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怀念杜润生，其实是怀念敢于改革的精神
怀念杜润生，其实是怀念敢于改革的精神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驾鹤西去，享年102岁。网上掀起了追忆热潮，追忆的不仅仅是当年“包产到户”制度，还有他“农村改革之父”的身份，归根结底，人们怀念杜老的，其实就是那种勇于改革、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精神。
回顾杜老的一生，虽然有大起大落，但是他是坚定的求是主义者，用实践去发现、分析和解决农村的问题，像诸多老一辈忠诚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一样，务实进取，真正将人民的利益摆在最前面，即使在文革当中遭受冲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饱含热情，尤其是农村和农民依然一往情深。“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人们从他的观点中可见：一生农民代言，始终与中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和农民命运水乳交融，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守着黄土地却吃不饱饭的命运，也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打下基础。
回顾历史，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调离农村工作部门。从此20年与农村经济无缘。不过，杜老并没有停止对农村改革的深度思考。他一生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家、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又是一场政治变革。改革，有利于人民的改革，中共体制内的有识人士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杜老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众所周知，改革总不是一帆风顺的，而真正实事求是地实践农村路线，解决人们吃饭的问题，在当年保守守旧的氛围下，改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79年春，在时任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安徽省早已试验包产到户，但是包产到户并未成为主流。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但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困难是很多的，仅仅是“包产到户”制度，一位同志在开会中，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然而，杜老不认同。当时，王任重，华国锋、李先念等决策层都不赞同或者表态含糊，杜润生只能争取到坚守改革的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同志的支持，最终说服大多数本来持有不同看法的干部、群众。后来杜润生感慨道：“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改革维艰，改革维难，并非一句空话。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作为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1981年，由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参与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得以结束。由此开始，中国农村改革全面开启。
包产到户能在全国顺利推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农村改革成功，大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积极性，证明了党内改革派以及杜老高瞻远瞩的眼光如此敏锐。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尘埃落定，当年的农村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但是事物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剧，农村同样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农民土地荒芜、农村精神萎靡，农业生态恶化等事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杜老的精神遗产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用实践和调查的思维来提供解决的思路。
总之，人们怀念杜润生，其实是在怀念他实事求是、敢于改革的精神。如今，国内外的环境早已变得异常复杂，如果说当年只是解决吃饱饭的问题，如今却是吃饱饭后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尤其是国家如何富强繁荣，政府如何清廉为公，人民如何安居乐业等等，困难可谓不小。面对千万种艰难困阻，必须用改革的精神和魄力去闯关，同样需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精神，唯有实事求是的改革，反映人们呼声的改革，才让国家发展的步伐更加敏捷，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驾鹤西去，享年102岁。网上掀起了追忆热潮，追忆的不仅仅是当年“包产到户”制度，还有他“农村改革之父”的身份，归根结底，人们怀念杜老的，其实就是那种勇于改革、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精神。
回顾杜老的一生，虽然有大起大落，但是他是坚定的求是主义者，用实践去发现、分析和解决农村的问题，像诸多老一辈忠诚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一样，务实进取，真正将人民的利益摆在最前面，即使在文革当中遭受冲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饱含热情，尤其是农村和农民依然一往情深。“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人们从他的观点中可见：一生农民代言，始终与中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和农民命运水乳交融，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守着黄土地却吃不饱饭的命运，也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打下基础。
回顾历史，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调离农村工作部门。从此20年与农村经济无缘。不过，杜老并没有停止对农村改革的深度思考。他一生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家、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又是一场政治变革。改革，有利于人民的改革，中共体制内的有识人士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杜老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众所周知，改革总不是一帆风顺的，而真正实事求是地实践农村路线，解决人们吃饭的问题，在当年保守守旧的氛围下，改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79年春，在时任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安徽省早已试验包产到户，但是包产到户并未成为主流。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但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困难是很多的，仅仅是“包产到户”制度，一位同志在开会中，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然而，杜老不认同。当时，王任重，华国锋、李先念等决策层都不赞同或者表态含糊，杜润生只能争取到坚守改革的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同志的支持，最终说服大多数本来持有不同看法的干部、群众。后来杜润生感慨道：“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改革维艰，改革维难，并非一句空话。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作为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1981年，由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参与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得以结束。由此开始，中国农村改革全面开启。
包产到户能在全国顺利推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农村改革成功，大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积极性，证明了党内改革派以及杜老高瞻远瞩的眼光如此敏锐。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尘埃落定，当年的农村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但是事物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剧，农村同样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农民土地荒芜、农村精神萎靡，农业生态恶化等事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杜老的精神遗产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用实践和调查的思维来提供解决的思路。
总之，人们怀念杜润生，其实是在怀念他实事求是、敢于改革的精神。如今，国内外的环境早已变得异常复杂，如果说当年只是解决吃饱饭的问题，如今却是吃饱饭后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尤其是国家如何富强繁荣，政府如何清廉为公，人民如何安居乐业等等，困难可谓不小。面对千万种艰难困阻，必须用改革的精神和魄力去闯关，同样需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精神，唯有实事求是的改革，反映人们呼声的改革，才让国家发展的步伐更加敏捷，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
