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新京报：大吉片的拆与保

小车

200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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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篇语】

　《北京地理》已经操作近1000期，早期的报道曾对城门、城墙以及众多胡同进行了溯源式的报道。去年此时，《北京地理》以“崇南坊”为名，持续十三期报道了位于磁器口大街和幸福大街之间的“崇文区六号地”胡同群。老北京南门之外的大关厢地段如今都在除旧布新的城市美化进程之中，即将呈现在您面前的“宣南坊”系列报道就是对“崇南坊”的一次遥远呼应。《北京地理》曾经多次报道过“大吉片”内的部分街巷和古建，本月14日，北京地理的采编与曾一智女士一起，对菜市口东南侧的大吉片胡同群进行了排查。此次报道我们不再因循这一地片的“自然地理”，而是将报道划分成大吉片的文化生产、商业机构、胡同生态、彼岸世界、古城余脉、古建样式以及图片版等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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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8年菜市口胡同拓为一条同名的宽阔大街，到不久以后两广大街的改造拓宽，原本呈“丁”字形的菜市口变为一个四处通达的标准十字路口时，迹象就已经表明，这里正在转化为宣南区域内最为核心的交通枢纽。无论“第三条长安街”（两广大街），还是“传媒大道”（宣武门外大街连接菜市口大街直到南二环），它们所暗示的愿景都足以引发向四外纵深处辐射蔓延的欲望和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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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市口四周
　和大吉巷有关的“片”段

　这片被命名为“大吉片”的胡同群“危改拆迁”项目早在2003年以前就已经获得批准。与大吉片命运相似的，还有菜市口的西南、东北和西北胡同群，分别被命名为“菜西片”、“棉花片”和“广安片”，以及广安片以北直到宣武门外西侧的“宣西片”，而棉花片以北，则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建设的椿树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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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夏天，北京出生的曾一智第一次到宣南进行文物考察，发现菜市口东南角一片会馆建筑云集的胡同区启动拆迁、面临覆灭的命运时，她仍然切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就在这年1月，国务院刚刚批复了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其中明确提出对北京旧城要进行“整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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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大拆大建”，“坚持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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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拆”与“保”的撕扯中，项目进展得并不顺利。2005年7月，大吉片一期拆迁启动之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就曾致信北京市有关部门，要求立即停止在大吉片拆迁。今年10月初，曾一智正式向宣武区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附有详细名录的《不可移动文物定级和认定申请书》，而2005年6月，老北京网就已经发布了一份包括了曾一智调查结果的名录。对比两份名录，可以清楚地发现，4年前标注着“现为民居”的许多院落，后面的标记文字已经改为“已拆除”，其他的也多已处于正在拆除或者翻建之中。

　2007年九、十月间，半个月之内，菜西片和棉花片的危改工程正式启动，连同同时启动的大吉片二期，在菜市口周边，三个危改项目开始齐头并进。今年6月，在地铁四号线开通3个月之前，最后一处“广安片”也贴出了拆迁通告，临街处建起了遮挡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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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记者陪同最近一次对大吉片进行考察结束之后，曾一智特地带领记者赶往菜市口东北角的棉花片，在正在崛起的大楼近旁，满眼所望已是一片废墟。

 

　拆迁区四至
　新“大吉片”的历史渊源

　菜市口东南角这片列入危改拆迁的区域西起菜市口大街，东至福州馆前街，北抵骡马市大街（两广大街的一段），南到南横街，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600米，涉及大小胡同街巷30多条，院落300余个。

　2007年9月，北京地理学会秘书长王越到南横街办事，偶然发现拆迁布告已经张贴街北的墙上，他随即致信媒体，称列入“大吉片”范围的果子巷、潘家胡同、羊肉胡同（1965年后更名为“南大吉巷”）、大吉巷等都是金代留下的街巷，“具有千年历史的街巷居然要毁于一旦，这终将成为日后的遗憾”。而王越个人即出生在其中的羊肉胡同，并在这一带度过了他的整个童年。

　在本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王越详细解释了大吉片胡同群在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上的地位：金中都城内的街巷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继承辽燕京城的旧街巷，而大吉片范围中的胡同则应该是金中都东扩以后形成的新街巷。“这一点非常重要。”王越表示。大约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城市经济的活跃，（里坊制的）坊墙的束缚逐渐被突破，宵禁取消，坊墙拆除，沿街商业出现。这意味着里坊内原来封闭的街巷走向开放，而从辽燕京到金中都，正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键时期。

