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文华胡同 Wen Hua Hu Tong[含18P]

掌柜 · 发表于 2011-7-29 1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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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文华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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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柜 · 发表于 2011-7-29 12:51:00

[资料]文华胡同

昝震海 · 发表于 2011-7-29 16:52:00

以下图片于2011年拍摄

[资料]文华胡同

景山东街 · 发表于 2011-7-30 13:02:00

lidazao

建工大师兄 · 发表于 2011-8-31 14:03:00

以下图片于2005年9月拍摄，如您也拍摄了该地区的图片或找到了其他关于该地区的文字资料，请跟帖发布！

建工大师兄 · 发表于 2011-8-31 14:04:00

建工大师兄 · 发表于 2011-8-31 14:04:00

[资料]文华胡同

掌柜 · 发表于 2011-9-6 13:27:00

文华胡同

　　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回国来到北京，一直到1927年就义，先后在北京住过8个地方。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

　　文华胡同这个名字，是1965年整顿地名时，为了纪念李大钊才改的。它原来的名字叫石驸马后宅。说起石驸马后宅名字的由来，还真有一段历史掌故呢。

　　在明朝这一带属于阜财坊。据明史记载，明宣宗的二女儿顺德公主下嫁石璟，驸马宅邸就在这一带。后来，人们就将驸马宅邸的大街叫做石驸马大街。不过，石璟这个驸马的下场也不太好。当时大宦官王振权势熏天，残酷打击、肆意诛戮不奉承他的官员，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意思就是驸马都尉石璟叱骂他自己家的太监，王振觉得这是骂和自己一样的人，很是厌烦，就找机会网罗罪名，把石璟下了大狱。成化十六年，石璟与顺德公主合葬在今天石景山区琅山村一带。

　　石驸马大街后边的小胡同，起初叫石驸马街后半边胡同。乾隆年间称后闸胡同，宣统年间又称石驸马后宅，简称后宅胡同。

　　1920年9月，李大钊租了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35号院坐落在文华胡同中段路南，分为南北两个院落，总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李大钊一家生活在北院。这是个三合院，正房3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北房东间是卧室，中间是餐厅，西间为子女读书处。西厢房3间作书房和会客厅。院子有3株海棠树，南面是花畦和盆花。

　　在石驸马后宅35号居住期间，也是李大钊革命生涯紧张忙碌的一个时期。

　　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李大钊办公室，他和张申府、张国焘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心之一。他每月捐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张国焘、邓中夏发起，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公推高君宇为书记。

　　1921年1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在那里叫工人识字，宣传革命道理；7月23日，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支部派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下半年，李大钊担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并先后建立了东城、西城、西山和长辛店机车厂4个支部。

　　上面简约的记述，可以看出李大钊在文华胡同居住期间的革命斗争轨迹。

　　让我们还是走进石驸马后宅35号，看看在那里发生的事儿吧。

　　1921年6月2日晚上，一家人围着八仙桌正要吃饭。夫人赵韧兰念叨说：“差不多快一年了，月月欠薪。每月大学发的那点薪水，你又不如数拿回来。再这样下去，家了就揭不开锅了。”

　　李大钊看着饭桌上摆着的咸鱼、高粱米粥，板着面孔说：“现在军阀把持政权，尽想争地盘，哪里还顾得教育经费！职员家里现在恐怕连口粥也喝不上了。”

　　全家人刚吃完饭，西屋的电话铃就响了。李大钊拿起电话，高声地说：“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7点以前我到学校里来！”

　　李大钊接完电话回来，夫人赵韧兰关切地问：“是不是明天就去？”

　　李大钊愤恨地说：“一定要去的。难道我们就让他们这样摆布下去吗？他们不讲道理，我们只有反抗，把请愿变成示威！我们要质问这些坏蛋，他们到底把办教育的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伙狗豺们不肯出面，我们的请愿书也已经写好了，那就用书面跟他们讲道理。”

