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胡同儿因缘-----一条北京小巷的生生世世

一张回程票

作者 何伟（Peter Hessler） 张泠   译
　　
　　1．
　　
　　过去五年，我住在紫禁城以北一英里、北京闹市区一条小胡同的公寓楼里。我的胡同儿，没名儿没姓儿，始于西，绕过三个九十度的弯儿，出口儿朝南。从地图上看，形状颇为奇特：有点儿像问号，或像佛教万字符的半边儿。说它特别，还因为它是老北京得以幸存的少数区域之一。如当今中国的多数城市一样，首都日新月异——当地最大的地图出版社每三个月就得更新一次道路图，忙乱不堪地追随城市发展的脚步。但我住的那个胡同儿的布局几百年来没怎么变过。北京第一份详细的地图完成于1750年（清乾隆年间），在那份文献里，我的胡同儿蜿蜒着与今天相同的曲线。北京考古学家徐苹芳告诉我，我这条小街的历史也许可以回溯到14世纪，在元朝统治下，北京城的许多部分被规划设置。元朝人也留下这个蒙古词：胡同，在汉语中意为“小巷”。老北京们管我的胡同儿叫“小菊儿”，因为它连着那条大一点儿的“菊儿胡同”。
　　
　　我住在一栋三层楼房里，周围环绕着砖的、木的、或瓦的平房——胡同的典型建筑。这些房子默立在灰砖墙后，老北京的造访者们常对这种分割感印象深刻：墙后边儿还是墙，灰砖上还是灰砖。但胡同儿里最显著的特点是人们彼此的亲昵和生活的动感。十几家人可能共用一个大门儿，即使老居民区有自来水了，只有少数人有私人卫生间，所以公共厕所在百姓生活里扮演了重要角色。胡同儿里，很多东西都是公用的，包括胡同儿本身。即使在隆冬时节，人们也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坐在路边跟邻居聊天儿。不时有小贩穿过——因为胡同儿太小了，开不成超市。
　　
　　车也不多。一些小巷，比如我住的这条，太窄了，车钻不进来，因此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让你难以想像是从这个有1500万人的城市中心发出来的。我常在拂晓时分醒来，听见街坊邻居在去公共厕所的路上打招呼，可能手里拿着夜壶。早晨，小贩们出动了。他们蹬着三轮车穿街过巷，每人都独具风格地吆喝着。卖啤酒的女人嗓门儿最大，一遍一遍地放声高喊：“卖——啤——酒！”在早上八点，这声音可能会令人心烦意乱：“卖——啤——酒！”——但这几年来我学会了欣赏这些吆喝里的音乐之美。卖米的男人调门儿很高；卖醋的是个男低音。磨刀的表演打击乐——金属相碰的叮叮当当。这些声音令人心灵宁静：提醒我即使我不出门，生活还是在继续，即使有点失衡。我有时买点烹饪油、酱油和应季的蔬菜水果。冬天，我也买几串蒜辫子。一个卖手纸的小贩每天都蹬着三轮车穿来穿去。这儿从不缺煤。偶尔，我也吃冰糖葫芦。
　　
　　我甚至可以从收破烂儿的那儿赚点小钱。平常日子，平均每隔半小时就有个收破烂儿的蹬着平板三轮车经过。他们收纸盒箱、纸、泡沫塑料，和破家具。他们赁公斤收旧书，按尺寸收报废电视。旧家具可被修理，或拆成零件用。纸和塑料可卖给废品收购中心谋点薄利。不久前，我在我公寓门口堆了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请每个路过的收破烂儿的进来瞧瞧值多少钱。一摞儿旧杂志卖了将近5块钱；一根烧坏了的电脑线卖了4毛；两个破台灯，总共5毛6；一双破皮鞋：9毛6。两个破掌上电脑：两块9毛6。我给一个人我在写的那本书的草稿，他拿出一杆秤，称了称，给了我1块2。
　　
　　四月末的一天，我坐在桌边，忽听有人吆喝：“长——头发！长——头发！”这音调听来不甚熟悉，于是我去胡同里看个究竟。一个男人和他的小车立在那儿。他从河南来，他的工厂做假发和发套。我问他生意如何，他从麻袋里掏出一条黑黑长长的马尾辫。这是从另一个胡同的人家花80块买的。他来北京因为天气转暖了——剪头发季节——他希望回河南之前可以收到100磅上好头发。而这些头发，据他说，大部分会出口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正聊着，一位大妈匆匆赶来，手里一个紫色丝手绢包。她小心翼翼地展开：两条大辫子。
