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5岁那年的仲秋里（应当是1961年），父亲厂子里一辆胶皮轱辘的大骡车，拉着我家的全部家当离开了西直门内的八个门胡同，咕咕噜噜的走上了通往城外的土路。我家的全部家当仅占了半个车厢，我趴在一床半旧的棉被套上，兴奋得东张西望着，母亲搂着一岁的弟弟满脸期冀的安坐在车厢后部，父亲和车把式走着热情的聊着什么。仔细回想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当时不记得从那条路拐上了西行的阜外大街的土路上，但清晰记得阜成门的城楼矗天般高耸在护城河边。

    骡车拐上阜外大街的土路后，最先看到时的是路北的一个卖羊肉的铺子，记得那时大人让去买羊肉时都说：去，上羊肉杠子买两毛的羊肉馅。到现在也没明白羊肉杠子的由来。羊肉铺子西边是一家食品店，食品店的玻璃很大，后来得知人们管这家店就叫大玻璃，仔细回想店的本名应当是“田园恒”或是“天元恒”没有“大玻璃”的叫法。再向西近挨着“大玻璃”就是一家百货商店，店名记不得了。西侧挨着百货店的是一家卖冷食的酒馆，记得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初，散装啤酒大多都是在这家酒馆排队等候买来的，每人都是拿着一到两个暖水瓶，散啤打满后人们一脸满足感的回家了。

    骡车再向西行约200米就是一家规模很大的蔬菜副食品店了，记得大家都管这家店叫“大葫芦”，本名是什么到现在也是不清不楚的。小学一同学的父亲在这家店上班，当时人们都很羡慕，估计是因为可以多打几俩芝麻酱什么的。还清楚的记得上小学三四年级时，看到店里有一位皮肤很白，眼睛特大的年轻女售货员，觉得这人特漂亮态度也特好，每次去买东西都想看看她。到现在我都感念她对我的照顾，大约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下雨天去买带鱼，好像是一人只卖三斤，三毛八一斤，正好她售货，买了三斤后用细缗（细草绳）系好走了，等快到家时一看，本来系好的好几条带鱼，怎么就剩下三条了，现在想想一定是因为下雨急急忙忙往家走，草绳系的不牢，丢了。不敢回家了，慌慌张张跑到还在卖鱼的大眼睛售货员柜台前，哀告着说带鱼给称少了，没想到的是大眼睛什么也没说，把我手里的带鱼要过去再加上几条，称了三斤给我，记不得当时说了什么感谢的话了，只记得可以安心回家的心情了。事情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每每想起她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想想漂亮的大眼睛售货员现在应当是六旬有余了，真诚的祝福她健康长寿！

   “大葫芦”西侧与之隔一条胡同的是一家豆腐作坊，作坊的南墙外侧砌着半人高水泥抹面的池子，每天上午都有马车停在池子边上，装卸工穿着长筒雨靴站在池子里，抡起长柄大铁锹撮起池内的豆腐渣扔到马车厢里。冬天豆腐渣冒着热气飘散着豆腐的香气；夏天豆腐渣的酸腐气味熏得路人掩鼻疾行而去。紧邻豆腐作坊西墙的是一家木箱厂，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木箱厂的厂门口两侧的墙垛子上架起了一座可以放光辉的毛主席像，这令我们刚刚上二年级的孩子们称羡不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那座毛主席像的技术含量太高了。木箱厂西边200米处就是我居住了23年的阜外北街109号院门口了，院门口直对着的是一家很小的酒馆，里面香肠小肚的肉香令我这寡油少脂的少年不知垂涎了多少日月......。还记得小酒馆到了山里红收获的季节，就在酒馆的东侧支起芦席棚子来卖山里红。大概是四年级的时候，109号院了的七八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孩们结伙去偷山里红。当时卖山里红的一般都是一个老售货员，柜台分成内外两组，外边柜台上的笸箩里放的是一般山里红，里边柜台的笸箩里放的是更好一些的，我们拿5分钱卖里边的，几个人一块挤在外边柜台前，把书包放在肚子前，等老售货员回身去称山里红的时候，大家立即抓两把外边柜台上的山里红快速放到书包里。殊不知买的没有卖的精，虽然老售货员回身称里边的山里红，其实他一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外边柜台的买东西人的一举一动，原来里边柜台对着外边立着一溜大块镜子，从镜子里老售货员把我们抓山里红的行动看的清清楚楚，老人家顺手抄起一把长把鸡毛掸子，一个健步跨到了柜台外边，倒举着掸子一通乱抽，我们立即鸟兽散流窜于大街小巷之中，其中一个陈姓的同学逃窜至阜城门下时被老售货员擒获，被擒后一个不落的把我们全招认了，晚上各家都传出孩子屁股被饱揍时的嚎叫声。

    骡车进了109号院门口，前院的走道两侧有着几排房子，中间是父亲的工厂，往里走到最后一排房子前车停了。我和弟弟怯生生的看着高大的房子，母亲高兴地和前来看望的街坊们打着招呼，很多人在帮助卸车。我们的家安置在了109号院的最北侧的房子中，从房子的南窗远望，一眼就可以看到院门口的小酒馆。在这里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的时光，走过了小学、初中、高中、服役、工作、成婚、生子的人生路程，她是我不能忘怀的初长成的暖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