　　正如李大钊所料。6月3日，李大钊率北京各校教职员、学生代表，到北洋政府请愿。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大总统徐世昌拒绝会见索薪团。于是，索薪团就把请愿书递了上去。徐世昌一看请愿书上有讥讽他的话：“徐大总统，你自己本来就是无耻，还有脸面提倡什么‘四存’，这就更无耻了！”气得脸儿发白，一言不发，就把请愿书给了国务总理靳云鹏。靳云鹏一看，马上下令：“这还行！卫兵，给我打！”

　　新华门前，北洋政府的卫兵用枪把和索薪团打了起来。马叙伦的左眼角被打得鲜血直淌。李大钊见卫兵行凶，挺身而出，脑门也被刺破了。他站在总统府影壁前，发表演说，揭露军阀。讲到最激奋的时候，脚底下污泥一滑，摔倒了。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顺治门里的首善医院。

　　听说新华门前出事儿了，李大钊的两个孩子到石驸马后宅胡同东口等爸爸，就是不见爸爸的身影。后来，有人来家里报信儿，告诉已经将李大钊送医院了，不太碍事儿。但是，一家人还是放心不下，在担忧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李大钊头上缠着纱布，回到了后宅胡同35号的家中。

　　二七惨案发生后，北京反动军阀政府通缉李大钊，并开始迫害他的家人。

　　一天，李大钊的儿子在门口玩儿，来了一群流氓，把他包围起来就打。夫人赵韧兰的侄子正好在家，拿起李大钊的紫檀木手杖，出门还击。这伙儿流氓像恶狗一样，冲进院子，闯进李大钊的书房，把书乱翻乱扔。洁净的书房一片狼籍，那伙儿流氓扬长而去。

　　军阀政府还派人冒充小偷，隔三差五地来捣乱。“小偷”偷走了家里的白箱子，夜里在房上乱窜，往院子里扔石头等等。

　　当李大钊的家人向警察报案时，军阀政府的警察却无动于衷。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骚扰和迫害，1924年2月，夫人赵韧兰被迫带着全家，搬到了西城区铜幌子胡同甲3号。

　　历史往往有许多的巧合。

　　石驸马后宅35号，1946年又成为爱国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寓所。尽管李大钊、黄宾虹居住的时间不同、居住的房屋也不同，但住在同一胡同的前后院，也让人感到传奇。

　　1937年，74岁的黄宾虹，应邀到北平鉴定故宫的书画，并兼任国画研究院导师、北平艺专教授，住在石驸马后宅7号。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他只能“伏居燕市”。

　　蛰伏北平期间，黄宾虹保持民族气节，不做“软体动物”，表现了一代国画大师的铮铮铁骨。

　　黄宾虹将画室名曰“竹北移”，书画题款不再用“宾虹”，改用“予向”，表明自己怀念乡邦、卧薪尝胆、面壁苦参的决心。

　　黄宾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英国人编印的《中华名画集》，专程请他作序。为了拉拢他，日伪当局想请他出任北平美术馆馆长，但黄老坚辞不就，并挥笔画梅花一幅，题诗言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耐此岁寒，以扬国光。

　　1939年，日本著名画家中村不折、桥本关雪二人，委托画家荒木石亩来北平看望黄宾虹。黄宾虹不见，请学生石谷风转告荒木石亩：眼下中日交战，私人交情再好，也没有国家民族的事体大，宴会不去，也不想见他。但荒木石亩执意要见，黄宾虹只好在写一张告示贴在门首：黄宾虹因头痛复发，遵医生所嘱需静养，概不会客，请予谅解。

　　到了1943年，黄老打算吃碗寿面、喝杯寿酒，给自己过80大寿了。可他太知名了，朋友、弟子争相祝寿。在北平，大画家齐白石送来一幅《蟠桃图》，祝黄老80初度。在上海，傅雷、裘柱常、顾飞、张菊生、陈叔通、李拨可、王秋眉、邓秋枝、高吹万等人，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黄宾虹先生八秩书画展》，并印《黄宾虹山水画册》及“特刊”，遥祝先生寿诞。

