点认识和感想,结束自己在抗日战争中一段经历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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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祖彦      95.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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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曾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95年4期,25-32;《抗战纪事》北京市政协编,北京出版社,1995,403-416;    清华大学《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1996,45-53。



发表于 2010-3-27 09:56:00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军事翻译员梅祖彦追忆


发表于 2010-3-27 08:33:00 | 显示全部楼层
QUOTE:
以下是引用梅名在2010-3-27 7:42: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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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本报报道了此次来昆明的美国老兵皮特·赖特,意欲寻找60多年前在昆明时认识的女性好友梅彬彬小姐。他希望能借此难得机会,打听到她的下落,能见到她或她的家人,再说说话回忆当年的美好时光。此事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反响,很多中老年读者纷纷提供相关线索,本报记者也经过反复寻找,在数名对这段历史有深厚研究的专家大力帮助之下基本认定,皮特·赖特寻找的昆明女友,可能就是著名学者、原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的长女梅祖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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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读者提供线索

    茫茫人海,要寻找到60多年前一个人的下落,其难度可想而知。幸而,28日上午,今年83岁的郑绍荣老先生通过本报热线介绍说,他当年在昆明是从事军队后勤工作的,他本人也曾参加过远征军。在看到28日本报所介绍皮特·赖特回忆当年的一些细节后,他分析说,当年昆明只有3所大学,即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五华学院,而这3所大学校长中姓梅的只有著名学者梅贻琦,皮特先生说梅小姐父亲曾留学美国懂英文、是博士等细节也符合当时梅京的情况。
    另一位读者何先生也打进热线表示,他根据姓梅、是大学校长、博士等几个细节判定,梅小姐应当就是梅贻琦的女儿。同时,还有一些对二战时期云南历史深了解的人士,也纷纷向本报表示,美国老兵要寻找的人,很有可能是梅贻琦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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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寻找梅家后人

    根据史料记载,梅贻琦在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从昆明回到北京,随后又于1948、1949年间赴巴黎、美国,1955年他前住台湾,并创立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现在上哪里去寻找梅家的后人或者是亲朋,以确认梅贻琦是否就有个女儿叫梅彬彬?
    我省对西南联大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余斌教授向记者推荐了一位可能会深知梅家家庭情况的专家——云南师大的王佩华高级工程师。
    今年69岁的王佩华先生早在解放前就认识了云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妇女实业家刘淑清,而刘淑清与梅贻琦是儿女亲家,刘淑清之女刘自强是梅贻琦之子梅祖彦的夫人。余斌教授对记者表示,熟悉刘淑清生平的王佩华先生可能也会认识梅贻琦的家人。于是,记者又找到了王先生。在听完记者介绍的情况之后,王佩华表示,可能有两条线索可以确认梅贻琦是否育女儿叫梅彬彬或者是近似音的名字。一是他听说梅家有亲人现在仍在昆明居住,可以想办法找到她来了解。二是联系梅贻琦的儿媳刘自强,她现年80岁,居住在北京,是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

梅贻琦侄女就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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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佩华先生的热心帮助下,记者联系上了梅贻琦的侄女梅祖成女士。今年79岁的她一直居住在昆明。在电话中她向王佩华证实,梅贻琦的长女名叫梅祖彬,当时在家中的小名叫彬彬,弟弟们都叫她彬蛆,她早巳移居美国。
    据1961年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的回忆资料记载,梅贻琦于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迁到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悔贻琦任西嘲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梅贻琦兼任常委会主席,即相当于校长的职能。
    此时,余赋教授也找到了当年梅祖彬小姐的第一手资科:她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3年大学毕业时为23岁,算来今天也已经是84岁的高龄了。由于皮特先生提供的所有细节,都能与梅祖彬相吻合,王佩华认为,美老兵要找的昆明女友应当就是梅祖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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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祖彬现居美国

