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提北京话儿

草长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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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源于北京话，以北京话为基础，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所以北京话一般来说都比较好懂，除了那些特别生僻北京人称之为犄角儿旮旯具有鲜明北京地域特色的词汇。

    从明朝开始算，北京话经过了三次大勾兑，两次小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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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朱棣定都北京，从自己侄子手中抢下大明江山，那次大批的南方人陆续追随新皇到北京发展，老朱家自己内部的事儿自己协调去，不说没国人插嘴的份儿，方孝孺的榜样摆在那儿，多说话连累旁人遭埋怨。大批南人北进，南方话，特别是江浙一带的语言冲释丰富了北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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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皇帝煤山殉国，大明朝倒了，李闯王也没成事儿，满族人进关，带来了大量以满语夹杂辽东方言的词汇，对应经成型的北京话又开始勾兑，这是第二拨儿；这就是北京话中有很多东北方言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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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城头一声炮响，革命了，溥仪皇帝让冯玉祥给轰出故宫，大清朝完了，张打赵，赵打李，忙着拉夫抢地盘娶姨太太，姨太太们打成一锅粥，劝架既费脑力又费体力，哪儿有心思管语言的事儿，什么口音都有，用的都是汉字，实在沟通不了辅助以手势，今儿住姓袁的，明儿姓段的登记住宿，买卖好的旅店顾不上装修，对员工加强语言培训就更免谈。（国民政府初定时候，定规官方语言——国语以何处方言为基础时，出现了一些歧义，议会里广东人多，当然愿意以粤语为基础开展工作为人民服务，孙中山力排众议，独挺北京话，举行了一次投票，北京话胜出，于是国语开始有了一些官方背景，算是攀上了高枝儿，可惜的是，推广工作不力，距离人人都说国语还有很大差距。）动荡时期，很多文人期望拯救这个破烂国家，于是出国找寻救国之策，远的欧洲，近的图省钱省时直接去了日本。海龟们陆续回来报效祖国，带回来一点儿新鲜之气，现代哲学宪政的一些词汇直接从日本引进，翻译都免了，反正日本字好认，这个主要是丰富了整个汉语系统，对北京话影响没有前两次大，只能算是一次小冲击，北京话略微有点儿摇摆，打了个趔趄，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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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一晃就过，49年，确定了常住户，大批命大没死成的革命功臣涌进北京城，从江西，从湖南，从陕北，从不知哪儿，带进来鸡零狗碎各处的话语，沙子、土、麦乳精加上北京原有的茶汤冲成一碗新的北京话，这是第三次大的勾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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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次小冲击来自于常住户内部，坐稳了位子了嘛不是，折腾与自我折腾当中大量自创的词汇涌上街头成为一景儿，北京话被兜头打倒在地嘴啃泥，好在那个时侯已经开始推广普通话（1956年），北京话奄奄一息没多少人在意，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团揉擀擦任意捏捻，北京话成了如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半死不活行将就木的死模样,这次要了她的命！

    有几个人几部作品对北京话转变成文字立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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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曹雪芹的《红楼梦》大量北京方言出现于人物对话当中，略微还有些南京一带方言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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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描写叙述当中已经使用了相当多北京话中的流行语，甚至满语浸入北京话的原生态都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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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就是老舍先生，绝大多数作品以北京方言为基础，把北京话运用到了极致，恐怕没有人能够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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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先生身后有邓友梅，萧乾，汪曾祺，王世襄等一大批作家。

    后来出现了王朔，这是改良一派，属于新北京话——进城的一批人带来的各地方言传染子女，嫁接在原有老北京土话的根基上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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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朔之后有刘恒，这个人有别于以大院儿出身为背景的王朔，更贴近于北京市民阶层，传承中间，嫁接过程不忒明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把新北京话推到相当的高度。

    博客里有一个叫路三哥的博友北京话写作成绩不错，书店里看见过他写的书，有人说他不在了，去他的博客，确实好久没有更新过，是不是我没有办法核实，但愿是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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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现在那些为北京话而北京话混稿费名气的小混混作家们，虚头巴脑，北京话的皮儿，瓤儿还是普通话，压根儿不值一提！！