　　这种机会，日本人是不会放过的。北平艺专“辅佐官”伊京、黑田，委托学校的两位先生出面，说什么为共存共荣、为庆祝黄宾虹君八十大寿，特举行庆寿大会、举办画展。黄老十分气愤，拒不答应。日本人三番五次地促，他始终推托不去。

　　黄宾虹的选择，使他加倍贫困、加倍孤独。

　　中日战火越燃越大，黄老先生的生活也更困窘了，经常一日三餐不济。石附马胡同有个卖米的德州人，黄老时常光顾。一天，黄老又去买大米，德州人称了10斤大米已经倒进黄老的米袋，可黄老一摸兜儿，空空如也，没有钱。黄老很不好意思，问到：“没带钱，怎么办？”德州人倒也爽快：“下次再说。”以后，德州人每隔十天八天，就给黄老送来几斤大米。一家人要吃饭，大米不能不要。没有钱，黄老就他送一幅画儿，以画换米度日。

　　老朋友许尧的诗，形象地勾画出了黄老的北平生涯：“风雪埋头耐讨寻，寂寥巷陌一灯深。摒除万事成孤悦，癖古何知更有今。”

　　抗战胜利了，黄宾虹复任北平艺专教授。1946年，他从石驸马后宅7号移居石驸马后宅35号。不料，美国大兵闯进了北平，胡作非为，强奸中国学生。美军的暴行使黄宾虹产生了离开北平的念头。国民党当局知道后，鉴于他的名望，想以北平博物馆馆长或艺专校长的职务挽留他。黄宾虹坚辞不就，离开“专制压迫之久，思想迟钝”的北平，南返杭州，就任国立西湖艺专教授。

　　文华胡同旁边还有新文化街、文昌胡同。新文化街是为纪念鲁迅而命名的，文昌胡同曾有一座张学良的宅第。三条胡同都带“文”字，李大钊、鲁迅、张学良又都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这在北京的胡同中，也是罕见的。

　　80多年来，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一直被作为民居使用。随着2008北京奥运脚步越来越近，李大钊故居被列入了《北京市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2006年，西城区政府启动了李大钊故居腾退、修缮工程。2007年4月28日，也就是李大钊就义80周年之际，李大钊故居向公众开放。

　　文华胡同，闪耀着革命的光辉，散发着文化的芳香。尘封的历史，总会被后人认真地解读。

掌柜 · 发表于 2011-9-7 09:53:00

文华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部，东西走向，东起佟麟阁路，西至闹市口大街。全长454米，宽约3米。明朝属阜财坊，称石驸马街后半边胡同。清朝属镶蓝旗，乾隆年间称后闸；宣统年间称石驸马后宅，又称后宅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改为文华胡同。现属西城区金融街街道办事处辖界。

掌柜 · 发表于 2011-9-7 09:54:00

为纪念李大钊，1965年北京市政府将石驸马后宅改为文华胡同。文华胡同24号，是李大钊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后来又成为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寓所。李大钊故居向公众开放，封尘的传奇历史，等待着您的解读。文华胡同这个名字，是1965年整顿地名时，为了纪念李大钊才改的。它原来的名字叫石驸马后宅。说起石驸马后宅名字的由来，还真有一段历史掌故呢。
在明朝这一带属于阜财坊。据明史记载，明宣宗的二女儿顺德公主下嫁石，驸马宅邸就在这一带。后来，人们就将驸马宅邸的大街叫做石驸马大街。不过，石这个驸马的下场也不太好。当时大宦官王振权势熏天，残酷打击、肆意诛戮不奉承他的官员，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狱”。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意思就是驸马都尉石叱骂他自己家的太监，王振觉得这是骂和自己一样的人，很是厌烦，就找机会网罗罪名，把石下了大狱。成化十六年，石与顺德公主合葬在今天石景山区琅山村一带。
　　石驸马大街后边的小胡同，起初叫石驸马街后半边胡同。乾隆年间称后闸胡同，宣统年间又称石驸马后宅，简称后宅胡同。