   梅祖成女士是云南日报退休编辑,在仔细地阅读了本报有关八旬老兵寻找昆明女友的报道后,她说根据这些细节描述,皮特老先生所说的梅冰冰应该就是她的堂姐梅祖彬。她回忆说,当年的梅祖彬是个很活泼、开朗和善良的姑娘,在姐妹中也是最漂亮的一个。   
    当年梅祖彬在昆明上大学时,梅祖成还在成都上中学,梅祖成当时也很少能见到梅贻琦先生,因为他的事务太过繁忙。抗战胜利后,1946年梅祖成随学校迁移到北京继续就读当年的燕京大学。那时,梅祖彬已经与当时一个很有水平的摄影师毛文德结婚,并育有一子。1947年,梅祖彬还曾在清华教过一段时间的外语,大约在100年左右,她就赴美定居了。
    梅祖成回忆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梅祖彬还曾回过昆明来探亲,她们在昆明时特意到云南师大看望了当年西南联大的旧址。去年,梅祖成还收到了梅祖彬寄来的书信和照片,信中说她现在都过了80岁了,还常和老伴去做义工。梅祖成说,堂姐依然像以前一样开朗善良,有同情心。

   (至今日凌晨1时本报截稿时,梅祖彬是美国老兵皮特·赖特欲寻找的梅冰冰
这事还未得到皮特及梅祖彬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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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娶了个中国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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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随身照顾皮特·赖特的是一位温柔娴淑、博学多才的中国夫人范子红女士。范女士于1981年留学美国纽约皇后大学,毕业后供职于美国某经贸公司驻上海联络处。1994年,由于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云南省政府打算购买直升飞机开通昆明至石林的航线,范于红女士以中间人的身份将做飞机销售业务的皮特·赖特介绍给云南省相关部门,范女士与皮特先生从上海来到昆明洽谈时在一起接触了1个星期左右,双方初步获得了些好感。经过几年的爱情历练,两人于2000年正式结婚。
    谈起他们能够最终走到一起的初衷,皮特先生坦言自已有种“中国情结”,他回忆说,1941年初他来到云南,与当时年纪相当的英文翻译梅彬彬谈过恋爱,时间大概持续了7个月左右,由于战争关系导致的聚少离多和驻扎基地的调配,皮特先生被调离回国,这段令他终生难忘的感情也就无果而终;双方也就没有了任何联系。
    说起这些当年情史,皮特先生的脸部竟然不自觉地泛起了红霞,80多岁的他竟然讲话开始有些拘束,毕竟自己相爱的中国太太就站在一旁,皮特边说话边用眼睛斜瞟着旁边的中国太大范子红女士。他还向记者透露,由于自己的中国情结,他的大女儿也受到感染而收养了一个10岁的中国孤儿,他们家里的陈设装置也颇具中国化,成了地道的“中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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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么说这位“梅小姐”就是陆老师的表姑啦!

发表于 2010-3-27 07:18:00 | 显示全部楼层

飞虎老兵寻找昆明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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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老兵寻找昆明女友
文章来源:2004-07-30 都市时报    ; t+ r0 h3 l& ~! ?4 K7 y 0 s. v) A8 c4 V#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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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祖彬的堂妹梅祖成女士看到报道后十分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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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本报报道了此次来昆明的美国老兵皮特·赖特,意欲寻找60多年前在昆明时认识的女性好友梅彬彬小姐。他希望能借此难得机会,打听到她的下落,能见到她或她的家人,再说说话回忆当年的美好时光。此事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反响,很多中老年读者纷纷提供相关线索,本报记者也经过反复寻找,在数名对这段历史有深厚研究的专家大力帮助之下基本认定,皮特·赖特寻找的昆明女友,可能就是著名学者、原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的长女梅祖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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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之女梅祖彬(前排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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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祖彬(前排左二)现在全家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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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赖特在丽江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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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方查寻初步确认“昆明女友”是名门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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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读者提供线索