　　
　　“我闺女的，”她说。从她女儿上次剪头发，她一直留着。
　　
　　每条马尾辫都约有8英寸长。收头发的拿起一条，仔细研究着，像个懂行的渔夫。他说：“太短了。”
　　
　　“怎么？”
　　
　　“没啥用，”他说。“我要更长的。”
　　
　　大妈试图再商量商量，但没什么效果；只好拿着那两条辫子回家了。收头发的人离开胡同儿时，他的吆喝四处回响着：“长——头发！长——头发！”
　　
　　
　　2．
　　
　　我搬进小菊儿胡同不久，北京开始角逐主办2008年奥运会，奥林匹克荣誉的痕迹开始触及胡同儿。极力推进北京平民的运动爱好和健康意识，政府修建了无数户外健身设施。油漆得亮晶晶的钢铁设备好意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但看上去有点古怪，似乎设计师只在健身房匆匆瞄了一眼，全凭记忆设计出来的。在健身场所，人们推转大轮子，推那些毫无阻力的杠杆，在摇锤上荡来荡去，如公园里的孩子。在北京市区甚至郊区，健身设施随处可见，即使在长城附近的小村子。在那里，这些设施给农人们新的生活方式选择：为收胡桃劳作12个小时之后，他们可以一遍又一遍转一个黄色的大轮子解乏。
　　
　　但没人比胡同儿居民们更喜欢这些健身设施。这些设备分散在老城四处，藏在小巷子里。清晨和黄昏，它们尤为尽职地忙碌着——成群的老人们闲聊着，在摇锤上玩上几圈。一些温暖的夜晚，男人们悠闲地坐在这些设备上抽烟。这些设施对胡同儿运动来说再完美不过：提供和邻居们在街上厮混的好借口。
　　
　　2000年底，作为全城“申奥”提高卫生设施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在菊儿胡同重建了公共厕所。这变化如此戏剧性，如奥林匹斯山的灵光瞬间照耀到这些小巷，留下一个壮丽的建筑。这个公共厕所有自来水、红外线自动控制的抽水马桶，还有中文、英文和盲文的标志。灰色屋瓦让人联想起胡同儿里的传统建筑。使用规则镌刻在不锈钢上，“3：每个使用者可以用一块免费的手纸（长80厘米，宽10厘米）。”旁边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全职看管厕所。了解自尊心颇强的北京市民不愿在公共厕所工作，政府从内地省份招来一些夫妇作为工人，大部分来自安徽。丈夫清理男厕所，妻子负责女厕。
　　
　　在菊儿胡同的那对夫妇带来了他们的儿子，在公共厕所前，小家伙开始学步。如此场景在首都上演，或许有一天这些孩子会成为北京版本的“午夜孩童”（Midnight’s Children，注：来自Salman Rushdie著名英文小说，关于一些在印度独立时出生的孩子）：一代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公共厕所里长大，“奥运”十年后，会长大成人并带给祖国母亲卫生荣耀吧。同时，菊儿胡同的住户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新厕所对面干净的公共空间。修自行车的老杨把他的工具和破自行车们堆在那儿；入秋，卖白菜的就睡在公共厕所附近的草地上。隔壁烟店的王兆新，在厕所入口附近放了几个摇摇欲坠的破沙发。还有人贡献了个棋盘。折叠椅出现了，随后是堆满啤酒杯的木头橱柜。
　　
　　不久，这儿堆了不少家具，每晚也聚满了人。王兆新宣称这是“W.C.俱乐部”。任何人都可以入会，当然，对于谁应该当主席，谁当政治局委员，有些争议。作为个外国人，我属于“少先队员”级别。周末晚上，俱乐部在厕所门前搞烧烤。王兆新提供烟、啤酒和白酒；新华社的司机曹先生则念叨着报上的新闻。炭烧的烤架由一位姓楚的残疾人看管。因行动不便，老楚经官方许可，可以开一辆小的机动车，这使他穿过胡同儿运羊肉串儿容易多了。2002年夏天，中国男子足球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打进世界杯了，“W.C.俱乐部”搞了台电视机，从厕所引来电源，无情地嘲笑国家队——因为他们自始至终一球未进。
　　
　　
　　3．