窝窝头子屋

深刻学习！

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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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的生存与流动，有它所需的人文环境和保护传播。在无知与无耻中，它只有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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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刀子一样

QUOTE:

以下是引用pangong在2008-12-15 9:47: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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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腻歪的是世面儿上，年轻人嘴里常说的几个词：靠、丫、大爷的。都是下流话。在家里说得挨耳瓜子！到外头说招人笑话。如鲁迅称为“国骂”的“他*的”，是气愤之极、恶狠之极的发泄。现在都成了口头语儿。当面说不服气：不都这麽说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不知；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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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奈何呀！

明月清风

文革也有一定影响吧

小小的我

学习了

食烟火斋

 “第一部：曹雪芹的《红楼梦》大量北京方言出现于人物对话当中，略微还有些南京一带方言的影子。”

 

    大家都说《红楼梦》使用的是北京方言。小时候，我很奇怪，怎么《红楼梦》里有些语言和我奶奶说的话一样？我奶奶是天津人。后来明白了，永乐时期的一部分北京人是从南京搬来的，永乐时期的一部分天津人也是从南京搬来的，因此北京方言和天津方言里边相同的一部分，共同的根源来自南京。我奶奶的祖上在永乐时期从南京搬到天津，1929年又从天津搬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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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段说的那些人，刘弯达，算一个吧？

城根儿

又明白了一点儿

城根儿

又明白了一点儿。

pangong

我最腻歪的是世面儿上，年轻人嘴里常说的几个词：靠、丫、大爷的。都是下流话。在家里说得挨耳瓜子！到外头说招人笑话。如鲁迅称为“国骂”的“他妈的”，是气愤之极、恶狠之极的发泄。现在都成了口头语儿。当面说不服气：不都这麽说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不知；奈何？

草长鹰飞

QUOTE:

以下是引用路丁在2008-12-14 19:22:00的发言：

在我的记忆里，北京的人口变动有这么几次，一次就是49年定都北京，还有58年的大跃进时代，接继65年始的文革时代，然后就是大潮般的涌进。现在哪儿的话都有，就是北京话少，有时走在人群儿里，竟会怀疑是不是在北京。原本北京骂人脏话不多，顶多一个“他*的”也是从文革“论国骂”开始泛滥的，现在真不得了啦。是不想劳神，努力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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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都城，北京一直都没断了往里进人，这个不是造成北京话破烂状态的根本，语言一直都是流动的，不流动的只有堆积死猫烂狗的死水坑子，所以不要怕别人进来，进来人，带来新鲜的言语空气，打破一些旧有格局和语言套路重新组合是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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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针对语言审美功能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教育流失速度忒快。小孩儿学说话，大人来教，大人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赖的，糊涂糨子一锅粥，学校传统语言教育严重缺失，文化工作者趋利无德，人们生活漂泊无定北京话存在的整体环境、心态不存，都是北京话的掘墓人。

草长鹰飞

QUOTE:

以下是引用pangong在2008-12-14 12:13:00的发言：
文革以来，北京话就杂了。大院北京话、胡同北京话、北漂北京话。把江湖黑话、暗语，旧时的脏话，骂人的话，都收进来了，现而今很难分清缕析。新移民认为自己正宗，旧土著不想劳神；也没人在乎这个，以歪就歪了。也许这就是发展，可我觉着不是进步；我记得人民日报发过社论：“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记不清了）。冻豆腐——不好办了。大家伙儿努力认真往正道儿上拽，比信马由缰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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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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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北京土著在回望复古当中找寻旧传统，生活经验严重缺失，又不注重加强自身学习修养，把那些当初街边游走不入流甚至好人绝对不说混杂于北京话当中的‘流氓言语’当成时髦翻出来显摆，诸如‘尖果儿’‘盘儿靓’，甚至把逛窑子之不雅言语都编成小段儿宝贝似的拿出来贡献于网络，借以彰显自己是正统老北京人，学好不易学坏一门儿灵。其实不要说现在，就是当初老北京人生活的年代，规矩人遇到一些不雅的词汇，一定要绕着走，怕‘沾包儿’，噶杂子琉璃球盛行，这个是当前人们普遍浮躁忽视传统教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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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有层次和阶级属性的，宅门儿里当初绝对不允许说‘老阳儿’‘猫腻’‘老坷垃丸’‘勺勺颠颠’这样丢身份的词汇，即使下街正经买卖人也管得住自己和自己孩子不接触这样的脏口儿，说话尽量雅，不能野腔无调跟家里没了大人了似的。