    茫茫人海,要寻找到60多年前一个人的下落,其难度可想而知。幸而,28日上午,今年83岁的郑绍荣老先生通过本报热线介绍说,他当年在昆明是从事军队后勤工作的,他本人也曾参加过远征军。在看到28日本报所介绍皮特·赖特回忆当年的一些细节后,他分析说,当年昆明只有3所大学,即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五华学院,而这3所大学校长中姓梅的只有著名学者梅贻琦,皮特先生说梅小姐父亲曾留学美国懂英文、是博士等细节也符合当时梅京的情况。
    另一位读者何先生也打进热线表示,他根据姓梅、是大学校长、博士等几个细节判定,梅小姐应当就是梅贻琦的女儿。同时,还有一些对二战时期云南历史深了解的人士,也纷纷向本报表示,美国老兵要寻找的人,很有可能是梅贻琦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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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寻找梅家后人

    根据史料记载,梅贻琦在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从昆明回到北京,随后又于1948、1949年间赴巴黎、美国,1955年他前住台湾,并创立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现在上哪里去寻找梅家的后人或者是亲朋,以确认梅贻琦是否就有个女儿叫梅彬彬?
    我省对西南联大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余斌教授向记者推荐了一位可能会深知梅家家庭情况的专家——云南师大的王佩华高级工程师。
    今年69岁的王佩华先生早在解放前就认识了云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妇女实业家刘淑清,而刘淑清与梅贻琦是儿女亲家,刘淑清之女刘自强是梅贻琦之子梅祖彦的夫人。余斌教授对记者表示,熟悉刘淑清生平的王佩华先生可能也会认识梅贻琦的家人。于是,记者又找到了王先生。在听完记者介绍的情况之后,王佩华表示,可能有两条线索可以确认梅贻琦是否育女儿叫梅彬彬或者是近似音的名字。一是他听说梅家有亲人现在仍在昆明居住,可以想办法找到她来了解。二是联系梅贻琦的儿媳刘自强,她现年80岁,居住在北京,是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

梅贻琦侄女就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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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佩华先生的热心帮助下,记者联系上了梅贻琦的侄女梅祖成女士。今年79岁的她一直居住在昆明。在电话中她向王佩华证实,梅贻琦的长女名叫梅祖彬,当时在家中的小名叫彬彬,弟弟们都叫她彬蛆,她早巳移居美国。
    据1961年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的回忆资料记载,梅贻琦于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迁到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悔贻琦任西嘲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梅贻琦兼任常委会主席,即相当于校长的职能。
    此时,余赋教授也找到了当年梅祖彬小姐的第一手资科:她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3年大学毕业时为23岁,算来今天也已经是84岁的高龄了。由于皮特先生提供的所有细节,都能与梅祖彬相吻合,王佩华认为,美老兵要找的昆明女友应当就是梅祖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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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祖彬现居美国

   梅祖成女士是云南日报退休编辑,在仔细地阅读了本报有关八旬老兵寻找昆明女友的报道后,她说根据这些细节描述,皮特老先生所说的梅冰冰应该就是她的堂姐梅祖彬。她回忆说,当年的梅祖彬是个很活泼、开朗和善良的姑娘,在姐妹中也是最漂亮的一个。   
    当年梅祖彬在昆明上大学时,梅祖成还在成都上中学,梅祖成当时也很少能见到梅贻琦先生,因为他的事务太过繁忙。抗战胜利后,1946年梅祖成随学校迁移到北京继续就读当年的燕京大学。那时,梅祖彬已经与当时一个很有水平的摄影师毛文德结婚,并育有一子。1947年,梅祖彬还曾在清华教过一段时间的外语,大约在100年左右,她就赴美定居了。
    梅祖成回忆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梅祖彬还曾回过昆明来探亲,她们在昆明时特意到云南师大看望了当年西南联大的旧址。去年,梅祖成还收到了梅祖彬寄来的书信和照片,信中说她现在都过了80岁了,还常和老伴去做义工。梅祖成说,堂姐依然像以前一样开朗善良,有同情心。