李大钊简介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县人，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8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在此居住期间，李大钊和邓中夏、陈独秀等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研究会”，不久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加紧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通俗刊物《劳动者》，开办劳动补习班，成立长辛店工会，并在此会见过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1927年被奉系军阀杀害。1979年，李大钊故居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李大钊同志生前在北京曾居住过五处。西城区石驸马后宅26号是其1920—1922年时的居住之所，也是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现为新文化街文华胡同24号。该院为三合院。正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此房东间是卧室，中间餐室，西间为子女读书处。西厢房三间作书房和会客厅。东厢房三间为来往亲友等人居住。院内有三棵海棠树，院子南面是花畦和盆花，李大钊同志曾亲自栽培花木。在此期间。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陈独秀等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见过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不久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加紧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通俗刊物《劳动音》，开办劳动补习班，成立长辛店工会。1921年李大钊同志又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马林多次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多次与陈独秀联系，帮助济南、天津等地建立了共产党小组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领导了京汉“二七”大罢工，并担任北方区党委书记，同时担任中国劳工组合书记。和林伯渠同志一道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帮助孙中山制订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使之革命化。他充分利用当时的革命形势，推动了北方革命的发展。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又一次激怒了反动政府，反动警察经常去找麻烦，李大钊同志不得不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住。1923年春搬到西城铜幌子胡同3号居住。1924年5月张国焘被捕叛变告密。北洋军阀政府下令缉捕李大钊同志，反动军警还包围搜查这里，大钊同志不得不离京，到昌黎五峰山去避难。
　　1924年冬，李大钊同志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又迎接了新的战斗、直至1927年被军阀张作霖逮捕英勇就义。现已将该处作为李大钊同志故居，1979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20年9月
　　李大钊租了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35号院坐落在文华胡同中段路南,分为南北两个院落,总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李大钊一家生活在北院。这是个三合院，正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东间是卧室，中间是餐厅，西间为子女读书处。西厢房三间作书房和会客厅。院子有三株海棠树，南面是花畦和盆花。　　在石驸马后宅35号居住期间，也是李大钊革命生涯最紧张忙碌的一个时期。