2：普通话推广以后，大量生动具有生活气息的词语被淘汰，在上升到文字的文本过程当中消逝死去，这背离了汉语言发展的规律，从祖宗那儿说，历来就是用人们已经熟悉的事物、状态、感受来描摹人们不熟悉的事物的状态的，甚至连汉字的注音都是，胡适那一帮子文人推广白话文，芟断了传统汉字流传有序的历史，谋杀了传统文化，自五四以降，老文化人都是传统文字熏陶出来的，这种惯性甚至影响到老先生您这一辈人，从您这一辈人往下，断了根儿。加上拜克思马为神的新太平天国里左风强劲，49以后，日渐板结的普通话统治了人们的方方面面，文人零落，文字成了晋身阶梯或者盔甲，不死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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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个字能勾勒出的一幅画面，要让现代人一口气儿写上二百个大约才像个模样，既拘囿了人们的想象力又使人们运用文字能力得到了空前的退化，北京话怎么能够不秃眉烂眼呢？

甭盖纸，照样哭得过儿了！！

草长鹰飞

QUOTE:

以下是引用食烟火斋在2008-12-12 23:59: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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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曹雪芹的《红楼梦》大量北京方言出现于人物对话当中，略微还有些南京一带方言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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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说《红楼梦》使用的是北京方言。小时候，我很奇怪，怎么《红楼梦》里有些语言和我奶奶说的话一样？我奶奶是天津人。后来明白了，永乐时期的一部分北京人是从南京搬来的，永乐时期的一部分天津人也是从南京搬来的，因此北京方言和天津方言里边相同的一部分，共同的根源来自南京。我奶奶的祖上在永乐时期从南京搬到天津，1929年又从天津搬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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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段说的那些人，刘弯达，算一个吧？

您说的是，食烟火斋老师！！

在现状上看，天津话似乎比北京话要幸运些，因为，最少有冯骥才这样能写的文人存世，即使不写了，人在，不会一时绝了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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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呢，不一样，邓友梅老先生老了，很多人去了，没人能扛得起那杆大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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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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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城根儿在2008-12-12 23:33:00的发言：
又明白了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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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您说的，闲着没事儿，乱说，您也信？

横窗瘦影

绝对赞同~~~~~~~~

草长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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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adventure在2008-12-13 12:36:00的发言：
文革也有一定影响吧

没什么影响了，皆因那个时侯北京话已经死了，正往坟地里抬，坑都打好了，就差落棺填土！！

路丁

在我的记忆里，北京的人口变动有这么几次，一次就是49年定都北京，还有58年的大跃进时代，接继65年始的文革时代，然后就是大潮般的涌进。现在哪儿的话都有，就是北京话少，有时走在人群儿里，竟会怀疑是不是在北京。原本北京骂人脏话不多，顶多一个“他妈的”也是从文革“论国骂”开始泛滥的，现在真不得了啦。是不想劳神，努力拽吧。

pangong

文革以来，北京话就杂了。大院北京话、胡同北京话、北漂北京话。把江湖黑话、暗语，旧时的脏话，骂人的话，都收进来了，现而今很难分清缕析。新移民认为自己正宗，旧土著不想劳神；也没人在乎这个，以歪就歪了。也许这就是发展，可我觉着不是进步；我记得人民日报发过社论：“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记不清了）。冻豆腐——不好办了。大家伙儿努力认真往正道儿上拽，比信马由缰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