   (至今日凌晨1时本报截稿时,梅祖彬是美国老兵皮特·赖特欲寻找的梅冰冰
这事还未得到皮特及梅祖彬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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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娶了个中国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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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随身照顾皮特·赖特的是一位温柔娴淑、博学多才的中国夫人范子红女士。范女士于1981年留学美国纽约皇后大学,毕业后供职于美国某经贸公司驻上海联络处。1994年,由于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云南省政府打算购买直升飞机开通昆明至石林的航线,范于红女士以中间人的身份将做飞机销售业务的皮特·赖特介绍给云南省相关部门,范女士与皮特先生从上海来到昆明洽谈时在一起接触了1个星期左右,双方初步获得了些好感。经过几年的爱情历练,两人于2000年正式结婚。
    谈起他们能够最终走到一起的初衷,皮特先生坦言自已有种“中国情结”,他回忆说,1941年初他来到云南,与当时年纪相当的英文翻译梅彬彬谈过恋爱,时间大概持续了7个月左右,由于战争关系导致的聚少离多和驻扎基地的调配,皮特先生被调离回国,这段令他终生难忘的感情也就无果而终;双方也就没有了任何联系。
    说起这些当年情史,皮特先生的脸部竟然不自觉地泛起了红霞,80多岁的他竟然讲话开始有些拘束,毕竟自己相爱的中国太太就站在一旁,皮特边说话边用眼睛斜瞟着旁边的中国太大范子红女士。他还向记者透露,由于自己的中国情结,他的大女儿也受到感染而收养了一个10岁的中国孤儿,他们家里的陈设装置也颇具中国化,成了地道的“中国世家”。   

发表于 2010-3-27 07:42:00 | 显示全部楼层

飞虎老兵寻找昆明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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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本报报道了此次来昆明的美国老兵皮特·赖特,意欲寻找60多年前在昆明时认识的女性好友梅彬彬小姐。他希望能借此难得机会,打听到她的下落,能见到她或她的家人,再说说话回忆当年的美好时光。此事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反响,很多中老年读者纷纷提供相关线索,本报记者也经过反复寻找,在数名对这段历史有深厚研究的专家大力帮助之下基本认定,皮特·赖特寻找的昆明女友,可能就是著名学者、原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的长女梅祖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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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读者提供线索

    茫茫人海,要寻找到60多年前一个人的下落,其难度可想而知。幸而,28日上午,今年83岁的郑绍荣老先生通过本报热线介绍说,他当年在昆明是从事军队后勤工作的,他本人也曾参加过远征军。在看到28日本报所介绍皮特·赖特回忆当年的一些细节后,他分析说,当年昆明只有3所大学,即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五华学院,而这3所大学校长中姓梅的只有著名学者梅贻琦,皮特先生说梅小姐父亲曾留学美国懂英文、是博士等细节也符合当时梅京的情况。
    另一位读者何先生也打进热线表示,他根据姓梅、是大学校长、博士等几个细节判定,梅小姐应当就是梅贻琦的女儿。同时,还有一些对二战时期云南历史深了解的人士,也纷纷向本报表示,美国老兵要寻找的人,很有可能是梅贻琦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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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寻找梅家后人

    根据史料记载,梅贻琦在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从昆明回到北京,随后又于1948、1949年间赴巴黎、美国,1955年他前住台湾,并创立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现在上哪里去寻找梅家的后人或者是亲朋,以确认梅贻琦是否就有个女儿叫梅彬彬?
    我省对西南联大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余斌教授向记者推荐了一位可能会深知梅家家庭情况的专家——云南师大的王佩华高级工程师。
    今年69岁的王佩华先生早在解放前就认识了云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妇女实业家刘淑清,而刘淑清与梅贻琦是儿女亲家,刘淑清之女刘自强是梅贻琦之子梅祖彦的夫人。余斌教授对记者表示,熟悉刘淑清生平的王佩华先生可能也会认识梅贻琦的家人。于是,记者又找到了王先生。在听完记者介绍的情况之后,王佩华表示,可能有两条线索可以确认梅贻琦是否育女儿叫梅彬彬或者是近似音的名字。一是他听说梅家有亲人现在仍在昆明居住,可以想办法找到她来了解。二是联系梅贻琦的儿媳刘自强,她现年80岁,居住在北京,是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