1920年10月
　　在北京大学李大钊办公室，他和张申府、张国焘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心之一。他每月捐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张国焘、邓中夏发起，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公推高君宇为书记。
1921年1月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在那里教工人识字，宣传革命道理；7月23日，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支部派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下半年，李大钊担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并先后建立了东城、西城、西山和长辛店机车厂四个支部。　　上面简约的记述，可以看出李大钊在文华胡同居住期间的革命斗争轨迹。　　让我们还是走进石驸马后宅35号，看看在那里发生的事儿吧。
1921年6月2日
　　晚上，一家人围着八仙桌正要吃饭。夫人赵韧兰念叨说：“差不多快一年了，月月欠薪。每月大学发的那点薪水，你又不如数拿回来。再这样下去，家里就揭不开锅了。”
　　李大钊看着饭桌上摆着的咸鱼、高粱米粥，板着面孔说：“现在军阀把持政权，尽想争地盘，哪里还顾得教育经费！职员家里现在恐怕连口粥也喝不上了。”
　　全家人刚吃完饭，西屋的电话铃就响了。李大钊拿起电话，高声地说：“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7点以前我到学校里来！”
　　李大钊接完电话回来，夫人赵韧兰关切地问：“是不是明天就去？”
　　李大钊激愤地说：“一定要去的。难道我们就让他们这样摆布下去吗？他们不讲道理，我们只有反抗，把请愿变成示威！我们要质问这些坏蛋，他们到底把办教育的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伙狗豺们不肯出面，我们的请愿书也已经写好了，那就用书面跟他们讲道理。”
　　正如李大钊所料。6月3日，李大钊率北京各校教职员、学生代表，到北洋政府请愿。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大总统徐世昌拒绝会见索薪团。于是，索薪团就把请愿书递了上去。徐世昌一看请愿书上有讥讽他的话：“徐大总统，你自己本来就是无耻，还有脸面提倡什么‘四存’，这就更无耻了！”气得脸儿发白，一言不发，就把请愿书给了国务总理靳云鹏。靳云鹏一看，马上下令：“这还行！卫兵，给我打！” 　　新华门前，北洋政府的卫兵用枪把对索薪团施暴。马叙伦的左眼角被打得鲜血直淌。李大钊见卫兵行凶，挺身而出，脑门也被刺破了。他站在总统府影壁前，发表演说，揭露军阀。讲到最激奋的时候，脚底下污泥一滑，摔倒了。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顺治门里的首善医院。
　　听说新华门前出事儿了，李大钊的两个孩子到石驸马后宅胡同东口等爸爸，就是不见爸爸的身影。后来，有人来家里报信儿，告诉已经将李大钊送医院了，不太碍事儿。但是，一家人还是放心不下，在担忧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李大钊头上缠着纱布，回到了后宅胡同35号的家中。　　二七惨案发生后，北京反动军阀政府通缉李大钊，并开始迫害他的家人。
　　一天，李大钊的儿子在门口玩儿，来了一群流氓，把他包围起来就打。夫人赵韧兰的侄子正好在家，拿起李大钊的紫檀木手杖，出门还击。这伙儿流氓像恶狗一样，冲进院子，闯进李大钊的书房，把书乱翻乱扔。洁净的书房一片狼藉，那伙儿流氓却扬长而去。
　　军阀政府还派人冒充小偷，隔三差五地来捣乱。“小偷”偷走了家里的白箱子，夜里在房上乱窜，往院子里扔石头等等。
　　当李大钊的家人向警察报案时，军阀政府的警察却无动于衷。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骚扰和迫害，1924年2月，夫人赵韧兰被迫带着全家，搬到了西城铜幌子胡同甲3号。
　　历史往往有许多的巧合。
　　石驸马后宅35号，1946年又成为爱国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寓所。尽管李大钊、黄宾虹居住的时间不同、居住的房屋也不同，但住在同一胡同的同一门号内，也让人感到传奇。