　王越推测，在金中都时期，今天的大吉片胡同应该颇为繁华。“比如大吉巷，原名‘打劫巷’。有人认为从名字足见这里治安混乱，一派荒凉。我觉得‘打劫’并不是抢劫，老北京人买东西觉得昂贵，会说‘打劫啊’。因此，这个名字可能恰恰证明这里曾经集中了许多商铺和娱乐场所。”在此基础上，王越进一步推断，从金中都到元大都，随着城市中心的转移，在中都城和大都城之间应该形成了一条通道，“由大吉巷这里向东北方向位移，直到明代，逐渐在前门一带形成新的商业区。

　现年76岁的宣南文史专家孙兴亚则认为，“今天的菜市口包括大吉巷一带在明清时期重获繁荣，应该明代皇城南扩、营建外城，前门形成商业中心然后逐渐向两厢辐射的结果。”而对于无数专家、热心人士和普通百姓试图保存这片胡同区的努力，孙兴亚觉得前景“并不乐观”。

　78家会馆
　宣南文化的发轫之地

　“我们讲宣南文化，宣南文化的根在哪里？这个必须予以明确。所谓‘宣南’，最初是明代的一个坊名。大吉片绝大部分都处于宣南坊的范畴之内（记者按：粉房琉璃街以东少数几条胡同属于正南坊）。因此，可以说，大吉片正处于宣南的核心地带(当然，后来广义上的宣南则泛指宣武门外地区)。”

　孙兴亚认为，广义的“宣南文化”包括了在宣南地区形成的所有文化形态，比如商业、娱乐、餐饮等等，但“无论我们细分出多少样，都必须承认，所有这些文化形态的核心都是会馆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士子文化。这一点在大吉片及其周边地区又有最集中的体现”。曾一智考察的结果表明，在大吉片中，能够查到的会馆就有六七十家之多；而据生活在大吉片前兵马司胡同的田雁增考察，这一带的会馆则有78家。

　“从明代开始，会馆就已经开始在宣南出现。但真正兴盛起来则是清初特别是乾隆以后，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满清统治者实行的满汉分治政策。这使得各省进京赶考的举子等等大多聚集生活在宣武门外一带。”孙兴亚说，其中，从清初徐谦学率领大批士子修撰《明史》、清中期的乾嘉学派以及魏源、林则徐、曾国藩等到清末的维新派和戊戌变法，形成了士子在宣南聚集的三个高潮，而这相当一部分都活跃在大吉片及其周边，特别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

　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认为，戊戌变法的许多重要活动发生在大吉片的会馆中，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至少士子的聚集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非常活跃的舞台，因此甚至可以说，这里就是“戊戌变法的策源地”；当然，“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宣南会馆的衰落已不可避免。而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内城的放开，城市中心已经转移。陈独秀、胡适等人在这里创办《每周评论》、鲁迅在附近写作《呐喊》可能恰恰因为这里已经是一个相对偏僻荒凉的地方，便于躲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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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危改拆迁启动以来，围绕大吉片去留的争议从未止息。但历经4年多的时间，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残缺的胡同群———既包括掀了一半的屋顶、卸掉窗户的房墙、破损的雕花，更包括那些遗失了的和正在遗失的信息，历史的、地理的、生活的和情感的。

　相对那些坚持推动/启动危改拆迁的人们和那些从最初就为挽留大吉片而不懈呼吁的人们，《北京地理》的这一系列报道似乎是“迟来者”。无论如何，我们愿意走进大吉片，承担起一份打捞的工作。我们还愿意记住，在这个冬天，在北京，一个重要的地理事件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至于“大吉”，这个颇有口彩的字眼，我们愿意面向未来，借用作对于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的深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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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片胡同是北京城市格局从里坊制向坊巷制转化的一个见证。(王越)　

　大吉片不同于棉花片，除去西南角已经接近完工的一期工程之外，它的肌理还在。(曾一智)　

　真希望对大吉片进行最后的城市考古发掘，如果真能挖出金中都东城濠的遗迹，那也算是一个补救吧。(孙兴亚)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耿继秋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老片

已经拆的乱七八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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