　　王兆新谦虚地拒绝“主席”头衔，尽管他是大家显而易见的选择：他的生活与现代北京的变化密不可分。他的父母1951年搬进菊儿胡同。那时，北京15世纪早期的布局还完好无损，在当时世界各国的首都中显得独具一格：一座古老城市，历经现代化进程和战火，却几乎安然无恙。
　　
　　北京曾有一千多家佛寺庙宇，后来几乎都被充公挪为他用。在菊儿胡同，和尚们被赶出叫“圆通寺”的喇嘛庙，很多百姓搬进来，包括王兆新的父母。同时，无产阶级群众被鼓动占领富人宅第。此前，菊儿胡同的私人院落中有宽敞明亮的天井，但在1950和1960年代，多数院子中挤满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从前只住一户人家的四合院成为20多户人家的栖身之所，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之后的20多年中，众多北京城门被拆毁，随之是壮丽的城墙——它有些部分高达40英尺。1966年，王兆新是六岁的小学生，他参加儿童志愿者工作队，帮助拆毁了离菊儿胡同不远的一部分明城墙。1969年，“文革”期间，为了修地铁站，附近的安定门被拆。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约有五分之一的老北京已不复存在。
　　
　　1987年，王兆新的弟弟在北京一家饭馆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几个月后，这个18岁的年轻人被和面机轧断了右臂。在那之前，王兆新开始做小买卖，希望能在新市场经济中立稳脚；他不得不考虑他弟弟的状况而选择贩卖什么商品。水果和蔬菜太重，而卖衣服需要两只胳膊量尺寸和折叠货品。烟比较轻，所以王家兄弟决定卖烟。
　　
　　1990年代和2000年后，当王家兄弟在菊儿胡同卖烟时，房地产开发商卖掉了大半个北京，部分因为当地政府部门自房地产开发中获利。当一个胡同命定要被从城市空间中抹去，它的房子和墙上就被涂上个被圆圈围着的斗大的汉字，如无政府主义者涂鸦中的“A”：“拆”。当房地产开发商在城里猖獗横行，这个汉字成了一个符咒——北京的艺术家们戏仿它，百姓们开着“拆”的玩笑。在“W.C.俱乐部”， 王兆新常说，“我们住在拆那儿。”听来有点像英文词“China”。
　　
　　与我认识的很多北京人一样，王兆新务实，脾气好，不感情用事。他的慷慨大方尽人皆知——街坊邻居们送他个昵称“王老善”。他给“W.C.俱乐部”烧烤活动出了不少力，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他常说，政府迟早要在这个区拆更多房子，但他从不谈论将来。在“拆那儿”住了四十多年已让他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久。
　　
　　（出自《读库》0702，有删节）


《读库》主编张立宪谈本文作者：

作者彼得·赫斯勒是美国人，在三峡移民区生活多年，跟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两年前在美国出版一本书，名曰《River Town》，轰动一时。我找到他，本意是约他写些关于这本书背后的故事，但这个工程较大。后来听他说，他还是《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便先跟他要了一篇纽约客风格的文章，就是这篇《胡同儿因缘》，顾名思义，就是一条北京小巷的生生世世。此间多次承担我们联络人的黄小邪姑娘将其译成中文。对了，彼得另一部关于中国的作品是《Oracle Bones》，也很了不起。

小小的我

名校蛀虫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能够和爱的人生活的热爱的地方从事热爱的事业了，看到这样那样的文字描述生活在北京的故事，我心里顷刻间就涌动幸福的感觉，胡同，我也会在这里生活的，有一天，不久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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