掌柜 · 发表于 2011-9-7 09:54:00

1937年
　　74岁的黄宾虹，应邀到北平鉴定故宫的书画，并兼任国画研究院导师、北平艺专教授，住在石驸马后宅7号。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他只能“伏居燕市”。
　　蛰伏北平期间，黄宾虹保持民族气节，不做“软体动物”，表现了一代国画大师的铮铮铁骨。　　黄宾虹将画室名曰“竹北移”，书画题款不再用“宾虹”，改用“予向”，表明自己怀念乡邦、卧薪尝胆、面壁苦参的决心。
　　黄宾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英国人编印的《中华名画集》，专程请他作序。抗日时期，日伪当局为了拉拢他，想请他出任北平美术馆馆长，但黄老坚辞不就，并挥笔画梅花一幅，题诗言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耐此岁寒，以扬国光。
1939年
　　日本著名画家中村不折、桥本关雪二人，委托画家荒木石亩来北平看望黄宾虹。黄宾虹不见，请学生石谷风转告荒木石亩：眼下中日交战，私人交情再好，也没有国家民族的事体大，宴会不去，也不想见他。但荒木石亩执意要见，黄宾虹只好再写一张告示贴在门首：黄宾虹因头痛复发，遵医生所嘱需静养，概不会客，请予谅解。
1943年
　　黄老打算吃碗寿面、喝杯寿酒，给自己过80大寿了。可他太知名了，朋友、弟子争相祝寿。在北平，大画家齐白石送来一幅《蟠桃图》，祝黄老80初度。在上海，傅雷、裘柱常、顾飞、张菊生、陈叔通、李拨可、王秋眉、邓秋枝、高吹万等人，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黄宾虹先生八秩书画展》，并印《黄宾虹山水画册》及“特刊”，遥祝先生寿诞。
　　这种机会，日本人是不会放过的。北平艺专“辅佐官”伊京、黑田，委托学校的两位先生出面，说什么为共存共荣、为庆祝黄宾虹君80大寿，特举行庆寿大会、举办画展。黄老十分气愤，拒不答应。日本人三番五次地催促，他始终推托不去。
　　黄宾虹的选择，使他加倍贫困、加倍孤独。
　　中日战火越燃越大，黄老先生的生活也更困窘了，经常一日三餐不济。石驸马胡同有个卖米的德州人，黄老时常光顾。一天，黄老又去买大米，德州人称了10斤大米已经倒进黄老的米袋，可黄老一摸兜儿，空空如也，没有钱。黄老很不好意思，问到：“没带钱，怎么办？”德州人倒也爽快：“下次再说。”以后，德州人每隔十天八天，就给黄老送来几斤大米。一家人要吃饭，大米不能不要。没有钱，黄老就送他一幅画儿，以画换米度日。
　　老朋友许尧的诗，形象地勾画出了黄老的北平生涯：“风雪埋头耐讨寻，寂寥巷陌一灯深。摒除万事成孤悦，癖古何知更有今。”
　　抗战胜利了，黄宾虹复任北平艺专教授。1946年，他从石驸马后宅7号移居石驸马后宅35号。不料，美国大兵闯进了北平，胡作非为，强奸中国学生。美军的暴行使黄宾虹产生了离开北平的念头。国民党当局知道后，鉴于他的名望，想以北平博物馆馆长或艺专校长的职务挽留他。黄宾虹坚辞不就，离开“专制压迫之久，思想迟钝”的北平，南返杭州，就任国立西湖艺专教授。
　　文华胡同旁边还有新文化街、文昌胡同。新文化街是为纪念鲁迅而命名的，文昌胡同曾有一座张学良的宅第。三条胡同都带“文”字，李大钊、鲁迅、张学良又都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这在北京的胡同中，也是罕见的。
　　多年来,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一直被作为民居使用。随着2008北京奥运脚步越来越近，李大钊故居被列入了《北京市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2006年，西城区政府启动了李大钊故居腾退、修缮工程。到2007年4月28日，也就是李大钊就义80周年之际，李大钊故居开始向公众开放。

掌柜 · 发表于 2011-9-7 09:55:00

胡同里的勺园

北京晚报 [作者：段启明]

　　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的修复对外开放，曾让我百感交集、兴奋不已，因为我的青少年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在这条胡同里度过的，而且，按当时这条胡同的格局，我住的院子就在李大钊故居的斜对面--文华胡同19号。

　　今之文华胡同，原名“石驸马后宅胡同”。在1950年出版的《北京市街道详图》上，这条胡同标做“后宅胡同”，老北京人则简称之为“后宅”，而那“宅”字又发音为“闸儿”。

　　胡同东口的马路（佟麟阁路）对面，有几幢红砖小楼，当时人们都称之“铁路医院”，院门前有一块小小的水泥铺地的空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它就算是这一带的比较像样的建筑了。夏天的傍晚，常有很多人在这里乘凉、嬉戏，后来已改为其他单位了。据我所知，上世纪末这里曾是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艺术研究所，所长秦华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每次见面，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与他谈论这一带地方当年的情景。而今这里又成了别的什么单位，我就不清楚了。

　　这条胡同不像相邻的文昌胡同那样笔直，而有几处曲折。胡同中段路北，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与文昌胡同相连，人们都叫它“横胡同”。

　　文华胡同里也有几所高门大宅，但那格局，在北京城里并不少见。而我住过的那个19号院儿以及它后来发生的变迁，却是并不多见的。

　　文华胡同19号，本不是什么四合院、大宅门，而是一座不小的花园。正门在文华胡同路北朝南，院子的后墙则在文昌胡同路南。双开的院门很小，门楣上却有两个砖雕的大字：“勺园”。