梅贻琦侄女就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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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佩华先生的热心帮助下,记者联系上了梅贻琦的侄女梅祖成女士。今年79岁的她一直居住在昆明。在电话中她向王佩华证实,梅贻琦的长女名叫梅祖彬,当时在家中的小名叫彬彬,弟弟们都叫她彬蛆,她早巳移居美国。
    据1961年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的回忆资料记载,梅贻琦于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迁到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悔贻琦任西嘲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梅贻琦兼任常委会主席,即相当于校长的职能。
    此时,余赋教授也找到了当年梅祖彬小姐的第一手资科:她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3年大学毕业时为23岁,算来今天也已经是84岁的高龄了。由于皮特先生提供的所有细节,都能与梅祖彬相吻合,王佩华认为,美老兵要找的昆明女友应当就是梅祖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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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祖彬现居美国

   梅祖成女士是云南日报退休编辑,在仔细地阅读了本报有关八旬老兵寻找昆明女友的报道后,她说根据这些细节描述,皮特老先生所说的梅冰冰应该就是她的堂姐梅祖彬。她回忆说,当年的梅祖彬是个很活泼、开朗和善良的姑娘,在姐妹中也是最漂亮的一个。   
    当年梅祖彬在昆明上大学时,梅祖成还在成都上中学,梅祖成当时也很少能见到梅贻琦先生,因为他的事务太过繁忙。抗战胜利后,1946年梅祖成随学校迁移到北京继续就读当年的燕京大学。那时,梅祖彬已经与当时一个很有水平的摄影师毛文德结婚,并育有一子。1947年,梅祖彬还曾在清华教过一段时间的外语,大约在100年左右,她就赴美定居了。
    梅祖成回忆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梅祖彬还曾回过昆明来探亲,她们在昆明时特意到云南师大看望了当年西南联大的旧址。去年,梅祖成还收到了梅祖彬寄来的书信和照片,信中说她现在都过了80岁了,还常和老伴去做义工。梅祖成说,堂姐依然像以前一样开朗善良,有同情心。

   (至今日凌晨1时本报截稿时,梅祖彬是美国老兵皮特·赖特欲寻找的梅冰冰
这事还未得到皮特及梅祖彬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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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娶了个中国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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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随身照顾皮特·赖特的是一位温柔娴淑、博学多才的中国夫人范子红女士。范女士于1981年留学美国纽约皇后大学,毕业后供职于美国某经贸公司驻上海联络处。1994年,由于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云南省政府打算购买直升飞机开通昆明至石林的航线,范于红女士以中间人的身份将做飞机销售业务的皮特·赖特介绍给云南省相关部门,范女士与皮特先生从上海来到昆明洽谈时在一起接触了1个星期左右,双方初步获得了些好感。经过几年的爱情历练,两人于2000年正式结婚。
    谈起他们能够最终走到一起的初衷,皮特先生坦言自已有种“中国情结”,他回忆说,1941年初他来到云南,与当时年纪相当的英文翻译梅彬彬谈过恋爱,时间大概持续了7个月左右,由于战争关系导致的聚少离多和驻扎基地的调配,皮特先生被调离回国,这段令他终生难忘的感情也就无果而终;双方也就没有了任何联系。
    说起这些当年情史,皮特先生的脸部竟然不自觉地泛起了红霞,80多岁的他竟然讲话开始有些拘束,毕竟自己相爱的中国太太就站在一旁,皮特边说话边用眼睛斜瞟着旁边的中国太大范子红女士。他还向记者透露,由于自己的中国情结,他的大女儿也受到感染而收养了一个10岁的中国孤儿,他们家里的陈设装置也颇具中国化,成了地道的“中国世家”。   

发表于 2010-3-27 09:2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抗战从军纪念碑镌刻“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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