　　走进门内，有花墙式的不大的影壁，绕过影壁，一眼望去，完全是一座花园。

　　院子的南边是一排朝北的南房，东、西两边又有厢房，上世纪五十年代都有住户。院子的中间，是外带游廊的几间非常漂亮的花厅。花厅南边有一个花坛，花坛四周有矮墙，供人息坐，坛中间是花圃，盛开着芍药；院内的东边，有一条两边长满花树的曲径，贯通院子的南北，其间还有一个很别致的小凉亭；院子的最北边，原是一排玻璃门窗的大暖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也住着三四户人家；西北角上，还有一带不长的“长廊”，“长廊”前面有一座用石头建成的小拱桥。

　　院子的西墙根，有一个“园中之园”--极小巧的小院子，院内两间小屋，十分简陋、古朴，颇有“野趣”，原来应是花匠的住处和存放工具的地方，后来也住了人家。整个大院里，有很多条石子铺就的甬路，路面有石子镶成的各种图案。院子里到处是草坪、花卉及各种果树，春暖花开时节，真是“姹紫嫣红”，美不可言！

　　大院里住着十来户人家，有老北京人，也有外地人，大家和睦相处，亲亲热热。特别是孩子们，从十几岁的中学生到五六岁的小不点儿，都在这大花园里尽情地嬉戏，各种各样的玩法，难以尽述。

　　夏天的傍晚，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南屋的赵爷爷，常在院子里摆一张小桌，沏一壶茶，慢慢地喝着，因为耳背，很少与人交谈。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大爷喝茶……”那时我是个初中生，从未听到过这样的称呼，觉得忒逗了。看来耳背的赵爷爷脑子里，还保留着前清、民国时代的称谓习惯（“大爷”这两个字，作为一种称谓，因重音不同，所指亦完全不同，如果重音在“大”，则指伯父辈的人，如果在“爷”，却是对男性的一种客气的称呼。赵爷爷称我“大爷”，自然是后者）。

　　赵奶奶更是我难以忘怀的一位老人，她是典型的“老北京”，干净、利落就甭说了，处世之周到，待人之和气，特让人感动。总之，那时街坊之间的那份情谊……现在，哪儿找去！

　　这所“勺园”大院，据说原是傅作义将军的产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房东姓安，主人安春山，曾是傅作义麾下的一位军长，时为内蒙古自治区水利部门的“大官儿”（具体是什么职务，街坊们也弄不清楚），经常回北京来。院儿里的孩子们都喊他“安大爷”。

　　“安大爷”个子不高，说话声音非常洪亮，十足的军人做派。他很喜欢和院儿里的孩子们玩儿，常常像喊口令一样喊我：“大队长，过来！”（因为我那时还戴着少先队的“三道杠”）。

　　1954年，这所花园大院发生了巨变。房东把院子卖给了“水电总局”（当时住户们也搞不清楚这是哪个部门，全称是什么）。而那卖法也很奇特：整个院子是卖了，但又保留了南房和东、西厢房，即在房前一米多宽的位置修了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墙的北边属于“水电总局”，墙的南边在房前就形成了一条贯通东西的通道，那宽度也只能推过一辆自行车吧，而这里的住户，则真正是“开门见墙”了。于是，一所美丽、宽敞的大花园，彻底消失了。

　　房东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卖法，也是一片好心：既卖了院子，又为住户保留了住房，以免觅房搬迁之苦。

　　“水电总局”买下这个院子后，立即全部拆平，开始盖楼，偌大一个花园大院立马变成了工地。那时的工地，与现在的大不同了，根本看不到什么机器，全靠“小工”挑土担沙，喊着号子，往来奔跑。那时的老百姓，也没什么“扰民”的概念，看着热闹的工地，还觉得挺好玩儿的。大概经过一年多时间，一幢四层的楼房及配套设施建成了。而当年的“勺园”，则变成了一个狭长的小“院”。半个世纪以来，住户已轮换了几茬，我家也早已迁出。但是，发生在那里的往事，至今依然让我魂牵梦萦，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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